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高中同学50年前的相识
2024年6月的同学聚会，注定是一场非同凡响的学友汇集。
作为当年同学中的翘楚和人才精英，五十年后的于洪治、季加孚、朱德智、顾卫星，莅临此次同学聚会，无疑使呼市二中高中十班柴门有庆、蓬荜生辉。
大家借以抒怀、追思之情，聚集呼市二中校门外拍照留影；虽然校门的门卫，将我们这些芊芊学子拒绝入内，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溢于言表、直抒胸臆。
合影完毕，大家徒步走向会餐之地——中山东路《蒙达宾馆》。
选择此地作为会餐之处，我并不以为这是主持人的刻意选择，但是背景的内含却是精邃富赡。
作为海外归来的于洪治，神色略显黯然地说到：“这个餐厅的地方，曾经正是我家的位置”。
也许同学们面对于洪治伤感，有些困惑不解或者不以为然，我却是真真切切地知晓它的内幕和缘由。
《蒙达宾馆》的所在地，本是“内蒙古新华社”的原址，1984年3月拆迁后，才建起了《蒙达宾馆》。
“内蒙古新华社”是于洪治1970年随父从北京调到呼市的栖身之地，他伴随父亲的六年生活，此境此地、点点滴滴，可谓铭记于心。
1974年的高中十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同学形成了志趣相投、爱好相近的小团体。张蓉老师的话：“二人小集团”。于洪治和季加孚、乔国治和王国强、靳小宁和贺立新、郭燕和王呼萍、张好音和郑嘉黎。他们这些“小集团”往往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于洪治和季加孚、靳小宁和贺立新，加上乔国治，放学和假日之时，他们的聚集地始终围绕着“内蒙古新华社”的办公楼和家属区。这种形成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初中和高中同在一个班级。
“新华社”，在公众的认知里 “听不闻其声，名不见经传”，只是一个小小的新闻机构。岂能料到，“内蒙古新华社”这个在中国北方内陆省份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里，一个不足50人的机关单位，七十年代同时成就出两个正国级名人（刘云山和田聪明），这恐怕在中国的各级机关和各个时期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经常光顾和驻足新华分社办公楼和家属院的常客，历经大约六十余年的时间，使我身临其境、见闻习染地感觉到了那里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氛围和气息。不光是知识内容的传播，还有那些政治敏感事件的独到见解和超常评论。
最令我神往和震撼的是，摄影记者和文稿编辑们，随身携带的的记者证、出入证。上衣口袋插着两只钢笔，和他们办公桌上堆积、散乱的稿纸。盖有红色印戳的内参文件。进口的各样照相机、广角镜头，直冲屋顶的投影冲洗设备，在我的眼里都是那样的新奇和神秘。
新华社机关食堂的第一厨
（画家根据民国时期“麦香村”厨师形象：贾富官）
让我有理由和机会走进“内蒙古新华社”的第一人，就是机关食堂的厨师贾富官，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父亲。抗日初期随军驻扎山西 “克难坡”给阎锡山做过厨子，抗战胜利后入股归化城（呼市旧城）大南街的知名饭庄“麦香村”，兼做主厨，1962年经新华社社长师海云亲自挑选，调入机关食堂做厨师。
当时食堂施行的订餐制（饭前预定，每人根据吃的饭菜收取现金、粮票。机关食堂就餐人数较少，外人经厨师许可，也可就餐）。于洪治、靳小宁及其家人，基本上都在机关食堂就餐，我也不时凑到这里吃饭；我猜测季加孚和贺立新也曾品尝过他的手艺。
时至今日，于洪治谈起贾富官做的山西面食“羊肉臊刀削面”，依旧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台湾在1977年成立绥远同乡会，会长李啟元（原籍凉城县、曾是“麦香村”股东）创办《绥远文献》。对“麦香村” 的人物轶事有过文献记载。解放前的1945年，在归化城大南街知名饭庄“麦香村”做主厨的贾富官，名录其中。
两位正国级干部刘云山和田聪明
1976年夏，田聪明（前排右一）内蒙古新华社记者刘野（前排中）、刘云山（前排左）在内蒙古博物馆前留影。
1974年冬天第一次见到刘云山和田聪明，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回想起来他们那时真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那天新华社汽车从锡盟拉回来些整羊，大家帮着往下搬运到机关食堂。隐约记得身材较瘦的大高个（田聪明）十分卖力，刘云山怎样的表现，一点也想不起来。
后来田聪明住进办公楼里，刘云山搬到了家属院，而且经常在食堂吃饭，我才熟悉起来。当然，在人家眼里，我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是不入眼帘的（能调到新华社自然是高人一等的）。
我觉得刘云山话少，待人低调，感觉他总是在听别人谈话，自己很少插嘴；倒是他的妻子李素芳，性情外向、为人坦诚，曾经给贾富官的儿子介绍对象，虽未成功，但是积极热情。
我不止一次欣赏刘云山在新华社的采访材料，文稿字体清冽优雅、娟秀端凝。
入主京城做了领导，依旧时有故土重游，待人谦逊有加。
田聪明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那口巴盟话，他常调侃自己是“捅牛屁股的”。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1975年的冬天，大家围着食堂里的火炉闲聊，炉子上摆放着人们的搪瓷茶缸和用餐饭盒，贾富官给炉子添加煤炭时，需要掀开炉盖，炉盖上的茶缸和饭盒，影响到了他的操作。贾富官在几次告知无效后，一怒之下用煤铲将茶缸和饭盒，掀翻在地。
众人见此情景，缄口无声，一个个凝神闭气走出了食堂。田聪明却一个人留下，用扫帚将散落地上饭粒、茶梗，打扫干净。并且好言规劝贾富官消气、息怒。
田聪明的宽厚、容让，机敏终于给自己的仕途，迎来一线生机。1980年在自治区第一书记周惠的亲自点将，田聪明赴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周惠秘书，政治仕途一路飙升2000年任新华总社社长、党组书记；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刘云山和田聪明，二人从农村家庭出身，偶得机遇踏入新华社大门，脚踏实地从普通记者做起，一路走来挣得人生辉煌。真可谓“寒门出贵子，锦鲤跃龙门。”
靳小宁的父亲靳力行
1977年冬新华社记者在分社门前大街留影，前排右起为凌海、靳力行、张玉林，后排右起为刘云山、申万起、田聪明。
靳小宁家里排行老大，还有一弟一妹。只有她的相貌、秉性、睿智与父亲最为相像。
靳力行时任新华社领导，兼农牧组组长，他就是上衣口袋里插着两只钢笔的那种让我羡慕的记者形象。我并没有感觉到他有那种领导的架子。
有一次我问起上衣口袋插着两只钢笔的事，他解释说，一只是油笔、一只是钢笔，油笔为了速记，钢笔可以誊抄。
让我最佩服他的一件事，大概是1973年贾富官在新华社家属院空地种一片麦子，因为浇灌用水方便，生长茂盛。靳小宁父亲说这块地有9分，能打麦子大约240斤左右。等到秋天收获之后，贾富官从郊区脱粒回来上称结果，收获246斤。
靳小宁家的邻居雷润明，山东人，新华社的采编主任，平时待人和蔼、性格温顺，我曾多次向他讨教、咨询，有一次竟然对我大发雷霆。事情的起源是新华社的一个年轻记者张玉林，看见我经常在机关食堂吃饭，讽刺我贪占公家的便宜，怎样向雷锋学习的？
我听后很生气回敬他一句，雷锋也在食堂里吃饭啊，再说雷锋的事儿也不一定都是真的。在一旁的雷润明突然对我大发雷霆：“雷锋的事迹千真万确，没有一点假的，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大概是看见我被骂的一脸懵像，靳小宁父亲告诉我，雷锋事迹就是雷润明亲自采访、报道出来的，当时雷润明是辽宁省新华社的副社长。
1963年3月29日，周恩来阅览雷锋日记（身后为雷润明）
我估计，靳小宁的父亲1974年亲赴农村，当面挑选时任公社报刊通讯员的刘云山和田聪明，借调到新华社协助工作，这绝对是他一生中可以引以为傲的辉煌篇章。虽然雷润明也为此协调、疏通，做出过艰辛的努力，但是在一年后二人转为新华社正式员工，新华社职工的调换、调动，人事关系都是北京总社垂直领导和管理，没有靳小宁的父亲的认同，也是绝对办不成的。这里面虽说体现了靳力行的成就，但是对于刘云山和田聪明说来，更是鱼跃龙门的惊鸿一跳。甚至都可以这样说：没有靳力行的提携，哪有刘田二人的辉煌？！
于洪治的父亲于英士
1959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视察密云水库工地。于宏治的父亲作为记者。
于宏治的父亲，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央领导人的随行人员，那是政治上可靠，个人品行正派、家庭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无瑕疵，采编业务过硬，身体健康的工作人员。
在新华社的记者里，编辑、摄影的顶尖人才并不少，但能像于洪治父亲能阅读英语新闻电讯稿件，擅长编辑、摄影并具备能长跑、游泳体能运动的人，可算非同一般（陪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游泳）。
我对新华社的理解，于洪治父亲等人在新华社重要的岗位，就是编写、上报《新华社内参》，反映内蒙地区的现实问题。
《新华社内参》是党中央和领导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1949年9月22日，新华社根据中央指示正式编写上报《内部参考》，刊登记者反映的国内外重要情况，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于洪治的父亲在76年底，调回北京，不久到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任职。1985年国家成立由副总理谷牧任组长，父亲任副组长而负责全面调研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1987年于洪治的父亲发表了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于洪治的父亲退休后，受聘于北大旅游地理专业，成为博士生毕业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
2023年于洪治的父亲去世后，于洪治的网传悼文：
“许久以来，我都在想怎么评价与父亲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亦父、亦师、亦友。正因如此，当他离开我时，我也越心痛!
所幸他授我读书和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让我受益终生，並传授给了我的孩子们，我也在努力践行做孩子们的朋友。”
我的感觉这不光光是儿子悼念父亲的那种离别思念之情，更多的是对于严父提携幼子和人生引导、仕途指路的长者，或者亲力亲为、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深切肺腑之言。
2024年6月的同学聚会，于洪治、季加孚、朱德智、顾卫星，四位途径万里、疏离京城、远道而来，给同学们带来的惊喜，会场内主持人徐步兵声情并茂、真挚感人的开场白，引得全场同学热情洋溢、笑颜逐开；随着茅台酒和季家果酒摆上酒桌，众人交杯换盏，觥筹交错，酣畅淋漓。季加孚不愧为灵毓秀豪，酒酣耳热之时，把酒持螯、放歌纵酒；一曲蒙古情歌，响遏行云，更是把气氛推向高潮。乔文礼不胜桮杓，行走趔趄，步履蹒跚，更把场景烘托到极致。
看到很多男女同学相拥合影、耳鬓厮磨，不由地心中感慨、且有遗憾。高中十班的“二人小团体”中的王国强、靳小宁、贺立新、张好音、郑嘉黎，因各种原因没有到场，使这个欢庆场景，略感怿妧颦眉、未竟之憾。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中十班的男女学生，虽无闭月羞花之貌，也算沉鱼落雁之容，靓男倩女绝不在少数，春心萌动的学子们竟然没有一对“秦晋之好”、“琴瑟之和”。
沉潜内敛、为人谦逊的徐步兵，对此自有高论：少女的羞涩、男孩的矜持，年少无知，追求示爱，不得要领。
对此我的无厘头揣测：以哈达为代表的“恶作剧”式的追爱，是最普遍和盛行的方式。起外号、出怪像、弄得女生难堪，这些行为不但没有引起女生兴趣，而是反感、憎恶。再加上特殊时期，同学们各奔前程，无暇顾及情感，而且通讯十分落后，即使彼此互有情愫，也没有交流信息，只能望洋兴叹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许同学们被情缘相绊，圄于在内蒙古这种蛮夷戎狄之地，那就不会有今日的辉煌和成就，自然就缔造不出现在的于洪治、季加孚、朱德智、顾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