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诗经.常棣》
父母养育我们姊妹5人：大姐、大哥、二哥、我和妹妹。大姐生于1958年农历九月初三，属狗；大哥生于1963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属兔；二哥生于1965年农历十月二十，属蛇；我生于1968年农历七月二十九，属猴；妹生于1971年农历三月初八，属猪。其中我们兄弟3人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农村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举国上下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所以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但是广大农村生产力仍然十分落后，物质依然极度匮乏，尽管饿死人的现象基本绝迹，但是吃不饱肚子仍是农村普遍存在的最大问题。民以食为天，为了能够让一家人吃饱穿暖，在以村民小组——生产队为生产单元的体制下，我的祖辈和父辈长年累月就在那并不肥沃的土地上出力流汗土里刨食。
我的祖父弟兄四人，祖父排行第二，因为自小患有眼疾视力不好，所以我们家在这四门当中是日子最穷、生活最困难的一家。小时候奶奶经常对我们说：她们一家四口（爷爷、奶奶、姑姑和父亲）在饥荒之年差一点饿死。母亲来到我们家后，随着我们姊妹五人的先后出生，结束了我们家“寒门小户”的窘境，至少给我们家带来了人丁兴旺的蓬勃气象，我想这无论对于爷爷奶奶还是对于父母，都是他们觉得充满希望的一件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随着我们先后长大乃至时至今日，我们姊妹5个都没有什么作为和成就，但是我们兄弟姊妹从小都对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之心，兄弟姊妹之间也从小就有一种朴实深沉的手足亲情。打我记事起，我们就经常跟着父母走进田间地头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在起早贪黑含辛茹苦的劳动中，培养了一家人同甘共苦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小时候我们家很穷，穷的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白面馍，穷的一年到头只有过春节了父亲才会赶集买上1斤多猪肉掺着白萝卜剁成饺子馅吃上几顿饺子，穷的我和二哥都上初中了还曾经穿过打着像A4纸一样大小的补丁的裤子，穷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家连个雨伞都没有，我们冒雨上学都是头顶着一小块脏兮兮的塑料布。尽管如此，我们的童年一样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们姊妹5个，全家9口人，父母和爷爷在生产队劳动，奶奶在家里做饭，一个由几间草房子构成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糠咽菜相濡以沫，曾经带给了我们家的无限温暖和童年的无比快乐。
大哥比我大5岁，二哥比我大3岁，虽然他们仅仅比我大3、5岁，但是却比我懂事的早、懂事的多：懂得家里的困难、父母的艰辛，比我更能够体谅父母、更能够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和分担劳动。农村有句俗话“小子孩儿不吃十年闲饭”，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约八九岁年纪吧，就经常和二哥一起去井台上打水，我们小心地把水桶扣在井绳底端的铁链子上，缓慢地把水桶放至十几米深的井底，两个人分立在辘轳绞把的两侧，双手吃力地绞动辘轳把水汲出井沿。抬水的时候二哥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每次在我们把扁担放在肩上准备起身的瞬间，二哥都会把水桶向自己的方向挪动一点，以便减轻我的受力重量，这个动作有时我看到了，更多的时候二哥是趁我不注意偷偷为之，因为如果我发现自己占了二哥的便宜，总是坚持要求把水桶放在扁担的正好中间位置，今天回忆起来二哥的这个小动作，我仍然会唏嘘感慨良久，我想这才是兄弟之情的应有之意吧！我们踉踉跄跄把水抬进厨房，合力把水倒进水缸，奶奶坐在我们家南屋的门台上看着这一切，脸上会浮现出满足的笑意，总是心疼我们并劝我们歇一会再抬。稍大一些我们就学着挑水，担不动满桶就担半桶，更多时候是我们轮换着一人担一段距离，对这些劳动，我们都是争先恐后，从来没有互相推脱逃避和拈轻怕重。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细枝末节，感到这种兄弟之情是多么珍贵。
农村最忙的时候是农历4、5月份收麦种秋和8、9月份收秋种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收时节我们帮着父母割麦、捆扎、装车、运送、打麦、晒场，麦子晒干扬净后很快就是种玉米以及锄草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作为农村孩子我们有切身体会。秋天地里的农活就更多，掰玉米、剜红薯、砍秸秆，以及犁地耙地、拉耧播种等，断断续续要忙上一个多月。尽管我和二哥通过上学后来陆续分配了工作离开了农村，但是几乎农村的所有农活儿我们都参与过。当然收麦也好、收秋也罢，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劳动，最辛苦最劳累的是父母。那时候机械化还没有普及，除了耕田耙地借助牛马驴骡以外，其他几乎都要靠农民的双手，稼穑的辛苦非身体力行者难以真正理解和体会，我印象很深的比如割麦：正是五黄六月天气，骄阳似火，酷热难当，作为农民面对已经成熟即将收割的黄腾腾的麦子，一方面充满收获的喜悦，更多的是却是紧张和忙碌：俗话说“麦熟一晌”，麦子往往在一夜之间甚至是一阵风吹过就迅速熟透并且必须立即开镰收割，如稍有迟滞不及时收割，略有风吹草动麦穗就会自动落下造成粮食浪费，况且天气对小麦收割影响很大，如果不巧赶上阴雨天，只能眼睁睁看着金贵的小麦发霉变质，因此勤劳的农村人在收麦季节总是披星戴月紧锣密鼓以求颗粒归仓。我印象中父亲总是头戴一个破草帽用来遮阳，母亲总要随身带一个破手绢用来擦汗，二老每个人一趟割过去总要把持十几垄麦子大约接近2米宽，而我和二哥我们一个人一次最多把上三、四垄，既是这样我们还是被远远落在后面。父母在割麦时候总是蹲下身子手脚并用，连续收割大半晌时间既不说话也不抬头，只听见用镰刀割断麦杆发出的那种特有的、很有节奏感的沙沙声，而我们总是弯着腰，割不了几分钟就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就要直起腰休息一会，父母也许是顾不上，也许是心疼我们，所以对于远远落在后面的我们很少督促和责怪。割麦这种又苦又累的滋味虽然一年只有一次，并且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却令我终生难忘。相比而言，收秋种麦拉的时间要长些、农活儿也更多更零碎，但秋天的田野里也有更多的乐趣，劳动的空隙我们最喜欢在刚刚深耕过的松软平整的土地上翻筋斗或者比赛摔跤之类，喜欢弄些玉米的秸秆点起火来烧烤红薯，喜欢捉蚂蚱喂家里养的鸡子，喜欢爬树摘油红发亮甜丝丝的柿子。回想起来平时我们最经常干的农活是割草喂猪，夏秋两季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要擓着篮子去地里割草，二哥虽然仅仅比我大3岁，他却很快会割的满满一篮子，并且把篮子塞的特别瓷实，再多上一小把都塞不进去，沉甸甸的我擓都擓不动，而我却很长时间篮子怎么也割不满。
父母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很重视教育。到了上学的年龄，及早把我们送进了学校。可喜的是，两个哥哥都是力争上游的好少年，思想品德端正，学习成绩优秀，家里堂屋两边的墙上，贴满了“三好学生”、“学习标兵”、“优秀少先队员”等各类奖状，大约有三、四十张，其中得奖最多的是大哥，其次是二哥，我的奖状好像只有1到2张。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总要仰脸对着这些奖状端详很长时间，并且面带笑容对我们兄弟的成绩啧啧称赞。虽然大哥从小学到初中，德智体全面发展，学习成绩遥遥领先，但是阴差阳错，大哥高考却名落孙山，这也是大哥和我们家的一大遗憾。二哥是学习不怎么努力，但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的人，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二哥的学习天赋很快展露了出来，他的同班同学、尤其几个教师子弟，甚至学校的老师，都对二哥的学习天赋有点羡慕嫉妒恨。那时候密县二高算是新密的最高学府，每年招收高一新生只有4个班160人左右，全县能够考上二高的初中毕业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二哥初中毕业后于1981年顺利考入密县二高。
高中的三年对二哥来说也是特别艰苦的三年。那时候二高采取封闭式管理，高一和高二学生每月回家休息2天，高三学生连这2天休息日也保证不了。二哥每月的生活费大约5元钱左右，吃饭是从家里拉点面粉到学校换成粮票，把家里给的现金到学校膳食科换成菜票，中午汤面条是2两粮票再加5分钱一碗，早饭和晚饭都是馒头、稀饭，蔬菜一般是1到2毛钱一份，这样的价格一直到1985年我到二中上学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印象中二哥在学校很少买过菜，每到月末回到家里，奶奶就弄些自家的黄豆炒熟，和着辣椒放点食盐在蒜臼里捣碎，装进两个玻璃瓶子里让二哥带到学校当菜吃，后来我来到二高读书，也同样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3块5块钱对很多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但那时候家里就连这几块钱的生活费也拿不出，有时候二哥不忍心问父亲讨要，就问母亲看能不能给他1、2块钱，而母亲手里更是连1分钱也没有，母亲后来多次给我们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都很内疚很心酸，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二哥读高中这三年虽然我们见面少了，但我能够理解和体会二哥在学校的艰苦和俭省，因为我在二高就读的几年，差不多也是忍饥挨饿节衣缩食度过的，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两年，我常常不敢放开肚子吃馍，那时候2两粮票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如果放开吃，我觉得一顿我可以吃4、5个，可我有时连吃2个馒头都不舍得，为了省着点粮票菜票，我常常从家里带馍带咸菜。那时候二高除了学生食堂，还有一个教职工伙房，教师伙房的伙食标准要比学生食堂高很多，极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也可以到老师伙房买饭吃。有一次我站在教师伙房的门口，想张望一下教师伙房的伙食，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厨师围着蓝色围腰正在把油锅端下灶台，他瞟了我一眼对我说：“刚炸的甜油角，又焦又香又甜，买一个吃吧”，我站在原地没有动也没有应声，就这1角钱1个的甜油角，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舍得买。从我的这些经历，我相信二哥在学校比我还要节俭和艰苦的多。
三年的时光匆匆而过，1984年秋，二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航空工学院零件铸造系航空铸造专业学习，当时在二高的名次我记得大概是第24名，因为每当录取工作结束，学校总要按照考试成绩把学生的录取情况用红纸黑字张贴在醒目位置。84年9月的某一天，六叔和大哥把二哥送到郑州火车站，十八岁的青春少年，自己背上母亲给他缝制的被褥行李，就南下求学了。那时候的高考，是真正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没有一定的天赋和特别的勤奋，是考不出那样的成绩的。二哥从小学到高中，没有复读过一次，而很多人为了高考得中，复读过一年、二年、三年的大有人在，我们所认识的学生当中，曾经有人为了高考复读过七、八年之久。二哥考上大学，无疑是我们全家很高兴的一件喜事，是二哥靠自己的努力为父母争了气、为我们家争了光，为此父母还在村里为乡亲们演了一场电影以示庆贺。那时候我大爷（爷爷弟兄4人，大爷排行老大）大约七十多岁了，还拄着拐杖来到我们家，高兴地说二哥中举了。二哥考上大学这一年，我还在初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管二哥在高中期间也经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话来鞭策我好好学习，但其实并没有真正使我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二哥考上大学对我是个无声的激励，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才真正回心转意浪子回头，在复读了一年之后好不容易考上了新密二高。大学4年，二哥经常会给家里写信，也会给我写信，我和妹妹有时经常给父母读二哥的来信，每次听我们读完二哥的来信，父亲总有种恋恋不舍意犹未尽的样子，对个别不太理解的语句还要我们给他复读一遍或解释一下，当我们稍微表现出一点不耐烦的情绪，父亲就会很生气，带着遗憾和感慨的口气说这是几千里地寄回来的啊！二哥是个脾气有点执拗、说话不太注意方式的人，有时寒暑假，二哥在家偶尔也会惹父母生气，但只要开学回到学校，就会很快会给父母写信悔过和道歉。
上大学后二哥还需要父母供应，但是因为二哥学习优秀，基本每个学期都会评上奖学金，所以父母的负担也明显减轻，这也更加坚定了父亲供我读书的决心和信心。父亲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砸锅卖铁挖地三尺也要供应你们上学读书。在二高考上大学的感召下，我在英语考7分、数学考12分的基础上开始奋起直追，终于在1985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密县二中。我上高中的四年，二哥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学习，我也经常会去学校教导处的窗台上看看有没有二哥的来信。记得二哥大学期间的某个暑假，骑自行车送我去二中上学，走到一个上坡的路段我们下了车，二哥停下来严肃地对我说：“父母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供应我们上学，到学校不好好学习就是一种犯罪！”，“将来不管本事大小、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记住孝顺父母！”。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二哥的这些话我到现在仍言犹在耳，二哥的教诲使我从来不敢忘记并努力践行。
1988年二哥大学毕业，那时候国家包分配，二哥直接被分配到位于河南西部灵宝市的原属航空航天部的124厂二分厂工作，这是一家有着相当规模的以生产战斗机机载设备为主的军工企业，对外名称为国营新卫机械厂，下属一个总厂和三个分厂，散布于灵宝的大山深处。二哥把自己的行李和生活用品直接托运到厂，回家休息了几天很快便报道上班了，我记得二哥当时的通讯地址是河南省灵宝县2号信箱213车间工艺室。在二哥的影响鞭策下，1989年我考入河南省南阳粮食学校文秘专业学习，入学那天二哥把我送到了学校，并帮我办理了入学手续。我在南阳上学期间我们经常通信联系，信中除了指导我学习和做人，二哥还经常写信的时候，在信纸中间夹上十斤、二十斤粮票或三、四十元钱，那时候还实行粮食计划供给制，每个学生每月好像是发给28斤河南省流动粮票，二哥是怕我在学校吃不饱肚子。我忘了是大哥相亲的时候，还是二哥考上大学后，在新郑县买了一件黄白相间带里衬的麻服西装上衣，二哥一直舍不得穿，我去南阳上学的时候二哥给了我，那时候这应该是比较高档的一件衣服，我穿上这件西服走在校园里，似乎感觉到其他同学好像会投来羡慕的目光。1990年的暑假，开学前几天我坐火车去找二哥，我们当晚从灵宝坐火车去夜爬华山：10点半左右在华阴站下车，大约夜里11点多来到华山脚下，第二天凌晨4点钟左右爬上了东峰等待日出。在游览了北峰、西峰、南峰等之后开始下山，我们第一感受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两条腿累的不听使唤，好在我们坚持了下来，当天傍晚又回到了二哥的厂里，这是我们兄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结伴旅游。
大约1993年秋，父母为二哥在老家操办了婚事。婚后为了生活方便，二哥托人把二嫂调到了124厂二分厂的厂办医院。为了办理嫂子的调动，我曾经2次乘火车去到厂里帮助送达相关手续资料。其中一次在总厂办好了手续，我和二哥爬到总厂旁边的一个山梁上，我们肩并肩坐在山顶，望着远处苍苍茫茫连绵起伏的群山、山脚下鳞次栉比的楼房、袅袅升起的炊烟、厂办学校隐隐约约传来的读书声，畅谈着我们今后的理想。二哥结婚前，住在二厂的单身宿舍楼里，房间不大，中间的过道上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大部分家庭或者单身职工都是在过道上靠墙放着一个煤球炉子，下班后就在窄窄的过道上烟熏火燎地做饭，当时我也曾经感叹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实在简陋，内心真希望国家应该改善这些军工企业科技人员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二哥结婚后，搬到了厂办医院二楼的一个小套间，比单身宿舍的空间稍微宽敞了一点，但也仅仅是一小间宿舍，不像单身楼里那样拥挤，我去找二哥的时候还要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打个地铺。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厂里的大喇叭会准时播放浑厚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职工们就踏着着这很有激情、很振奋鼓舞人心的乐曲三五成群地走出生活区前往车间上班。1994年我侄子出生前后，二哥把母亲接到了厂里照顾二嫂也是打地铺一个多月。侄子断奶后二哥二嫂曾经把侄子让父母在老家照顾了大约一到两年的时间。哥嫂回来带侄子去灵宝生活的时候，侄子抱着他爷爷奶奶哭闹着不肯，二嫂对妈说“我妈立功了，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还不会走路，现在我们的孩子会到处跑了”。
大约1995年冬或者是1996年春，二哥在厂里上班期间突然晕倒。先后到郑大一附院等医院复查后，确诊为脑部肿瘤，当时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1996年农历5月29日，87岁的奶奶寿终正寝。当年秋天，父亲对我家的老宅进行了改造，盖起了现在的三间机瓦房。第二年即1997年的农历4月22日，父亲因为肝硬化腹水，撒手人寰。从1995年底到1999年上半年，将近4年的时间，二哥多次往返于灵宝和郑州之间，进行检查和治疗。大约96年春夏之交曾经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进行了检查，当时二嫂陪同去的北京，听二嫂说因为手术风险太大，医生不建议进行手术，无奈回到郑州153医院做放化疗治疗。在153医院放化疗期间，我也曾经在医院陪着二哥治疗，病情好转后二哥曾经又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一段时间。97年到98年，随着病情的反复，二哥二嫂多次奔波于郑大一附院、郑州153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有好几次都是哥嫂准备从灵宝回来的前一天，给我打电话，我第二天一早赶到郑州，然后我们一起去医院寻医问药。大约1998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放化疗，二哥的病情愈发严重，最后基本双目失明，那时候124厂在郑州南三环附近已经建起了新厂，工厂正在陆续搬迁。二哥也报了安置房，车间主任徐国良把二哥新房的钥匙交给了我，我思考之后最终把钥匙交给了二嫂。徐主任把钥匙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对我说：考虑到小马身体不好，你哥分配的是4楼，我专门把你哥的房子调到了一楼。
听闻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有一个民间中医，我租个小三轮车找到了他。老人屋里屋外挂满了全国各地患者送的锦旗。我放下礼品简单叙述了二哥的病情，这位个子不高、当时大约有70岁的所谓民间名医，就在自家十分凌乱的的屋内和院里抓了点草药塞给我，回来的路上我紧紧地攥着这些草药暗暗祈祷：希望上天保佑让我二哥药到病除。可惜的是，这些草药也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这位看似神圣的民间中医，也没有治好我二哥的病。后来我们还打听到一个偏方，说是农村灶屋里炊烟熏在墙上和梁上的烟灰用开水冲沏，我也曾尝试过喝过一口，味道又苦又怪，十分难以下咽，二哥在生命的后期，经常强忍着一次喝一大碗。万般无奈之下，我也曾给河南的有关新闻媒体打过求助电话，但是记者并没有来做采访，也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帮助。到1999年农历的6月初6日，我的二哥永远离开了人世。
从96年到99年那几年是我们家最难过的几年。4年中间奶奶、父亲和二哥先后去世，对我们家是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后来我常常想：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亲我、最心疼我的人，父亲是我最应该感恩和报恩的人，而二哥是最不应该英年早逝的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二哥的去世尤其是对母亲的打击更大。有段时间二哥和二哥的儿子，以及我的女儿都在老家，六十多的母亲要照顾他们三个人吃喝拉撒，母亲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我很难想象那时候母亲有多少次在夜晚泪水打湿了枕头。二哥最后一年左右的时光，主要在老家由母亲照顾，二哥就在现在我们家那所瓦房西间靠门口的地上，铺了被褥，因为母亲扶不动二哥上下床。99年春天有一天，母亲给二高包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二哥吃了以后说“母爱大于天啊！”。那时候基本是听天由命了。
二哥去了，年仅34岁。正是他干事业的时候，也正是他生命最旺盛的季节，却撇下了年过花甲的母亲，撇下了他不到6岁的儿子，撇下了他的兄弟姐妹，撇下了他留恋的工厂和同事。二哥的去世，是对我们家前所未有的极其沉重的重大打击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如果二哥不出意外，那么二哥今年都59岁了，临近退休的年龄，在他们厂里，也算元老级的人物了。郑州距离新密近在咫尺，二哥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望我们的老母亲，使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二哥在他生病之前也多次说过等他们厂搬到郑州了要接母亲去一起生活。二哥是个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人，言传身教一定也会使他的儿子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兄弟尽管都没什么本事，但是那种深厚的兄弟之情无疑足以使我们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更觉得温暖。二哥生病那几年，厂里正准备提拔他任车间主任，厂里也正在筹备申报评定高级工程师，但是这些对二哥来说都错过了，也没有意义了。
兄弟如手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多种，我觉得除了父母子女之外，兄弟之情应该是最真挚最深厚的。农村常用“打断骨头连着筋”形容兄弟情谊，况且我们兄弟之间从小到大从未闹过纷争。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割草喂猪，二哥在割满自己的篮子后还会帮我把篮子割满，他并没埋怨他的弟弟偷懒耍滑；我们一起走很远的夜路去看大戏看电影，为了让个子稍矮的我能够看到，看电影的时候二哥总会想法让我站在他的前面，有时候还会用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跟着奶奶或母亲走亲戚，一起去春天的麦地里挖野菜；冬天的晚上我们一起围坐在小煤炉边烤火取暖聊天，夏天的晚上我们一起在打麦场上追逐乘凉；白天我们一起上学或劳动，晚上我们挤在一个被筒里一起睡觉；我们一起拉楼播种小麦，一起捉蝼蛄逮蚂蚱，一起去小河沟里捉鱼虾掏螃蟹......记得我大约8、9岁时，有一次我们在临村武庄的水坑里洗澡，二哥为了让我学会游泳，一边用双手托着我的腹部，以增加我身体的浮力，一边向我传授技术要领，一会自己给我示范，一会让我趴在他的背上，他尝试背着我游。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这种快乐和满足，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2023年，我偶然刷到了一个灵宝朋友拍摄的关于124厂的小视频，看着曾经熟悉的地方，我禁不住悲从中来，不知不觉泪如雨下。有时我想：老子曾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心底善良、宽厚仁慈的人，为什么我的二哥会如此短命？！“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心不可知，天道不可问，我想不出答案。
二哥中等身材，身高1米7左右，我比二哥高1到2厘米。从小二哥长着一张四方大脸，胖嘟嘟十分招人喜欢。二哥天庭饱满、五官端正，鼻直口方、浓眉大眼，皮肤白净细腻，头发乌黑浓密。二哥性格沉稳，做事谨慎，不喜欢夸夸其谈，遇事有主见。二哥不但知识渊博，专业突出，而且善于钻研、动手能力很强，是个心细手巧的人，家里的电线开关、家具农具等坏了，二哥总能够修理的既美观又好用。二哥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经常在缝纫机上自己动手制作鞋垫、衬裤等等，而我却一样也不会做。二哥有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习惯，特别爱干净，特别讲卫生，总爱把屋里收拾的一尘不染，东西归置的井井有条。二哥不嗜烟酒，参加工作后曾经偶尔抽烟，但是后来很快戒了，并且也经常劝我戒烟。二哥从不打牌更遑论赌博，从不接近他认为不该接近的场所或人事。二哥吃苦耐劳，十分节俭，记得我12岁那年，干娘给我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作为我12岁完锁的礼物，母亲让我让给二哥穿，二哥经常舍不得穿，上学的路上总把这件衬衫搭在自己的左胳膊上。二哥对父母很孝顺，也经常督促我学习，希望我好好学习为父母争光。二哥喜欢体育运动，尤其喜欢打乒乓球。二哥嫉恶如仇，多少带点固执和倔强，很有正义感，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敢于丝毫不留情面。二哥学习和做事特别认真，记得上初中时候，有次在上学路上捡到了大约二三十元钱，回家后交给了父亲，而和他结伴而行的有十来个同学却都没有看到。还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我家里卖猪，收猪的贩子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家一个拐弯的亲戚，那时候用的都是老式的杆秤，加上天已黄昏，在抬起、称重、放下的瞬间，他趁我们不注意迅速把秤锤向前做了移动，这个小动作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收猪的贩子说出重量后，二哥揭穿了他的把戏，坚持让重新称重，再称果然少算了十来斤，父母当即就对那个亲戚翻了脸，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斥责，使那个亲戚当时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两个人面红耳赤陪着笑脸忙不迭地给父母道歉。
我十分怀念二哥，也十分怀念小时候的那个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尽管那时候很穷，但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温暖、真的幸福。最近留心观察农村老人过世的葬礼，我发现现在真正因为父母的辞世而哀哀欲绝的人已经很少了，甚至可能有的人对自己父母的去世连一滴眼泪也不曾掉过。有个词叫做如丧考妣，我不知道对于父母的离世自己抱着自然而然可有可无这种态度，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我只能说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奶奶离开我已经二十八年，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七年，二哥离开我也已经二十五年了，而我在奶奶、父亲、二哥先后去世二十多年后，有时想起他们，还会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黯然神伤甚至泪流满面。“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我在世间想念二哥，我想二哥在另一个世界也同样挂念他的弟弟，因为共同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塑造了我们相似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质，培养了我们彼此无比深厚的兄弟感情，希望能有来生，我们还做兄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