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谏太宗十思疏》
文武
《谏太宗十思疏》这篇文章，十六岁时在学校学过。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教授这篇文章，由于年龄大了，身份变了，阅历多了，境遇有了极大的不同，感悟亦有了大不同。
融儒道法家之精髓 集为与不为之智慧
魏征除了直谏敢言的诤臣形象名扬千载外，他还不愧为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谏太宗十思疏》在规劝太宗皇帝居安思危、慎始敬终的字里行间，充分融合了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为太宗皇帝提供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劝谏以德治国。疏中提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君主德行的积累密切相关。君主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德行来感化和治理百姓，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
劝谏遵从法制。疏中提到“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这一观点体现了法家的思想。法家主张法治国家，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建立在一套公平公正的法律体系之上。君主在施恩或施罚时，应该慎重考虑，避免因为个人喜好或情绪而做出不公正的决策。
劝谏无为而治。疏中提到“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这一观点体现了道家的思想。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最好的治理方式是不过度干预，让事物按照其自然规律发展。君主应该以无为的态度来治理国家，让百姓自发地遵循道德规范，实现社会的和谐。文景之治时期黄老思想的贯彻，是无为而治的活教材。
表面看起来，道家和儒家，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似乎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在德化和无为问题上，两家却有着许多契合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这里面除了德化外，就暗含国君应该做自己该做的，而不必事事躬亲，越俎代庖，该有为时有为，该无为时必须无为的思想。
这也正是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最可贵之处，他不是把三种思想割裂开来，而是不露痕迹、水到渠成，自然交融。他的“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就脱胎于老子《道德经》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自古以来，中国的君主们都非常重视勤政。他们认为，一个君主应该勤于政事，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繁荣昌盛。然而，勤政真的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吗？勤政并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是把双刃剑。
勤政的确有很多优点。勤政而爱民，礼贤而下士，察纳雅言，从善如流，确实能够使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他积极采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的建议，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严格选拔官员，注重农田水利建设，使得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勤政措施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勤政的君主能够深入了解国家的情况，及时处理国家的事务，有效地治理国家。正如古人所说：“君主勤政，天下太平。”一个勤政的君主能够关心民生，推动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勤政也可能导致皇帝过分亲政，事必躬亲，从而导致皇帝过于劳累，无法全面了解国家大事。同时，皇帝在勤政的过程中，可能会过分依赖自己的判断，忽视了身边大臣的意见，导致决策失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崇祯皇帝在位期间，他非常勤奋，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然而他过于刚愎自用，疑人而用，反复无常，不信任身边的大臣，使得国家政治陷入混乱，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勤政有时也会导致国家过分重视体制建设，而忽视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王莽及杨广是其典型的代表。王莽新政，不能说不伟大，甚至给人穿越的感觉，他的政策甚至有一点早期社会主义的意味。但他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他过于注重政治改革，忽视了经济发展，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民生凋敝。最终，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杨广也是一位勤政的君主，他开启三省六部、科举取士之先河，奠定了一千多年封建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但他同样过于注重政治建设，忽视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大力修建宫殿、运河，耗费国家大量财力人力。同时，他实行严酷的刑法，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导致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他的统治也以失败告终。
鸣琴垂拱，不言而化，是一种理想的治理状态，是对领导者的一种期许。作为领导者，应当懂得信任臣子，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不是事必躬亲。同时，也要善于倾听意见，避免刚愎自用，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为政以德”，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
总之，《谏太宗十思疏》让我对“鸣琴垂拱，不言而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愿当今时代，各个单位的领导都以此为目标，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凝神聚力，打破形式主义的勤政的桎梏，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事业和生活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