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一《“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一

忘记了是谁的倡仪，反正有人倡议。一倡仪同学们就一齐响应，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交饭票。于是，有人敛钱，有人采买，有人把宿舍的四张条桌拼起来当餐桌；饭盒、饭碗盛菜，喝水的缸子盛酒，花花绿绿，大大小小，就这样搞起了聚餐——我们读大学期间的唯一一次聚餐。

这一天是1969年8月31日，我们入校五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原本是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可怜我们这些大学生，曾经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天兵天将，现在没人管了，成了姥娘不亲、舅舅不爱的弃儿，毕业的时间遥遥无期。

过去根本对立的两大派，见了面金刚怒目，现在不再对立、不再金刚怒目了，一个个打着赤膊，穿着裤衩，放肆地说笑，似亲密无间的兄弟。不是不想通知女生，只是怕扬派大了，让工军宣队知道；再则女生来了，就不好打赤膊、穿裤衩了，说话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大家公推团支书记致辞。他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说：“为庆祝我们入学五周年，干杯！”于是大家一仰脖把酒灌了下去。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学中文的大学生后来竟成了景芝酒厂的董事长、总经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一杯酒下去，血立时往头上涌，心脏呯呯跳，身体飘飘然。同学们大声咋呼，大声说笑，可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怀抱着悲苦。

我曾经有自己钟爱的学业。十二年寒窗苦读，考进了这所重点大学的重点系——山东大学中文系。这里有我们景仰的文学泰斗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这里出过毛主席表彰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校长是创造社干将，曾肩扛十万吨无烟火药跟鲁迅较过劲的成仿吾；我们胸前的校徽是成老的挚友郭沫若题写；我们唱的校歌是成老作词，他的学生、大作曲家郑律成谱曲：东临黄海，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刻苦攻读自己钟爱的专业，以备他日实现“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志。但是，一场风暴来了，我们的学业荒芜了。

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父亲是一个睁开眼吃饭，吃了饭干活，干完活睡觉的庄稼人，除了干活，家里家外，百事不问。母亲是那种十分要强、咬钉截铁的女人，一个家全靠母亲支撑。母亲一生最感耻辱、最感在人前直不起腰、不起头的是，父亲兄弟五个，其他四个都读过书，都在外面有头有脸，唯独父亲大字不识。母亲唯一的心愿是供我们三兄弟读书，给她长个脸面。家里日子难，大哥读了四年书，二哥读了六年书就先后下学了。轮到我，母亲说：“小三尽管念，只要你能考上读大学，去留洋，家里砸了锅卖了铁也供你。”在中国北方农村吃上饭（至于吃什么先不管）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供出一个大学生意味着全家人近廿年的辛劳与节衣缩食。在省城，我思念着操劳过度、体弱多病的母亲，恐惧着世上没有了母亲的悲伤与黑暗。就在这次聚餐的半年之前，母亲真的撒手而去，我当时确有种沉入深渊般的绝望，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天当真是黑了。

我也曾有过美好的爱情。她是我高中的同学。向毛主席发誓，在中学读书时心思全在功课上，彼此虽有好感，却不曾有过爱情。我离开家乡那天，在镇汽车站碰到她，她考上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学的是理工。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这时我才发现她是那样崇拜我（她用的就是这个词），我是那样喜欢她。我们恋爱了，不管文革怎样搞，硬是恋了整整五年。事至今日，学是没的上了，眼下的“革命”也使人茫然无措，不想再革了，从早到晚，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没有对象的，趁着还顶着一顶大学生的帽子，赶紧想方设法找个对象；在校内有对象的，干脆搬到一起住，结婚了。我参加过一对同学的婚礼，门口的对联是“两个黑老保，一对新夫妻”，横批是“革命到底”，大概世界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婚礼和新婚贺辞了。眼看要毕业了，我给女朋友写信，商量一下去向：是我南下呢，还是她北上。她很快回了信，信中没有说要我南下或者她要北上，而是说“我们只是同志和一般的朋友，愿意继续保持革命的战斗的友谊”云云。五年的恋爱原来根本就不存在，只能解释为是我自作多情、单相思，可怜复可笑。仰面唾天，唾沫掉到自己嘴里，我手拿书信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寝室的窗户开着，外面的广播传了进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好像还有用；文科大学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用，无须办了。文科就会研究几片乌龟壳，研究李自成是红胡子还是黄胡子；李白、杜甫没有上过大学，司马迁也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办文科大学有什么用！看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亲人”，真正是新中国的“末代文科大学生”了。就在我们聚餐前不久，新华社播发了山东两位教师给“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建议信（因他们一位姓侯，一位姓王，后来统称“侯王建议”），建议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据说这样做有利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利于“防修反修”。如此这般，我与她一个是文科大学生，要到中小学教书，拿工分吃饭了；一个是理工科大学生，要进大中城市的化工企业。这样两个人结合了，有法生活吗？看来分手不失为明智之举。

文化大革命革掉了学业，革掉了爱情，还“革”个鬼！我们成了一叶小舟在风浪里颠簸，不知什么时候会覆没，不知道前途和希望在哪里。

同学们还在大声吆喝大口喝酒，终于惊动了工宣队。工宣队长来到我们寝室问：“怎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不记得是谁，话来得很快：“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问得工宣队长一愣一愣的。）三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我们在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三周年！”学们一齐举杯来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三周年！工宣队长退出去了。

聚餐的同学，有的醉倒了，有的到盥洗间吐了，有的哭了，还有的说这酒跟阿庆嫂的茶一样，刚刚喝出点味来，于是又有同学一溜歪斜地打酒去了。那天，总共醉倒了几个，什么时候结束的，怎么结束的，完全不记得了。

那次聚餐之后，又过了整整一年，我们终于结业了。我清楚地记得，上海的两位同学从市里叫了三轮车，装好东西，上了车，从楼前经过时，挥了挥手，说：“走了，再见了！”当时，我正在打羽毛球，我挥了挥球拍，也说了声：“再见！”就这么分手了。

天各一方，路途迢迢，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吗？没有中学毕业时那样抱头痛哭、依依惜别、临别赠言、十八相送的动人场景，就那么挥挥手就完了——我们几乎是逃也似离开了那所曾让我们景仰、骄傲和热爱的大学。多少年之后我们发现，当时毕业竟没有领毕业证，又一齐要求学校补发，可见当时逃离得多么匆忙。

又过了多少年，同学们都觉得六年同窗，感情甚笃，离校时就那么挥挥手走了实在不应该，应该聚一聚。但是，十几个省二十几条战线近七十位同学聚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几位热心同学的操办下，最终还是圆了这个梦，七十位同学终得云集济南。同学相见，或拥抱，或握手，或相对无言，相互打量着头上的白发，全是无限感慨。这已是离校第二十六年的事了，二十六年前的学生生活，恍如昨日。

二

我们几乎是被一鞭子赶到部队农场的。

说是“几乎”，因为并不是全部。少数年龄大、家庭负担重或身体有病的，经批准可以直接分配工作（这工作多为学非所用，多少年后，还有人仍在某锁厂任仓库保管员）；有的已经结婚或恋爱的同学，则发送到外省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们69、70这两届毕业生，理科的去潍北农场，文科的到了胶东腹地一个部队农场。

到了部队农场，我们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劳动锻炼。我们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来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

老指导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改造好了，是宝贝，改造不好是祸害。”老指导员苦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自己没读书，对读书人还是高看一眼的，所以才有“改造好了是宝贝”一说。“祸害”一说听着就不顺耳，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祖辈里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感激还来不及，我们祸害谁？怎么祸害？投美帝、苏修还是蒋介石反动派？

C排长的讲话直截了当：“我说向左转你就不能向右转，我说立正你就不能稍息（当然当然，部队的规矩我们懂）。地球是从这儿向这儿转的，不能照你们臭知识分子的意志从这儿向这儿转。你们是属破车子的，不钉巴着就是不走；是属牙膏的，不挤就是不出……”乖乖，我们怎么了？我们成了什么人了？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于是，有一点“变”的思想都随时挖出来批判，诸如“看自己的粗布衣不如人家的衣服白”、“不再关心天涝天旱对庄稼的影响”之类，都是要批一批的；星期天也不愿闲着逛街，认为应该干点活，便和离校不远的村子联系好，每个星期日都去干活，刨地，收庄稼，挖大粪。不图别的，只图保持劳动人民本色，附带搞点社会调查。

当是之时，我们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还有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左”派幼稚病，已经“左”得可笑可爱又可气了。记得一次高兰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课，讲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说：“三仙姑团结了一批小青年，这‘团结’二字使得好，使得高，使得妙，换一个词，就粗了，俗了。”我们立时提出批评，提出要跟高先生辩论。级主任当不了家报到系里，系里又请示学校，最后成仿吾校长指示辩论可以，要掌握两条：一要尊重老先生，不许有过激行为；二要仅限于学术探讨，不准上纲上线。但是，我们不仅批评了高兰先生不该在“团结”两个字上作文章，还批评了赵树理的这篇小说说他不正面写抗日，只写什么“恋爱”、“三仙姑”，背离了时代精神。紧接着，我们又参加了批判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评成仿吾校长的“二元（精神和物质）幸福观”……长期“左”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在1966年5年4日高炬（高举的谐音，江青的化名）的文章发表后，很自然地接受了那些观点。不久，学校宣布停课，从那之后，我们就以革命派自居，一心一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可是现在，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的子弟、毛主席的红卫兵，已经“左”得不能再“左”的“反修防变”的主力军，突然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是谁跟谁啊？我们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尽管心中茫然，一个劲地打鼓，毕竟是刚到农场，还有些新鲜感。工资发下来，四十二元。交上十二元伙食费，可以敞开肚皮吃。一月下来，全连平均每个人吃了六十多斤（包括两个饭量本不大的女生班）。连长发毛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每顿饭都手捏饭票作一回思想斗争，菜拣最便宜的吃，饭不敢吃饱能撑到下一顿就行。现在不定量，不吃白不吃，能不使劲吃？”连长说我明白了，就找司务长，要他改善伙食，说：“同学反映了，人家学生连菜里肉多。”司务长不怕学生吃得多，农场农场，有的是粮食，就容不得说他不舍得给学生肉吃，一听便恼了，说：“我拿着他们当个人他们自己不当人，像‘揣’新兵蛋子一样‘揣’肥还不容易！我到老连队借两口大肥猪，大肥肉膘子‘揣’上，我叫他们放屁都油了裤子。”他果真借了两口大肥猪，上半月杀一头，下半月杀一头，大肥肉、大白菜、粉皮煳一锅，叫你吃。星期天吃水饺，一人一斤肉一斤菜一斤面，你自己包，炊事班负责下，吃吧。早晨吃了水饺，中午谁都不想吃了，晚上纷纷到食堂问有稀饭咸菜没有。当月，饭量就跌下来了。

到农场锻炼，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劳动，用汗水冲刷资产阶级思想；二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是：他不用别人去打倒他，他自己就打倒了自己。只要定了位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了某种外在的政治压力，一个比一个积极，一个比一个会表现，自己就把自己打倒了。

按理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谁没割过麦？谁没收过秋？干农活是不怵头的。但军垦农场的劳动完全超出了想象。一则过去虽也干农活，毕竟是辅助性的；二则部队农场的指导思想是改造第一，劳动第二，只要利于改造思想，活儿越重越好。麦收之后，往县粮库送粮食，粮仓很大，粮食上铺一条板子到仓顶，四十度的坡度，两个人一搭把，一袋麦子放在腰上，二百斤重，你两手在底下托着，上吧。上到一半两腿就打哆嗦，身子一晃，歪倒了，就得挨批评。下一趟再哆嗦，也得咬着牙爬到顶上再倒。还好，一天下来，要领掌握了，也不怵了。收红麻是个力气活，红麻拇指粗，三四米高，要割下捆好运回来。大家推起车子就是小跑，谁也不甘落后。不知怎么着了，我临近傍晚总是翻车。空车时碰着在炊事班帮厨的副班长，他说，班长你怎么了，脸色不好。我说，不知怎的，光翻车。“是不是饿了？”“不可能，中午二两的窝窝头我吃了七个，怎会饿？”他说，难说，你等等！他去拿了个馒头一切两半，弄一块大肉夹在里面塞给我。我空着车边走边吃，再装上红麻，竟然稳稳的，原来真的是饿了。那以后，早饭、午饭就拼命往肚里装，实在吃不下，摘几个朝天椒就着，硬往肚子里塞。

正月还没过完，连队把菜地分给各个班。八班长立时行动，在菜地里挖了井。农场所在地是胶东腹地，一片涝洼地，地下水很浅，不到两米就见水，好汉子一天就能挖一口井。八班挖好了井，用草坯砌好井壁，干净利索，煞是好看。晚上点名，C排长表扬了八班，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们七班和九班（女生班）。草坯经不住水泡，晚上我们睡下了，只听轰然一声，我们知道八班的井塌了，就有些幸灾乐祸。第二天，八班又重新砌了井，第三天又帮九班挖了一口井。晚点名的时候，C排长不再客气，点名批评了我们班：“自己怕苦怕累，八班挖好了井，还不服气；八班的井塌了，还看笑话。”点名之后又留下了我，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还不行动？”我解释说：“不是怕苦怕累，地还冻着，菜还没种，等开春暖和了，菜出来了，再挖也不迟，那时水也不这样冷了。”“还是怕苦怕累怕冷不是？”我说：“再说了，今年农场搞稻改，引水渠修到地头，等渠修好了，在渠上开个水闸，直接把水放到菜地里，不比从井中提水好？”“这样说，你是不想挖井，等大渠送水了？大渠不修了怎么办？”我说：“团里已经定了，一定要修的，连里也安排了任务。”“万一不修了呢？”“万一不修我挖井也来得及，保证不耽误浇菜。”“你们知识分子会说，总有理儿，我的话你就是不听别的排也要行动，为什么要落在别的排后头”我忙解释：“不是不听话，是没有必要这么急，再说这又不是命令。”C排长火了：“七班长，我现在就命令你，明天把井挖好！”这分明是治人。我去找老指导员，老指导员却说，是命令就得执行；他的命令错了，有他的上级去管，下级只能执行。我们班只好憋着气开始挖井。井挖得深度够了，我赌气第一个跳下去砌井。正月里的水透骨凉腿一下去，像刀割一样痛，很快就麻木了。同学们要换我，因为赌气，我偏不换，左腿站在冰水里，右脚蹬在井壁上，一直把井砌完。其实，到蔬菜播种时，大渠已修到地头，井完全没用，算是一个大笑话。我却因为左腿在冰水里太久受了寒，从那以后，天一凉膝盖就痛。

我说八班长：“你真不是玩艺儿，你充积极，叫我挨熊。”他说：“你还不明白吗，三个排长数他年龄小数他积极，他不能让一二排走在前头，你何苦找着挨熊？”我听了只有苦笑。

实行稻改，旱田整成水田，是很费工费力的活儿，得先修水渠，把稻田整得一方一方的，尽量平整，然后放上水，再次整平。人站在没膝深的泥里，用铁锨一锨地从高处往洼处铲土，活儿很重，一天下来，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中午收工回来，洗洗手就吃饭，只想抓紧时间休息。部队的规矩，不过七一，不能午休，不能上床，累极了困急了，就坐个小板凳倚着床打个盹儿。有一次我迷糊着醒来，觉得左腿腿弯处不得劲，低头一看，是一只蚂蟥钉在那里。同学们听说，一齐围上来看，副排长是政治系毕业生，年龄大，有经验，说用鞋底或巴掌扇一下，两下，三下……这一招很管用，已钻进肉里三分之一的蚂蟥退出来了。有位同学调皮，用细绳把蚂蟥上头吊在窗上，下头吊个石头。到晚上收工回来，蚂蟥被拉得足有十公分长。据说，蚂蟥做赶车人的鞭稍是很耐用的。

修大渠要有人铲土，有人抬土，有人把抬到大渠上的土修整成渠形，劳动强度很大，像跑远路一样需要悠着劲匀着气干。而我们却完全是冲锋一样，喊着口号奔跑，一张弓拉到了极限。C排长是个很会指挥的人，他下午3点多到工地先拿张锨干点轻快活；5点多了，饭已经消化，力已经枯竭，他把棉衣一脱，起大筐，说：“同志们，喊起来，跑起来，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我们就喊起来跑起来，唱起来。近二百斤重的一筐土抬在肩上，跑起来，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

超负荷的劳动，大部分同学都坚持了下来，这应当是好事。我常想，能吃了在部队农场劳动的苦，便没有什么苦不能吃了。最要命的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劈骨挖髓斗私心”，斗了一线斗二线，斗了二线斗三线。

画一个当时被称为最大的走资派的画像，搁在地上。大家面对画像，先是集体读忆苦思甜的材料，再是个人忆苦思甜，最后上挂下联，“斗私批修”。读读材料没问题，个人忆苦思甜也不难，难在最后一项上。要检查翻身忘本，检查怕苦怕累，检查名利思想，检查劳动锻炼的临时观点，等等。这些检查出来的“活思想”，要上挂下联，上纲上线，还要真动感情，没有哭，或哭得不真切，就是没有触及灵魂。可是眼泪不是自来水，随便一扭就哗哗的流，特别是连续搞了几天，就有泪也哭干了。没有眼泪怎么办？我就想我最痛苦的事情，想母亲一世操劳供我读了十九年书不曾享一天福，想母亲去世时我想死不想活的心情。就这样，演戏一样，硬是哭起来。看看班里的同学，有的像我一样在哭，只不知他们在想些什么；有的根本没有眼泪，只是哭一样地干嚎，哭一样地干挤眼睛。

中午吃饭时，饭前又忆苦思甜，从各排各班中选出典型在宿舍前全连大会上讲。讲的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听的人均作痛苦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保卫毛主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忆苦思甜完了吃饭，大家都沉默不语，吃得很少。或许是忆苦之后，心情沉重，吃不下；或许是怕人说刚忆完苦，就能吃下饭，根本没有痛苦的表示；也或许是自己的表现自己都感到讨厌，连吃饭的心绪都没了。

当时，“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二线、三线的不为人知一闪念的活思想，已经成了律已的信条。我们排有位女同学，在支部大会上宣读她的入党申请书（政审已审过申请书支部已研究过，本来在支部会上通过就行了）时，突然离开稿子说：“我向党暴露一个我三线四线的活思想，一个一闪念的思想，可以说是反动思想……”顿时，大家都屏住了气。她说：“那是1968年冬天，我在中文系资料室翻阅旧中国的画报，翻到了江青同志在30年代的剧照，她当时叫蓝苹。我的心中闪出了一个思想：毛主席怎么找这么个人做老婆。”全体党员都瞠目结舌替她捏着一把汗。接着她开始批判，说是怀疑江青就是怀疑毛主席，就是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结果可想而知：支部大会停止了对她的入党申请的讨论。

事后我埋怨她：“你为什么不照入党申请书念，却岔出那么个活思想？”她说：“我确实有过那么一闪念，难道不应向党交心？”我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说了就说不清楚了。”她说：“我不是想入党吗？”说着就要下泪。好在她根正苗红，没有辫子可抓，又很能吃苦，干活一点不比男同学差，经过了半年考验后，终于入了党。这半年，她不说话，拼命干活，一脸的沉重，内心里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

三

当时，我们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同学最小的已经二十五岁，大的超过了三十岁，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已经生子，父母均已年迈， 家家都有些牵肠挂肚的事。尽管一到农场，就检讨临时思想、临时观点，心底谁都排除不了它，因为到部队农场锻炼本身就是临时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前的洗脑，可还是得检讨。锻炼的时间越久，家中的事情越多，人心越是不稳。

正是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最紧张的时候，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人人过关。虽则是人人过关，因为我在校时是“保守派”，而清查主要是从“造反派”中清查，所以思想比较放松，一天下来，倒头便睡着了。晚上起来解手，发现山墙头有人在做什么， 走近一看，是V君借着月光在编篓子，我说：“睡吧！”他说：“睡不着，再编会儿。”第二天讲评的时候，我表扬了V君，说他搞了运动见行动，利用晚上的时间编篓子，又向排长汇报了他的积极表现。V君是“造反派”著名的理论家，人称V克思，清查“5· 16”,他是首当其冲的人。所排长对我的汇报不高兴，还说：“他是不是有压力，交不交代举棋不定啊？”这是什么话！他不就是“造反”吗，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又不是他发明的造反，造反造错了检讨检讨不就行了，还指望在同学中抓一串“5·16”反革命集团成员不成！

过了一天，副排长把我叫出去，说：“七班长，V君的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我愣了，问：“什么事？”排副说:“他妻子的单位来电报了，说她夜间值班做完手术，在医院走廊里摔倒就昏迷了，正在抢救。前天就来电报了，在C排长手里压着。”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凭什么压人家的电报，人死了责任谁负！”排副曾是个老兵，当时报纸正宣传革命烈士盛习友的事迹，盛习友还是他当兵的时候招的兵，他也算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让我去找连指导员，给V请假，并说：“你跟他说明，如果扣压人家的电报，如果死了人，责任你不负。”

我找到指导员，该说的话都说了，我还申明这是排副和我两个人的意见。指导员沉吟了一会，说：“他会不会出去搞反革命串联？”我觉得很可笑，说：“我担保他不是‘5·16’，如果是‘5· 16’，拿我问罪好了。”指导员说：“你通知你们排长，说，我批假了，一个礼拜，叫他准时返回。”通知了排长，又告诉了V君。V 准备去了，钱没有，大家凑，我是单身，手头宽裕，倾我手中所有， 给了V君；粮票没有，大家凑。我送V君出了营地，过了桥，他说：“班长，别送了。”握着我的手泪哗哗流，忍都忍不住——忆苦思甜，他可是干嚎不流泪的。我嘱咐他：“如果不能按时返回，一定要拍个电报续假。”他说：“一定。”

万没想到，V君答应得千好万好，一周过去了，人没回来，也没有续假的电报，连一封信也没有。大家都替V君捏着一把汗， 不知他妻子怎样了，不知他这样超假回来怎样收场。

二十多天后，V君回来了，说他妻子是脑血管瘤破裂，昏迷了多少天，已经做了手术，脱离了危险，正在恢复。大家都为他庆幸；但为他的超假没有续假，排副又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V君的心情好，表示怎么处分他都认了。我担心V君真的背上个处分，将来难办，便跟V君说：“我得开班会反复批判你，还得要求排里开会批判你，你得反复检讨。”这时的V君，脾气好得不能再好，他听懂了我的意思，表示只要逃过处分这一劫，叫他怎么着都行。

于是我们上纲上线，大批特批 V君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与“5·16”反革命集团挂钩；他则反复上纲上线检讨，深挖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思想根源。一番霹雳火爆，V君以其认识态度好而逃过了这一劫。V君后来虽有坎坷，却痴情不改，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成为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和亚太经济专家。

四

那是一个不谈爱情的年代。许多年以后，我和一位当某杂志总编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跟我妻子处了五年的对象，连一次手都没拉过。我跟年轻的同事说起，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俩都干什么？你们俩有病没病？  

那时，恋爱问题，结婚问题，家庭问题，从来都是个人问题。 问某人你处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都是问：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个人问题，总是与革命事业相背的，想一想都是错误，于是只能一千遍一万遍地“斗私批修”。

但是，个人问题又千真万确地存在在那里，不召自来，又挥之不去，因为我当时已经二十五岁了。

在部队农场，我还算是一个比较没有牵挂的人，女朋友散伙了，伤心得很，决计谁人介绍也不谈了，什么时间分配了工作，就地取材寻一个算了。但是，事不由人，母亲不在了，哥嫂和姐姐觉得他们得承担起责任，都督促我快恋爱、快结婚。我对家中介绍的，一律回绝。我自己还像浮萍，不知哪阵风会吹到哪里去，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在农场这个圈子里，虽然有两个女生班，十几个人，但是花各有主，自然也绝了这个念头。

大家劳动闲下来的时候，弦不能老那么绷着，也嗑牙，也开玩笑，说着说着就说到卫生员M护士，说：“M护士对咱班长挺那个。”

连队原来没有卫生员，卫生员由通讯员小胡兼着。后来，可能军部怕学生连队有个闪失，就派来了受过正规训练的M护士。对军营里该不该有女兵，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不能有女兵，女的扰乱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有女兵，根据是一个部队军容风纪不好，把一个女兵往那一搁，军容不整的现象没了，说脏话的也没了。后一派观点至少是有些道理的。M护士来到之前，连首长总为军容风纪着急。部队农场活儿重，穿衣服费，同学们原本有几身旧衣裳，穿着干几天活就破了；有几件好些的衣服又舍不得穿，于是就逮着那几件旧衣服和农场发的一身旧军装一直穿，破了就补(连队拿出一位女同学、一架缝纫机专门补衣服)，补钉上摞补钉，有时有四五层之多。有位同学到邮局发信， 大家都托他买邮票。他穿着补钉衣服去了，邮局工作人员看他穿的衣服那样破，买的邮票那样多(这个小邮局全部邮票都拿出来还不够)，以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逃犯，就报了警。公安局的同志来了，一盘问才知闹出了笑话。地方上来拥军，全连集合去看节目，人集合起来了，副连长发了脾气：“你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头不梳，胡子不刮，好衣服不穿，一个个胸膛长到后背上！都给我回去拾掇拾掇，衣服拣好的穿，白衬衣扎在裤子里，解散！”一会儿， 人集合起来了，衣服是换了，但衬衣都是皱皱巴巴的。副连长叹口气：“时间来不及了，就这吧。”M护士来了，同学们都很欢迎她。女同学欢迎，是因为女人有女人的悄悄话儿、女人的病痛，有个女护士，她们就方便了；男同学欢迎她，是长得略显单薄，表情典雅而忧郁，一副叫人怜爱的样子，穿一身军装，像一株迎风而立的小白杨。

头一次找M护士是感冒加落忱。我感冒了，总是咳；干活累极了，一个姿势睡觉，又落了枕，不动都疼，一咳更受不了。M护士开了药，又拿出伤湿止痛膏，让我找疼点，贴上膏药。贴了止痛膏药，我又要咳，又不敢使劲咳，很痛苦的样子。她说：“你不能那样咳，看着我，把嘴抿住，把嗓子往上提，把痰挤出来。来，试一试。”我抿住嘴，还没咳，就乐喷了。一乐又痛，她就笑弯了腰。

后来同学就猜她有对象没有，结婚了没有。有一次，连队营地来了位军人，我们不时看到她跟那位军人在饲养院旁边会谈。 小雨淅淅沥沥下着，他们全然不顾。两个人有时有争论，有时长时间没言语，有时M护士掏出手绢抹眼泪。站岗的同学总是在他俩不远不近的地方看个正着，回来作为新闻发布。于是大家分析:第一，他俩没结婚，因为M护士从来不去那位军人住的地方；第二，可能是恋爱对象，现在出现危机。后来就传出正式消息，那位军人在广州军区工作，要调M护士去，M不去，两个人散伙了。大家似乎很支持M护士跟他散伙。 

国庆节快到了，活儿不多，全连集中时间政治学习。不知怎么，我觉得身上很不对劲，头痛，浑身骨头痛，一阵一阵害冷。两天下来，越发吃不住，说话气喘，领读文件的事交给了副班长，我坐在小凳上倚床坐着都坐不住了。同学们说：“班长病了，去看看吧。”到了医务室，我已经气喘不止。M用手试了试我的额头， 说：“你感冒了，发高烧。”又试了表，体温40.5C。她生气了，斥道：“你是个死人啊，是块木头啊，不是死人不是木头怎么有病不看啊？我这里拴着个老虎啊，没有老虎为什么有病不来治！”看她生气的样子，我心里很高兴，像听到母亲和姐姐心疼地抱怨，心里暖暖的。 

M护士送我回宿舍，又一天三次来送药，来试体温表。我的烧总是不退，她便有些沉不住气，要送我去团部。我不肯，说我不碍事，撑得住。这是实话，吃了药，有她照顾，烧虽然不退，但身上不似先前那样痛苦了。

国庆节到了，八班长找来，说：“七班长，咱还捉鱼不？”国庆节捉鱼是我和八班长几个月前的约定。那天，我们俩去团部，经过营地旁一个池塘时，我看到一条有一斤多重的大鲙鱼跳到岸上，又滑到水里。那是一个不大却很深的池塘，上面有一条细细的溪流流到塘里，下面一条细细的溪流流出去，水时断时续。我说，这里面有大鱼，国庆节放假我们来捉鱼。他说他不会捉。我说很简单，在池塘下面挡一道坝，弄一只桶，四根绳，两个人往外戽水，戽干了，想怎么捉怎么捉。我在海边长大，小时候在村头河里捉鱼就十分有瘾。八班长是旱鸭子，从来没于过这样的事， 听说戽干了水就能捉鱼，觉得很有趣，一直在盼着。

国庆节放假，吃两顿饭。早饭后，M护士送来药，叮嘱我： “放假了，哪里也不能去，静静地歇着，多喝开水，体温还39℃ 多。”我答应着，心里却想着捉鱼的事。M走后，我们七、八班二十几条汉子，就拿着家伙浩浩荡荡出发了。开始我还想着我在发烧，只是指挥怎么挡坝，怎么拴桶，两个人怎么配合往外戽水。一看他们干的不是那个样，M护士的嘱咐全忘了，脱光衣服，只穿一个三角裤衩就下水了。 

因为上游还有条溪流往池塘流水，戽水必须加快才行。两个人一班，一班一班地换，一个钟头过去，水下去一大截；两个钟头过去，水已无多，草鱼、鲤鱼不时窜出水面，更有鳝鱼鲶鱼爬上湿岸，又立时回塘里，惹得别的排来看光景的同学一阵惊惊乍乍地喊。这时，鱼在浅水中已经衔头衔尾，历历在目，戽水的同学已经不安心戽水了。我一直喊继续戽，戽干了再抓，他们却不听，纷纷下到塘里。我也索性跳了进去，抓到了一条鱼，又抓了一条。池塘内外，热闹得像开了锅。

突然有人喊：“七班长，叫你呢。”原来是M护士。平时文文弱弱的一个人，此时脸涨红了，圆睁着眼，挥着手：“七班长，你不要命了，你给我上来！”赶来看热闹的连排首长听说我发着烧，也一直喊我上去。忙活了半天，只图落个捉鱼的快活，现在水干了， 我却捉不成了。在浑水中洗洗一身的泥，穿上上衣，两手提着鞋袜和裤子，讪讪地回宿舍。背后是惊惊乍乍地一片笑语。

回到宿舍，洗罢，穿好衣服。M护士来了，脸冷冷地叫我躺下，试表。我说：“我觉得好了。”她冷冷地什么也不说。试完表， 体温居然正常，我讨好地说：“我说好了吧，吃药管事，戽鱼出了汗也管事。”她不无担心地说：只怕晚上又烧起来。”晚上吹了熄灯号，我们正要熄灯，M护士又来了。她用手试试我的额头，又让我试体温表，结果体温仍然正常。她担忧地说：“退烧这么快， 只怕留下后遗症。”我对她的担忧并不理会，反倒觉得白天她当着偌多的人大喊大叫“你不要命了，你给我上来”有些过分。十几年后，发现我早就得了心肌炎，真的留下了后遗症，才知道她是对的。她毕竟受过专门训练，而我倚仗年轻，不知深浅，不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后来，同学们便开玩笑，说M护士对你好得有些奇，有点那个，鼓励我主动进攻。我倒不是胆小，不是没勇气，而是连那样的念头都没有。我把M护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精灵。向毛主席发誓，我一点非份的想法都没有。

冬天到了，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反骄破满的号召，全军开始了和平时期的野营拉练演习。我们两个学生连队也随军行动。兴许是因为“文革”中有过步行大串连的经验，连续两三天的急行军下来，我们学生连队竟无一人掉队。虽然大冬天里急行，棉衣全被汗水浸透，一停下来，全身腾腾冒热气，却觉得很痛快。晚上宿营在村庄里，与老百姓联欢。开始看节目还觉得新鲜，后来就一些儿新鲜感也没了。胶东渤海的风吹过来，很冷，又是寒冬腊月，身上白天大汗淋漓，晚上坐下来透心凉，只好联欢前尽量多穿衣服，祈盼着联欢早些结束。

春节，我们宿营在蓬莱一个很大的村庄里。晚饭前集合，说为了密切军民关系，把战士和同学分到各家各户去吃忆苦饭。我和同学小Z，被一个四五十岁的高个汉子领回家。

一进门，女主人立马热情招待，叫我们上炕，坐在炕头上暖和，并拉下褥子给盖着脚和腿，又拿水果和点心。我们真有点回到家或者到姨家姑家走亲戚的感觉。要泡茶了，没有开水，女主人就开骂了：“死嫚嫚，不知又死到哪里去了，就知道野，就知道疯！”外面一个脆亮的声音随即应道：“骂谁呢？”“俊嫚，你不知道要来客？"“客来了？”“来了，是解放军。”“什么什么呀，人家是大学生。”姑娘一步闯进来了，愣了，看了看我和小Z，说：“叔来了！”女主人吩咐俊嫚烧水彻茶，俊嫚烧了一锅水，让我们先洗洗，说：“洗干净了好过年。”我和小Z两个从头到脚痛痛快快洗了个遍，还刮了胡子。倒水的时候，俊嫚吃惊地上下打量我们， 红着脸说：“刚才叫你们得了便宜，我该叫你俩哥才是。”喝了茶， 包饺子。我问：“忆苦饭呢？"俊嫚杏眼圆睁，说：“忆苦饭？你还没吃够地瓜叶菜团子？想吃明天我给你蒸一锅，吃不了你可得背着走，反正俺们不吃！”吃罢了饭，小Z听不懂我跟房东家人用土语交谈，说身体不得劲，先走了。我留在那儿说话儿。屋外大雪纷纷，屋里温暖如春。

天晚了，我要回了，汉子要送我，俊嫚说：“我去吧，外面雪大，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雪回驻地，俊嫚一路无话。临近驻地，俊嫚开口了，说：“哥，你们还回来不？”我说：“不知道，估计不会回来了。”俊嫚穿一件红底小碎花棉袄，包一件红头巾，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我说：“你回吧，害怕不？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她说：“最好是送送我，叫狼叼了去怎治。”她见我不语，又说：“俺这里真的有狼。”站了那么一会儿，她说：“哥，我回了，别忘了这个地方，有空得便就到家里来。”说完转身跑了，消失在雪夜中。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集合，一口气走出了三十多里，到了新的宿营地才吃早饭。接着拉到野外，搞反空降演习。我们手中没有枪，也没有任务，就在雪地上一直那么趴着，冷得受不了。

傍晚回到驻地，刚洗了洗，就听C排长喊我，说我的房东来了。我一看，是俊嫚的妈妈来了。她一见我，一把攥住我的手，心疼地说：“看，冻得冰凉冰凉。”她给我带来许多点心和水果。我有些不安，问她有什么事吗？她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你妹妹非叫我来看看你。我说，你怎么不去？你妹妹说，俺哥头天走了，我第二天追去了，叫他领导、同学怎么看！我问俊嫚，要我去看你哥是什么意思？她说，什么意思也没。”说着她拿出一个套袖，那是一个布做的套袖，两层布中间絮着棉花，里面缝一块兔皮儿，说：“这是你妹妹昨天夜黑做的，她要我送给你。 她说，我看俺哥的袄袖子短，趴在雪窝里冷。”后来的谈话就有些尴尬。我留房东吃饭，她说不饿；我留房东住，她说这个庄她有亲戚。房东要留下套袖，我不让留，说不冷，推来搡去留下一些点心。临走时，房东说：“你看看，我不来，死嫚嫚偏叫我来。”

送走房东，我的心里像塞了一把草，很乱。指导员喊住我， 问：“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他说：“这样也好，利索。”我理解他的潜台词是：弄个农村户口的，也麻烦。我有十二分理由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我只在那里吃过一餐饭，坐过半晚上，能了解什么， 有什么感情，谈什么恋爱；我把那个套袖看得很重，收下它就是收下一位姑娘的心，我自己都不知自己将来发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姑娘负起责任……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说我对M护士还保留着一点布尔乔亚的浪漫情怀的话，对俊嫚，我只剩下功利和俗气了。

我伤人伤得太厉害了。如果俊嫚能读到这篇文章，我只想对俊嫚说一句话：你那个哥，他不是东西！

五

1971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先是两个学生连队排练了节目，到长岛要塞汇演，人刚上岛，汇演就被取消了，让立即回去，说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别的无可奉告。回来的同学说长岛部队剑出鞘、弹上膛，空气紧张得很。敏感的我们立时觉察到国际或者国内出了大事。

紧接着，部队农场也宣布进入一级战备。夜间紧急集合的次数又多了，炊事班野炊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只等一声号令拉起队伍就走。 

秋风飒飒，秋雨绵绵。连队营地竖起一根很高的杆子，上面绑着个喇叭，喇叭里一遍遍广播：“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一遍汉语，一遍英语，一遍俄语，一遍日语！

同学们一个个有些惴惴，倒不是害怕，而是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敌人是谁。此外，大家还有些兴奋。农场太闭塞，太沉闷，发生点什么事，像喝了烈酒一样，叫人兴奋和刺激。

过了几天，天晴了，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常用外语军事术语的广播停了，喇叭摘掉了，只有杆子还孤零零立在那里。大家有些失望，一切归于平静，不知道这平静的后面还有什么浪涌。

有天晚上临熄灯，我要脱衣上床，一触摸，裤子兜里硬梆梆的，是一张报纸，是我每天都要拿上一张，带到地头组织大家学习的济南军区办的《前卫报》。我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提着裤子， 把报纸送到桌子上。就在我回身要走的一刹那间，不经意地瞥了-眼，这一眼，让我惊叫起来：“怎么，《前卫报》的报头换了？！”——《前卫报》三个字，原是林彪题写，现在改用毛主席的字拼起来。大家一听，顾不得穿衣服，忽拉拉围到了桌前，争着对照着看。这是怎么了？下午学习时，我们还在读：林副主席英明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为什么一下子用伟大统帅的字把副统帅的字换下来了呢？上一期《红旗》杂志封面，还用的是这位副统帅光着头学《毛选》的照片呢，难道……大家一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九条汉子就那么赤条条地立在那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排副立即“叭”把灯熄了，说：“睡觉睡觉，明天还得干活， 都不要瞎议论。”大家说：“对，瞎议论不好。”纷纷上床。上了床， 全无睡意，一个个都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压得吱吱响。

不几天，有新的消息传出，消息的发源地是厕所。厕所是一个消息灵通、言论自由的地方。一个同学在那里蹲着解大便，另一个去解小便，蹲着的对站着的招招手，站着的心领神会，赶紧解开裤子在旁边也蹲下去。“听说了吗？他出事了？”“谁？”“上一期《红旗》杂志封面的那个。”“怎么了？”“他就这么‘嗖’地一声就飞起来了，后来这么‘嗖’的一声就栽下来了，轰地一声炸了。” “坐飞机？”“坐飞机。”“死了？”“死了。”“是谁把他打下来了，还是自己掉下来的？”“不知道。”

那几天，上厕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儿，差不多每次去厕所，对事件的了解都有新的进展，总不断地有新消息。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消息闭塞是无法忍受的痛苦，能不断获得新消息，了解国家发生的大事，是一件分惬意的事，至于厕所的污秽与臭气熏天，反倒不顾了。

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连排首长那里了，就汇报到团部去了， 上级指示追查反革命谣言：是谁在攻击林副主席。一个个同学被找去谈话，问“你听谁说的”。追来追去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九班一位女生。连里做了认真的准备，如她不承认怎么办，由谁来指证等等。一切准备好了，把这位同学请到连部，准备开始艰难的谈话。没想到她回答得很干脆：“这些消息是我传出去的，这不是反革命谣言，都是中央文件讲的，我对象写信告诉我的，他们单位文件都传达到一般干部了。指导员，我们是大学生，我们应该享受这个待遇，为什么不向我们传达文件？”面对一个文弱、漂亮，当时还不是团员，我们称之为团外布尔什维克的苏北姑娘这一番话，连领导无言以对。追查反革命谣言的事，后来自然不了了之。

从那之后，在连队军人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军垦要结束了， 大家可以各奔前程了。军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老指导员、连长转业到山东医学院、滨州医学院，往知识分子堆里掺沙子去了；副指导员、副连长提升了；大比武的尖子A排长准备回江苏老家；B排长年轻，还恋着他的汽车连；似乎只有C排长干得正起劲——如果再军垦一年，他提个连队副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学们则纷纷跟对象联系分配去向的事，但似乎也只有一个出路: 回家乡教学去。

10月，济南军区大学生办公室在团部召开座谈会，去的总共有两个连队十二名同学，有男有女，有城市有农村的。主持座谈的是邓参谋和孙处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省委组织部的同志， 一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两位领导很和善，问学习，问劳动， 问生活，还一个个问家里都有什么人。那天，我是从劳动工地直接去团部的，穿一件母亲手做的对襟黑棉衣，两腋底下分别有一个当时时兴的斜插的衣兜，插得多了，布已经破了，棉花已经出来了，座谈间我不好意思地往里披了掖。孙处长问我对工作去向的想法。我说:“教学，在哪里教都是教，到外地教不如回家教，方便。”他说，老母亲不在了，家中又没对象，回家干什么，不如往西去。我一向不主张在自己家门口闹革命，就说:“行啊，服从分配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话中有话，要我到省委去工作。事后知道，当时济南军区从几大军垦农场挑了十个据说是政治条件、业务条件、身体条件都好的同学充实军区机关；省委提出，从“文革”到现在，机关就没进过人，军队年轻干部有的是，这十个人就支援地方吧。邓参谋是陪着孙处长来挑人的。 几天后，连队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我到军区大学生办公室报到。指导员找我谈话，很动感情，真诚地说：“你们来了，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给你们讲课怎么讲得了，我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他说：“我没什么送你。”就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给了我。可惜我工作之后第一次到自由大街大浴池洗澡，军帽就叫人偷走了。那时军帽很时髦，偷军帽也算不上偷。

连队买了鱼，杀了鸡，在我们班组织会餐，为我送行。会餐之后，我反而对农场有些恋恋不舍，我想站站最后一班岗，最后体味一下军垦生活。我是头班岗，新任副班长是二班岗，硬要陪我。 我们一人一支大枪，边走边谈。我说：“我现在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的是我去省委机关工作，那里是党的高层机关，一定有许多马列主义者，我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忧的是以我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能承担起那样的重任吗！”他说我太单纯，并嘱咐我：“参加工作以后，事情很复杂，遇事要多想想。吃食堂，你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影响不好，人家会说你不能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孬，吃孬了，人家看不起你。穿衣服，不能穿得太好，太好，就‘修’了；也不能太孬，穿补钉衣服，人家说你小气。工作上不能显得没本事，没本事人家欺侮你；也不能锋芒毕露，才华尽显，本事大了，招人嫉妒。”他比我低一年级，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听了这些话，我不以为然，说：“你这个家伙怎么心理这样阴暗，照你这么说，都没法做人了。”他很认真地说：“做人，是很难的。”

到知道“做人难”，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夫子说，中庸之道合理，可我，怎么也中庸不起来，总是锋芒毕露又秉性难移。

1998年12月24日第二稿

孙永猛，男，山东海阳人，1944年12月生，中共党员。1969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