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亡说。
靖难之役二百多年后，由张廷玉主编的清修《明史》中載：
“乙丑，燕兵犯金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或云：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从云南到广西，诡称建文帝，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獄，阅四月死。”
前一段是“焚死说”，后一段是“出亡说”。关于焚死、出亡两说，正史《明太宗实录》认定“焚死说”，清修《明史》则莫凌两可，未作定论。但建文帝在城破前就已出逃，从明代起就在民间流传，并被一些朝野人士釆辑入集，广为传播。万历年间《致身录》、《从亡随笔》两书闻世。《致身录》作者史仲彬，从洪武末自已进翰林院写起，至洪熙元年赴云南見到建文帝为止。《从亡随笔》作者、翰林院编修程济，则从南京城破写起，直到建文帝被迁入大内供养为止，记录朱允炆到过何地、做过何事等，都是第一手资料，给人以很强的真实感。
当时各地记录建文帝出亡一事的民间资料众多，大都认为建文帝並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综合这些史料叙述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逃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并且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打开这个红色宝匣，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別写着“应文”“应能”“应贤”，还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看后叹息一声：“莫非皇祖早知今日，又或者运数使然，尚复何言？”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髪，換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願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願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願意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确定由九人前往鬼门，朱允炆带着一些人就从鬼门出了宫。什么是鬼门，实际上按现在的故宫来说，就是北门，南门是正门，上朝都走正门，人若死了要从北门抬出去，走鬼门。还有一批人从御沟水关出走。建文帝带了一批人到神乐观，看见一只船在岸边停着，岸边有个神乐观道士叫王升，他一看建文帝来了，说皇帝万岁，我在这等候你了，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头天做了个梦，太祖托梦让我今天预备好船在这等您。这时候正是傍晚时分，与水关逃出的人就在此会合，从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二人开始流亡生涯。建文帝出宫后初欲往云南避禍，随从的人说：“不如往来名胜之地，东西南北，皆可为家，何必一定去云南？”罢议，为避人耳目，留下七人以师徒相称，保护建文帝。余人隐姓埋名，再订会期，大哭一场，就此分别。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臂力的六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到了吴江县的史彬家中。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都星散。十月来到襄阳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大家商议后便决定前往云南。程济《从亡随笔》记载，说建文帝出逃跟随的共二十二人，左右不离者三人：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使叶希贤、以及他～翰林院偏修程济。传递情报、负责后勤者六人，化名为马先生、云和尚、云门僧、瓜葛翁、者补锅、东湖樵夫。
由于长期的野外生活，建文帝身心疲惫，脸色憔悴，面容桂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害怕被人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極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很严。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
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买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迫近，便口述流亡经过，由程济笔录，当时取名《从亡传》，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登上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強饭，精爽倍常。于是随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史彬家中，这时史彬的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帝也。史彬绝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过，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询问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终老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接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接位，十年后英宗接位。皇帝巳经換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天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赋诗，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呑声哭未休。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首诗中，不难体会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个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恩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建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和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押解回北京。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元君生于洪武十年，现在是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和尚被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獄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祕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歺，吃了鵝，一片肉掉在地上，你手里拿着壺，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痣，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流涕，不敢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所述建文帝出亡史事，好像有点像神话小说，不少人对某些情节提出质疑，故史事没有为所有人完全信服。但最早肯定“从亡说”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记述：“正统元年（1436）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乎寺僧，谓曰｀我建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1574）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載此事，但先朝古老相传，建文帝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一诗，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之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写诗进览。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在明代中后期，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載，虽然叙述不尽相同，但都肯定建文帝“出亡”一说。
三、出亡穹窿山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