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乃将直流电从放电相反方向通过,借以激活蓄电池中活性物质恢复放电功能。当今社会,万事均离不开“充电“二字:手机要充电,汽车要充电,人亦要充电。
一个人,若忘了“充电”更新自我知识和技能,或“充电”更新自我知识和技能不足,便失去了持续“放电”的功效,成为现代新经济形态层出发展的“剩余”。
之所以如此言说,源于我接了一个城市的劳动力研究课题。此一城市不算很大,属国内Ⅱ型大城市,常住人口280多万人,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男16~60岁、女16~55岁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却高达66.17%,劳动力总资源可谓富足有余(一般认为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55~65%较为合适),人口再生产红利不言自显。近10年来,该城市经济(GDP)以10.25%的年均递增速度加快发展,然而,吸纳的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就业仅以年均3.07%的速度递增。城市经济(GDP)每递增1个百分点,带动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就业仅递增0.31个百分点,由此引起该城市适龄劳动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适龄就业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比率)由60.27%降至了57.63%,就业弹性由正向拉动转入了负向下行加大偏离,适龄劳动人口剩余率由39.73%扩大至42.37%,成为了游离于劳动市场之外无缘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剩余劳动大军。
一个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城市,何以带动不了适龄劳动人口实现充分就业?何故?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随着分析研究的深度推进,方知,皆因适龄劳动人口忘了“充电”备份,或“充电”备份不足,无以接续自我“放电”,成为了劳动市场的“剩余”。
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已从孕育转入成长发展阶段。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加速重构,大数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深度融入实体经济,新的经济形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已被新知识红利、新技术红利、新技能红利、新观念红利所替代,新经济增长对劳力要素投入大幅减少,将适龄劳动人口无情地“挤出”劳动市场成为了“剩余”。近些年来,随着大数字、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农业、工业、金融、餐饮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产业活动所需劳力资源已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产业成长吸纳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已现下降趋势。该城市劳动力研究结果显示,10年间,在城市全部就业人口中,集聚于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从21.16%和20.28%降至了13.48%和14.44%,平均每年下降了0.77个百分点和0.58个百分点,现出了适龄劳动人口结构性“剩余”的显著特征,适龄劳动人口结构性“剩余”已贯穿现代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的全过程。
其次,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交替出现。一方面,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亦导致单位产品所需劳动力投入减少,在既定产出条件下将适龄劳动人口“挤出”劳动市场之外。另一方面,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反过来又释放出新的补偿效应,使得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显著降低,刺激了人们增加对产品的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社会扩大生产不断增加新的供给,并要求人们适时提供、补充具有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等新一代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适龄劳动人口满足其社会扩大生产的需要,无形中将知识老化、技术落代、技能过时、观念陈旧等存量适龄劳动人口“排斥”在劳动市场之外,导致了劳动市场处于“需求”与“排斥”交替互动的状态,催生了知识性、技术性、结构性剩余适龄劳动人口的出现。当今职场乐见“35岁现象”,便是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释放补偿效应的最好折射。35岁年龄段适龄劳动人口,多为走出校门步入劳动市场不久且具有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和积累一定劳动经验及创新、创业性强的现代新型高素质劳动人口,亦是推动现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形态层出发展极具活力的劳动要素及动能所在,素为现代新经济形态层出发展所青睐,其经济活动参与率高居各年龄段适龄劳动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之首。该城市劳动力研究表明,在城市适龄劳动人口中,30~39岁年龄段适龄劳动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达79.58%,经济活动参与人口占城市经济活动参与总人口比重由28.93%提高至32.31%;而40~59岁年龄段适龄劳动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则从72.46%降至了69.96%,成为了适龄剩余劳动人口的主体。
所以,适龄劳动人口知识性、技术性、结构性“剩余”,乃当今新经济形态层出发展的必然产物,亦是新经济形态演变发展的长期趋势。故此,“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地掌控时间,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成为了2023年的高考命题。
一个适龄劳动者,在新经济形态层出发展的背景下,若满足于现状,忘了适时“充电”、“备份”自我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或“充电”、“备份”自我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不足,便会成为时代变革发展的“仆人”而“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