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6年），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是一座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
万字照壁
乔家创业始祖乔贵发，出身贫寒，幼时父母双亡，被舅父收养，期间他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几年后，乔贵发能自立时，便回到家乡乔家堡村独立生活。但因贫苦无依，生活一直过得窘迫困顿。他常听村里的人们谈论祁县旅蒙商的故事，不禁对那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商旅生活充满了向往。清乾隆初年，乔贵发为了获得尊严，改变现状，愤然离乡，寻找新的生路。
乔贵发当时选择“走西口”。他跟随当地的旅蒙商队自祁县出发，从“西口”出关后，进入蒙古地区，他先在萨拉齐镇的老将营村的一家当铺当了伙计。乔贵发结识来自山西徐沟县大常村的秦肇庆，二人倾心相谈，皆有力图长远发展的想法。他们开始做老本行发豆腐和生豆芽，生意红火后再开粮店和草料铺，生意做得特别顺利，收入可观。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们利用所赚的资本，开设了客栈，为过往旅蒙商队的客商提供上等食宿，不久又开设杂货店，为商队备好出发前所携带的物品，二人经营决策沉着谨慎，待人接物诚实公平，引来更多的旅蒙商队前来购物，生意蒸蒸日上。
随着包头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还利用自己充裕的资金开始涉猎银钱和典当行业。在生意兴隆之时，乔秦二人为他们在包头的商铺创立了字号——广盛公。广盛公的生意一度做得很顺利，获利颇丰。
乔家在不断发展包头商业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恰克图边境贸易市场。嘉庆末年，乔家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茶庄——大德诚茶庄，总号设在祁县城，主营三和茶与贡尖茶。此后，乔家又开设了大德兴茶庄，总号仍设在祁县城，主营茶叶，兼营汇兑。
乔家的大德诚、大德兴两大商号服务周到，信誉卓著，茶叶商品货真价实，在市场上非常畅销，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生意十分兴隆，乔家由此赚得丰厚利润。
同治十二年（1873年）随之包头的街道也初步形成。同治十三年（1874年），土默特旗毛岱官渡口被冲毁，官渡也移驻包头南海子，所有西北皮毛、河套粮食通过这个水旱码头通行天下。乔家此时在包头广开“复”字号，在包头市场独占鳌头。这一时期，是乔家商业稳步发展的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俄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治元年（1862年）又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清政府不仅为俄商增加了通商口岸，而且允许俄商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乔家的茶叶生意一度面临危机，但其茶庄还兼营汇兑业务，在茶叶市场萧条之时，乔家将茶庄的经营重点转向票号业务。
光绪七年（1881年），乔家在中堂、保和堂、德星堂合股已开设了大德恒票号。光绪十年（1884年），乔家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票号。这两大票号分别在全国各地设有二十多处分号。光绪年间，乔家在祁县增设亿中恒钱庄；在归化城开设法中庸钱铺；在太原开设晋泉涌钱铺；在太谷城开设恒豫钱铺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社会时局动荡不安，腐败的清政府抵抗不力，致使黄海、辽东、威海等战皆以失败告终。所幸当时包头等地因地处偏远，社会经济未受到太大影响，乔家商号的资本积累仍在不断增长，成为票号得以发展的坚实后盾。乔家票号的掌柜们审时度势，灵活调度，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最终使票号在面临国难多事之秋安然度过。
甲午、庚子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使中国被掠夺赔款6亿5千万两白银，许多商埠的经济受到重创。而清政府的赔款行为反而给票号带来汇兑官款的商机。乔家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的掌柜都很善于结交官吏，凭着与清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使票号汇兑官款的业务量大增。这一时期，乔家票号发展达到极盛时期，大德通、大德恒一度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两大票号，乔家也一跃成为山西乃至中国商界的佼佼者。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在乔致庸手中，乔家的事业比起乃祖乃父时候有了极大拓展，先是由“复盛公”派生出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复盛西面铺等商号，“复”字号商业金融集团成为了资力最雄厚，连号最多，声势最大的一个商业组织，下属的众多店铺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渗透在各行各业里，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
用人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
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
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用人之道：
善于用人是乔致庸成为商界翘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阎维藩原来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因为帮年轻武官恩寿升迁垫支银两而被人告发，他因此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下定决心离开蔚长厚回到家乡谋求新的出路。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商业奇才，便派他的儿子准备了八抬大轿和两班人马在阎维藩等待在阎维藩回乡的必经之路上。见到阎维藩后，致庸之子又让阎维藩坐在轿子上，自己骑马陪伴在旁边，并说明这是家父特地嘱咐的，阎维藩对此非常感动。阎氏来到乔家后受到了致庸的盛情款待，致庸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的经理。阎氏深感乔家的恩情，当即表示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从担任大德恒票号的经理以来，乔氏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兴盛，可以说没有阎维藩，就没有乔氏的商业帝国。
结官之道：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
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时，便与乔家的两大票号交往十分密切。乔家位于的山西祁县处在川陕去京城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左宗棠在路过祁县时，特意去拜访乔宅。在和乔致庸交谈时，左宗棠一直强调，自己在西北取得的功绩离不开乔致庸两大票号的全力支持。
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听说山西的商人在全国都因富裕闻名，便要求晋商出钱帮忙组建舰队。乔致庸的票号捐了10万两白银，李鸿章从此也对乔致庸刮目相看。
人际关系：
先辈
祖父：乔贵发
父亲：乔全美
同辈
兄长：乔致广
妻儿
乔致庸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
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