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们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李银
创建于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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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想不明白,衡阳作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到底招谁惹谁了?突然被所谓“独立新闻评论员”的郭松民之流推上了风口浪尖,接二连三地经受着一轮又一轮网暴!

被网暴的结果,是筹拍近10年,投资数亿的抗战题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本来是为了给湖南第三届旅发大会在衡阳的召开预热的,却不得不因此下架。一些以衡阳抗战为主题的旅发项目也不得不因此大打折扣。

难道真的是衡阳的政府和人民错了?

抱着这个疑问,特意“百度”了郭松民,在他的“阵地”上转了一圈。这一转不要紧,真的吓出一身冷汗!

他对“抗战”似乎特别留心,相关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对抗战题材进行评判。我们略举几例来看看:

评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卫者、受害者、胜利者——这就是抗战中的国民党?》)“存在严重缺陷”:“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直接的目的(或者说主题)应该有两个”:“第一,提醒世人,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总结未能阻止大屠杀发生的历史教训。” 粗看起来,这两个责问都没毛病,由不得你不认可。但作者的笔锋却令人匪夷所思。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说,需要警惕的“死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比如在中国南方一座曾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里,一种可以被命名为‘地域性法西斯主义’的病毒正在肆虐。暴徒们公然歧视、排斥、甚至当街殴打讲普通话的内地人,抢劫、焚毁和‘中国’有关的机构和店铺。我们不难判断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搞种族清洗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东方之珠”的暴徒们是可恨的,不但应该“警惕”,而且应该清除;但这跟日本军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些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动的?如果不是,放在这里作例子,是不是告诉人们要“警惕”的是“中国的军国主义”?巧妙地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转换成对“地域性法西斯主义”的仇恨。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更巧妙。将南京大屠杀归结为:“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能有效保卫南京?”确实,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实行“攘外而必先安内”的绥靖政策,先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寇的入侵东北采取不抵抗主义,将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东北军撤入关内,拱手把东北送给了日寇;接着又于1933年5月,跟日寇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从而使华北门户洞开。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的步步退让,助长了日寇的侵略野心。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已是1937年12月。一年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东北军和西北军首领捉了起来,经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平解决。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一致抗日。自此,国共两党及各地军阀武装都决心放下内部恩怨,一致对外。正是因为有此前提,1937年7月7日,面对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但当时的中国积弱已久,加上连年内战,在军力上与日寇相差甚远。南京大屠杀之前的“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22万人,伤亡9万余人 ;中国军队投入73个师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 。这次会战,中国虽然战败了,但挫败了日军“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共党员、资深外交官、国际法泰斗厉声教曾客观地评价:“淞沪会战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重大作用。此后八年间,日军陷入泥沼般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最终被彻底击败。尽管如此,淞沪会战最终还是以上海和苏杭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的沦陷而告终。”

而郭松民则在其《四行仓库参观记》一文中,极尽讽刺之能事:由谢晋元团附在战前致“吾妻”凌维诚的一封信,推而广之为“虽然国军将领一般的不太能打胜仗,但写家书的本领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将他们安慰家人、誓死报国的真情表白,讥讽为“写家书的本领”。

又从评论相关电影《八佰》入手。1975年台湾版《八百壮士》中,林青霞曾扮演过夜渡苏州河送青天白日旗的杨惠敏。因此“在她的《窗里窗外》一书中写到,几十年后来到上海,蓦然回首看见四行仓库上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由得一阵锥心之痛,泪眼迷离。”这不过是林青霞触景生情而已。郭松民却硬给人家戴上一顶“民国范儿”的黑帽子:“她之感到心痛,无非是因为青天白日旗被五星红旗取代吧?”进而将其为英雄痛惜的爱国情绪阐释成为“他们所恋恋不舍的中国就是指‘民国’。如今,‘民国’被共和国取代了,这令他们难以释怀。”一棍子就把她放在对立面,打入了冷宫。

最后,郭松民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顽强抗战,连同整个淞沪会战,评价为:“四行仓库之战,就是这一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体现。这场战斗,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也没有达到蒋介石所期待的外交目的,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几十万官兵的牺牲,经他这么轻描淡写几句,便被一笔勾销了!

淞沪会战后,日军迅速向临近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军已兵力凋零,退守绝地,被迫在12月12日匆忙突围撤退。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南京大屠杀,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0余万人。

对日寇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郭松民不加谴责,却谴责起了保卫南京的国民党军。这无异于对一个被强盗杀害家人的家长说:“谁要你没用,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他们死得活该!”分析“既不能保卫南京,又不能撤退民众”的原因,问责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是应该的;但不能不清算外敌入侵并屠戮平民的滔天大罪吧!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图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才发动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87年,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1874年进攻中国台湾,被中国军队击退。1879年,日本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1876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朝鲜,被中国军队挫败。日本见时机还不成熟,便疯狂扩军,并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大批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经过18年的准备,1894年,日军突袭朝鲜成功,向中国不宣而战。于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将满清政府好不容易通过“洋务运动”积攒起来的北洋海军全部摧毁。满清政府被迫与其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

从此,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府混乱,民生凋敝;日本则通过对中国及周边附属国的掠夺,把自己养得胆肥体壮,加速着以战养战、蚕食中国的侵略进程:

1900年秋,乘机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瓜分中国;

1904年春,在我国东北与沙俄进行了日俄战争,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大连、沈阳;

1910年8月22日吞并了朝鲜;

1914年秋,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之名义,侵入我国胶东并与英军一起攻占了青岛,随之日军又占领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区;

1928年夏,为支持我国北方军阀,阻止北伐军而出兵占领济南;

1931年秋,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数年之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四省……

可见,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一以贯之的。近代以来,不管中国政府是谁在主政,它都从来没停止过其阴谋。即便是到了今日,它的贼心不但仍然未死,而且还在加紧推行1887年制定的“大陆政策”:

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大多数是在侵华战争(1931-1945)及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及三万名台湾高砂义勇军等日本兵。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尽管中方一直坚决反对日本政要参拜,敦促日方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但日本政要却置若罔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参拜。每年的8月15日前后,众多的右翼分子更是集聚在靖国神社内外企图复活军国主义。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可日本政府却通过防卫政策称“将与中国就钓鱼岛长期对立”,并进行了实质性的侵略: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直升飞机场。1990年、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相继设置灯塔。2023年11月1日,日3艘船只和数艘巡视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但日本却对这块曾经在嘴里含过的“肥肉”,依旧恋恋不舍,明里暗里耍尽阴谋诡计。“台独”势力的坐大和台海问题的久拖不决,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支持和插手是主要的外部因素之一。2022年7月以来,日本政府官员和政客屡次炒作涉台问题,煽动“台独”势力。甚至明目张胆地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最近,据日本共同社“独家消息”称,日本拟增设北海道、香川、高知、福冈、长崎、宫崎、冲绳7个道县的5座机场和11个港湾。该项计划,是赤裸裸在做对华战争准备。

同时,日本更是对中国进行疯狂渗透。根据报道,日本在中国建立了269个商会与会所,并在中国经营着128家独资或合资的医院。此外,日本还控制着489个网络平台。教育领域同样受到了日本的关注,中国目前有137所只接收日本学生的日本人学校,这些学校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墙深院,不受中国政府管制。所采用的教材也是日本的。他们的教材掩盖事实、篡改历史,将“南京大屠杀”篡改成“南京事件”;把当年的侵略中国说成是因为日本经济太困难,如果不去侵略就无法生存,反而会被殖民。这些学校,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的教育需求,还可以理解。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办学,却可以不接受中国的管制,就不可理解了。日本情报机构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各种情报搜集工作,其行为十分猖獗。

曾经公开报道的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有:2005年,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未经中国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中国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用GPS测量仪器和动态差分测量技术测量、采集中国境内的大量地理坐标数据,已经可以将数据精确到20至50厘米,完全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严格禁止的。2010年,高桥定等4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2016年,我国安全部门捕获了一名日本间谍。此人伪装成游客,在温州的一个岛上对军事设施进行非法摄影时被当场逮捕。2015年以来,我国成功抓捕了17名被称为“日本王牌间谍”的人员。其中一位被誉为日本顶尖间谍的阿尾博政,他在我国潜伏了37年,盗取了超过150份重要情报。

已经暴露的被日军收买的汉奸更是触目惊心!2020年,中国破获的大量非法侦查案件中,有超过半数与日本人有关联。据著名的网红教授郑强透露,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被日本官员出重金企图策反。2022年2月21日,我国破获了一个跨国间谍网络,其中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董郁玉被揭露为网络的核心成员。2024年7月,身居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高位,顶着国家留学基金委艺术类评审委员、文化部职称评审专家光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余协伟终于被查,他曾与吴勇、吕旻、吕敬人等,将病态的日本文化元素,以插图的形式编入人教版教材中,被人民群众发现才得以暴露。

而收买中国的网络大V进行舆论操作,目的在于改善日本的形象同时抹黑中国。这更是日本的常规手段。据日本外务省公告,自2008年至2018年,累计招聘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达到个人93名、小组83名、会计176名之多,赫然在册的就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贺方卫。《新周刊》杂志副主编,中国少年作协主席蒋方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学研究所所长何兵。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共识网》专栏作家荣剑。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马立诚。南开大学教授、《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熊培云。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新京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叶匡政。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会兼职研究员,中国律师观察网创始人,法律学者赵国君。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财新传媒编委段宏庆。他们或美化日本,强调中日友好关系,为日本的劣迹辩护,如马立诚的《脱离反日》《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何兵《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荣剑《中日关系三问》等,这类“媚日”言论比较明显,大家还容易辨别,因此市场不大。上述被聘请的“公知”之所以被外务省“曝光”,可能就是因此被日方抛弃;并藉此扰乱中国的意识形态,形成草木皆兵的局面。

最易蒙骗群众、蛊惑人心的,是一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爱国”者。他们或以怀旧方式批判社会阴暗现象以抹黑现实中国,煽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转移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注意力;或借批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虚化历史,抹黑过去中国,掩盖日寇的侵略罪行,麻痹人们的斗志;或给挖掘抗战历史、宣传抗战精神的人士冠以“果粉”“民国遗民”的名头进行诋毁、打压……

而郭松民更是比他们都聪明。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他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三论国家公祭日:必须总结南京沦陷的教训》中明确地说:“国民党和国军不能冒充英雄,更不能冒充受害者。他们对南京的沦陷、南京市民遭遇的惨祸负有重大责任。”“国民党在南京保卫战中犯下的所有错误,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没有得到任何改正,在抗战结束前的豫湘桂战役中,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或者将矛头转移到美国头上,通过大量篇幅论证《没有美国的纵容,就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之所以说郭松民很聪明,是因为他的“抨击”与“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事实。不去细究,会让你觉得他三观很正,看问题比你还尖锐。他运用文革期间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术,可谓炉火纯青。利用国共两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矛盾,给反对他的人扣上一顶大帽子。他在《国军抗战境界之蒋介石:要想活靠美国》一文中挑事说:“从本质上说,这场重新评价国军抗战贡献的运动是政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好家伙,谁肯定国军的抗战,谁就是反对共产党!这谁还敢作声啊?于是,所有媒体都噤若寒蝉,只能听他一本正经地满口胡诌!如不知,国军也是中国人;何况当年的抗战,也是共产党促成的统一战线下的全民抗战。何来一谈国军抗战就是“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呢?共产党如今的执政中国,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破坏民主,发动内战,而最终被人民的军队所击溃所获得的,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世界所公认。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除非有谁去肯定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那才是“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此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用心何极毒也!

不可否认,当年的国军是存在消极抗战的问题,郭松民的抨击,也不为过。但问题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却云淡风轻,一笔带过。比如他在《日本有没有可能再发动一次侵华战争?》中,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日本现在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我看过一些报道,日本的男人不结婚,在家里抱一个充气娃娃,日本的老龄化非常厉害,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日本右翼搞复活军国主义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要批判,但是你要说日本想复制全民侵华的美梦,这个没有可能性。”这不是无视日本的阴谋行径,给中国人灌迷魂汤么?

如此一来,就不难明白郭松民为什么要跳出来针对衡阳了。因为围绕衡阳保卫战开展的“长衡会战”,是抗战后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其规模甚至比“淞沪会战”还要大,还要残酷。因为日军投入的兵力比淞沪会战要多,达36.2万人;而中国军队却比淞沪会战要少,才25万人。衡阳守军更是不足一个军,才17800余人;可他们硬是凭借粗陋的工事和顽强的意志,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寇47天,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根据日方截至7月20日的记载,此期即伤亡19286人。虽然后期半个月的情况不明,但日方称此战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旅顺之战”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夺取沙俄占据的旅顺要塞,投入13万兵力进行强攻,历时135天,伤亡5.9万人。可见这次伤亡也当在五万左右。战后,日军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此战与其它一般战场尤为不同的是,它除了守军第10军官兵的英勇抵抗外,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衡阳人民的抗战。守军营长蒋鸿熙的日记中明确记载有“与守军数量差不多的当地民工”,参与了修筑工事、运送弹药,甚至直接参战。日寇投降后,衡阳人民为了争取政府的支持,重建被炮火摧毁的家园,向国府呈文:

“窃维抗战八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惟衡阳一役。衡阳以地居形胜,为用兵所必争。湘北四次会战揭幕后,长沙转进意外迅速,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壮烈、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不徒予后方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军毫无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并世各盟友,咸晓然于装备最劣之中国,仍足以担负牵制日军之任务,而集中兵力解决欧洲轴心国家。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8万人;烧毁房屋4.5697万栋、摧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万余亩、损失财产822.04亿余元。论功侔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诸德之汉堡,尚有过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理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认灾情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如是惊人损失,究为何事而牺牲!今者白骨成山,掩埋未竣;流亡载道,抚辑乏术。废墟固无力兴复,流血流汗之将士及义民,事过境迁,大众渐忘其辛劳与痛苦,此衡阳人民所以有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之呼吁也。”

因此,衡阳被命名为抗战纪念城,是衡阳人民和英勇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丰碑。而在日寇心里,则无异于是他们的耻辱柱!

确实,此战的结局令人唏嘘,对方先觉的为了7000伤兵免遭日寇屠戮而最后选择了有条件投降之举,一直存在争议。但郭松民之流抹杀衡阳抗战功绩,讥讽衡阳为“投降之城”,要求衡阳人民将“衡阳抗战纪念城”推倒,与之划清界限。这无疑是对抗战烈士的最大侮辱!对衡阳人民的最大侮辱!

而你若真以为郭松民针对的是方先觉的“投降”,那你又错了。对没有投降,慷慨赴死的国军将领,他一样地嗤之以鼻,毫不客气。他在《国军抗战境界之蒋介石:要想活靠美国》中,评价牺牲在前线的张自忠将军等:“对他们来说,既然抗战必败,那么抗战的最高境界就是牺牲,我死给你看!用死来证明中国人不会屈服。”

因此,在他的笔下,你死也不是,活也不是,错在不该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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