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潜
肖陈/文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一《“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1985年前后，我写过一部自传体纪实小说《喀什1968》,它真实地记载了一对新婚的大学毕业生我和妻子小惠共同走向社会生活最初的一段人生旅程。小说发表后不久，即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有报刊评论说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这个评价过分了！但是我相信一些青年朋友说的：他们读这篇东西的时候很感动。因为那是作者真正掏出了自己的心，真诚地奉献在读者面前。他们期待着它的续篇，可是这续篇一搁就是十多年。不是不想写，而是于世俗的庸碌之中，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心绪和感觉。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就像递过来一把开启回忆之门的钥匙，离开喀什之后的许多往事正从历史的风尘中浮现出来.......
在喀什逗留的二十多天，是我和小惠同命运抗争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由于我们据理力争，才避免了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异乡又面临夫妻分处两地的命运，我们总算被一起分配到了莎车县。 一辆路过莎车去叶城的卡车，在蒙蒙的晨雾中载着我们离开了古城喀什。已经是初冬季节了，我靠在车厢板上，仰脸向上，看到公路两旁树木苍劲而光秃的枝桠纷纷向后移去，它们像两排松散的连绵不断的仪仗队，不时伸头探脑地向车厢里张望，仿佛它们等了很久，等来的却不是它们要欢迎的人。一群寒鸦聒噪着， 鼓动翅翼跟着汽车在我的头顶盘旋相随，好像暗喻着什么不祥， 久久地不肯离去。那一幅枯树昏鸦和灰暗天空组成的出塞图，便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车终于停下来了。“这就是你们要去的莎车！”司机漠然地对我们说，“下吧......”就像卸了一袋货物，把我们连行李带人留在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两个茫然无措的年轻人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央，举目四顾：土路、土屋、人，甚至连路边的树叶都积满了厚厚的尘土，这就是莎车，就是我们要永远生活的地方吗？我们将会在这里遭遇些什么呢？我心里不由一阵惶惑，又一阵凄凉……
行李拿不动，我一路打听着去县“革委会”找人小惠留在原地守行李，就见忽地拥上来三四个衣衫褛烂、气丐样的维族老乡，他们伊伊哇哇，连说带比划，不管小惠听懂没有，将地上的几件行李扛了就走。这是几个想挣钱的脚夫，他们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刚刚分配来的学生。小惠连呼带叫在后面紧追，跑得气喘嘘嘘，正好被我推车迎面碰到，直到那些人拿了我付给的脚钱，欢天喜地地走了，她才晓得是一场虚惊。
那时候，莎车县“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原先负责学生分配工作的县武装部名姓李的副部长，传说因为对大中专毕业生的遭遇太富于同情心，分配工作中有“右倾”之嫌，被换掉了，实权掌握在一位“支左”的黄政委手中。这个黄政委，团头肉脸，模样有点像电影里的胡汉三，人也左得可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喜欢和毕业生中的女孩子厮混，口碑不怎么样，但却无可置疑地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喀什听到毕业生分配中许多怪事，比如学造船的分到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等等，多是属于专业不对口的； 而在黄政委这里，除了专业不对口之外，还由于突出“阶级路线”，出了一些更加离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其中甘平的遭遇就很典型。甘平是北大地球物理专业66届本科毕业生，按说一个基层县分到这样的名牌大学生，应该让他好好发挥作用，至少要善待人家。不，只因甘家庭出身不好，先被分配到县粮油加工厂，本来已经屈才，却还怕他在这个“要害部门”投毒害人，扰乱社会，遂改分到地处县郊的农业气象站，仍不放心，不知道是不是怕他利用观测气象搞破坏活动，不到一年，农气站精兵简政， 别人不简，独独裁了他。最后把他发配到县中学教数学，这才觉得比较妥当了。后来我们和甘平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发现甘其实是一个极正直、极诚恳的人。改革开放以后，他先是调到首府一所大学操起本行，并当了系主任，后来又远调南京，父亲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米夏公社一个生产小队简陋的农家土院里，我和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前前后后度过了两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我们中最远的来自鸭绿江边的丹东市；年纪最长的年近三十，已做了父亲。我和妻子虽说新婚燕尔，却也得住集体宿舍，睡大炕，吃大锅饭，根本不敢奢想有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一位军人从邻县来这里看望他怀孕的妻子，惊呼地生活条件比当年的延安还要艰苦。三十年来，那个土院常常闯入我的梦中。我不会忘记那两位维吾尔房东，他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亲兄弟；不会忘记赶着毛驴去戈壁滩砍柴的经历。我用那段生活写了另一部中篇《桑园》。那一个个早出晚归和农民一起劳作的日子，吱吱呀呀从土路上辗过的高轮车，轰隆隆昼夜旋转不停的水磨以及那把木柄磨得光滑可鉴、每天下地都离不开的砍土镘……还有三月的沙暴，五月的桑葚，八月的葡萄架，都溶进了我那段青春的年轮，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那时候有文件规定，分配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可以免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小惠已经分配到了县中，为避免夫妻在一起工作的诸多不便，我宁可下乡劳动也不愿到学校工作。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我的“再教育”结束的时候，黄政委向我宣布的分配单位仍然是学校，而且是一所初中戴帽的小学！
一个66届大学外语本科毕业生，已在学校完成了自己的全部学业，却被分配到小学去教书，这叫人太想不通了！黄政委软硬兼施，连哄带压，隔三岔五派人来催，告诉我，对他的决定，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是带着一种莫可奈何的惆怅去那所学校报到的。在那里，最多的时候我一人代三门课：语文、地理、图画，还要当班主任。地理没有课本，除了一本旧地图册，没有任何资料，每逢上课我就让学生逐省逐市的抄笔记。图画呢，我凭着自己的绘画知识随意讲，教学质量如何只有天知道。比教学工作更让人头痛的是学校的人际关系。你搞不清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过节，会上听不懂人家含沙射影明讽暗嘲的发言。你只觉活得很累，很烦，觉得这些人很无聊。
有一次，乌鲁木齐某大报一位摄影记者来学校采访，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什么座谈会上拍张新闻照片而已。我认出他是大学外系的一位同学。在学校我们从没有说过话，但面孔是熟悉的。我当时对他那份工作和他的地位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妒忌甚至敌意。我没有主动招呼他，也不希望他认出我来。事后， 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哀。我不能这样下去！我没有低看教师这个职业的意思，我的妻子就是一名教师，但是我感到自己的位置不应该在这里。难道就这样混下去吗？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对我叹道：我知道，你心里太委屈了！
1972年，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活动催醒了埋在我心中的文学种子。在县文化部门的组织下，我破门而出，先搞美术创作，接着转向文学，开始向心中的圣地发起冲击。地区报纸接二连三发表的几篇作品很快引起了县宣传文化部门的注意。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宣传部云部长——走到了我面前。他是由陕西参加西北土改工作队进入新疆的，在莎车也算得上资深干部了。云部长头大而浑圆，除了留寸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别的发式。他待人随和，喜欢思索，思维总是跳跃不定， 叫人很难抓住其中的轨迹。我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但是他对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的关爱和支持却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在他主管宣传文化工作期间，莎车县产生了维吾尔第一部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维吾尔族的叙事文学的新发展；出现了在全疆有影响的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和表现维吾尔少数民族生活的新一代汉族作家，以及一批年轻诗人。有一届新疆文联主席和一届新疆文联常务副书记都是从莎车出来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们都铭记着云部长当初的帮助和关怀。外人称莎车是藏龙虎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
云部长知道学校的作者最缺的是生活。他早就谋划着怎样给我们补上生活这一课。那年暑假，他亲自带着我们到农村采风。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连起码的牙具毛巾都不带，推着自行车就像去谁家串门似地带着我们上路了。我们在四公社一连住了几天。他替我们物色模特儿，安排我们的生活。那时我正为工作不理想而苦恼。他对此非常理解。起先他想把我调到县广播站搞采编，经过一段时间深思熟虑，他同我谈了一次话。我至今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
他先让我回答一个问题：是想把文学创作当作业余爱好，还是当作一项事业？
我摸不清他的用意，一时不好作答。他说他观察我有些时间了，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假若只想小打小闹，他可以想办法调我到县广播站去，如果想真搞文学，他郑重地建议我到公社去工作。
这个建议让我觉得很突然。
“到广播站你会有些成绩，但难有大发展。”他具体地给我分析了在广播站工作的弊端，甚至包括在人事方面的不利因素，因为那是他管辖的单位，情况了然于胸。
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他的建议，我首先被他的真诚感动了。
“你眼光要放远些。”他推心置腹地说，“到公社去工作几年， 对你今后文学创作受益无穷....”这个道理我懂，许多著名作家不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积累了丰的素材，才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吗？可是下去也不那么简单，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倒也有些犯难了。
云部长要我回去好好想想，再跟爱人商量商量，不忙做出决定。
我当时三十出头，在我三十多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三次面临人生的关口。第一次是上大学时对专业的选择，因为考取的专业很不理想，我当时面临着还要不要上大学这样极其重要的抉择； 第二次就是不久前在喀什分配时对命运的那番顽强抗争；第三次是现在，我要为一个遥远的、缥缈的理想告别妻女，自找苦吃， 去过一种和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极大差异的另一种生活。我已经有两年多农村“再教育”的经历，不能说对维吾尔农村一无所知， 正是因为知道，因为不再有天真浪漫，才更不好做这个决定。那会儿，不少汉族干部视去公社工作为畏途，在公社的想尽办法往县城调，而我却主动要求下去，只怕下去容易上来难呀，这是其一；其二，我完全不懂维语，在知青点上，尽管周围都是维吾尔农民，但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操母语的小圈子里，而今后我直接的工作对象就是维吾尔干部和农民，困难之多可想而知；还有一个担心：莎车是新疆面积最大的县，十六个公社，最远的距县城上百公里，如果分到那里，我怎照顾家小呢？要知道，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儿子刚过三岁，小女才十个月，把他们都扔给小惠，我如何放心得下！
但是，去公社对我又是有诱惑力的。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从喀什又到莎车，一千七百多公里，我，一个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大学生，被时代的潮流从水面卷进了底层。既然已经到了县里， 为什么我不能干脆潜到底，潜到我们这个社会最广大的基础农民中去？况且这不是普通的农村，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农村呀！熟悉他们生活的汉族作家太少了。把他们的生活介绍给全国的广大的汉族读者，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在机会面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握。
善解人意的云部长好像摸清了我的思想。第二次谈话时，主动对我讲了三点：如果我原则同意下公社工作，第一他将帮助我选一个比较近的交通方便的地方；第二他会对公社领导有所交待，说清楚我是宣传部门派下去的人，需要调回时不得“刁难”； 第三是要公社领导关心我的政治进步。云部长平时看上去不修边幅，甚至大大咧咧，却对我的事考虑得这样细致而周到，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去了地处叶尔羌河畔的二公社，维语地名叫阿热力，汉语是“孤岛”的意思，距县城八公里。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曾带学生到二公社参加过夏收，那里既有美丽的稻田，绿色的林带， 也有沙漠荒滩，不毛之地。
那是个“墙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如果说水面总是喧嚣沸腾的话，水底则是相对平静的。公社汉族干部很少，除了一名副书记老王，还有翻译小吴、农业技术员大何和水利规划员、卫生院护士等。别看是穷乡僻壤，学习开会一切都很正规。起先，我把每天一大早爬起来，在寒气逼人的屋子里就着烛光组织大家读报学习看着是一件苦差事，后来很快明白，其实那是最舒服的差事了，比那辛苦的事比比皆是。最经常的工作是跟着书记下大队。后来情况熟了，我一个人也下去。那时候，再远的公社也没有配吉普车，自行车是农村干部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大早骑车出去，跑上个七八公里算近的，十几二十公里也是家常便饭。农村的土路沙路很难走，有时候骑一半推一半，遇到沟渠河汊，就得挽起裤腿，让车骑人。赶到大队，人已累得腰酸腿疼，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呢。你瞧吧，书记们把车一支，由队干部陪着，走走停停，这就一块地垅接一块地垅地转悠开了。他们专捡没路的地方走，高高低低，磕磕碰碰，踉踉跄跄，一边看一边讨论工作，解决问题。至于中午会转到什么地方，下顿饭在哪儿吃，全不知道。有些领导好一点，再累再饿，到时候总在前面某个地方有一顿香喷喷的饭等着；要是跟上一个严以律己的头头，那就苦了。我跟王书记下大队的时候多，他的习惯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就近从农民家借一块毡子，铺在树下，就着开水或是一碗酸奶吃干馕。吃完了用废报纸卷支莫合烟，不等抽完，便靠着树干扯起了鼾。天气酷热，连鸡都趴窝不动了，树下漠风习习，烟头烧疼了手指，他便会醒过来骂声娘，扔掉烟蒂，又上路了。有时候，跑了一身臭汗， 他也有办法，叫队长唤来粮食保管员，打开粮仓，专捡包谷堆上睡，凉浸浸的，身上汗气不一会儿就消了。
最难熬的还不是苦和累，而是包括语言隔阂在内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那样一种油、水分离的状态，是诸多的“不习惯”。当我懂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两个民族之间差异的时候，才明白包括风俗民情、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等种种不同，都有着它们源远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要改变打在一个人身上的文化烙印是困难的，所以，当两种不同文化在一个人的身上碰撞、 磨合的时候，必然给当事者带来不适乃至痛苦。从大队跑了一天回来，端着公社食堂用土盐做的汤面，苦涩的滋味往往令我来不及吃完就要卷一支莫合烟。维族有些传统的、今天已受到其他民族欢迎的饮食，比如烤羊肉串，但他们最好吃的却不一定是你能够接受的。我曾经受到过这样的礼遇:主人在热腾腾的羊肉抓饭上浇上酸牛奶。这是某些地方招待贵客的习惯。这两样东西分开来都称得上是美食，但是放在一起就不那么对劲了。酸奶遇到热饭很快稀释，而且散发出一种热哄哄的胃酸的气味，样子也不大好看，不习惯的人实在举箸难咽。然而，面对主人热情的笑脸， 不吃下去，你会觉得没法走出这个房间。这常常使我感到十分为难，甚至尴尬莫名。
一位文化名人说：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那时候在维吾尔民族中正推广新文字，我曾经用比许多维族同事更短的时间学会了拼写读。我能流利地在会议上给他们读新文字出版的报纸，给维族书记读新文字写来的报告，但我却并不明白我读的内容，因为我既不懂语法又不懂单词。我始终没过语言关。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有意识地努力去感受那样一种独特的、只可意会的民族文化氛围，并从中揣摸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民族性格。参加节庆活动，丧葬嫁娶，各种形式的麦西来甫(舞会)。我从流行在莎车、麦盖提一带的刀朗木卡姆(歌舞形式)中，透过鼓乐手纵情的呐喊，竞舞者坚忍的毅力，看到了这个民族在困苦中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维吾尔农民的了解，就是通过这种观察、学习、比较，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生活沿着古老的规则循环往复，春种秋收，生老病死.....只是田园牧歌中经常出现一些不和谐音，极左思潮在农村弄出一些荒谬可笑的事。比如有一阵组织维吾尔农民和干部评《水浒》， 批宋江。老乡对上层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斗争十分反感，以为宋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明白中央为什么总出坏人。一位维族干部向我发牢骚说：“喂江（相当汉语中的‘哎哟’）汉族人事咋那么多！今天说这个是坏人，明天又说那个是坏人，让我们的农民咋样安心种地呢？”那时农民的劳动强度很高，生活水平却很低， 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盛行。不少地方，生产队怕社员把粮食吃光， 三天发一次口粮，农民生活困难，干群关系堪忧。虽然我每个月工资也不过拿四五十元，但在那些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农民面前，仍然心中有愧，不敢让社员知道我们的工资收入。
我忘不了在生产大队蹲点的那些日子，冬天睡在铺了稻草的潮湿的地上，房梁和四壁黢黑。没有电灯，没有桌凳，房间甚至没有窗户（防冷堵上了），周围只有我一个汉人。临近春节，城里人家家都在置办年货，享受着合家欢聚的天伦之乐，而我却疙蹴在某个生产小队的临时会场，坐在社员递过来的吱吱作响的小马扎上，忍受着污浊的空气，给农民宣讲文件和政策。开罢会回来的路上，顶着刺骨的北风，我常常缩着脖子仰望夜空清冷的寒星，想着城里千千万万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们中有谁知道我在这样辛苦的工作？而我们这样工作，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兴旺，农民的富裕，真的是必要的吗？
完全了解一个民族是困难的，但是走近一个民族却是可能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经过“再教育”分配了工作的汉族同学一起回到劳动过的小队看望社员，走进一个五保户老大娘的家。 她孑然一身，家里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排非常高兴，笑眯眯地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就出门去了。我们在她那间简陋土屋里等了很久。有人悄声抱怨老太太不懂礼貌，咋能把客人撇在房间里呢？过了好久，只见老太太用头巾兜着几块白面馕，笑盈盈地赶了回来，原来她跑了很远的路去借馕。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 不用馕和茶招待客人是不可以的，但是当时她却拿不出来。维吾尔是好客的民族，一个富足的人好客并不难，但一个自己也吃不饱的人用这种方式来款待客人，就叫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了。临出门，我们每个人都悄悄地在老太太的茶碗下压了些钱。 我睡过农民家的土炕，跳蚤常常咬得人彻夜难眠，但主人却真心诚意拿出了全家最新最好的被褥让你享用；我跟他们一起平整过条田，当累得大汗淋漓坐下休息的时候，队干部会偷偷为你换上一把轻巧好使的砍土镘，然后露出亲切友好又带着几分狡黠的笑容；我也看见过他们三九寒天泡在刺骨的冰水里挖渠， 懂得了“哭着挖渠，笑着收麦”那些灿若群星、闪耀着智慧和真理光芒的维吾尔民间谚语……
维吾尔农民性格乐观幽默，正像一位著名作家说过的，那怕只剩下最后一块馕，他们也会用它来当手鼓敲。一般来说，一个民族能够长期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合理的成分。外民族成员在接近它的时候，可能会不习惯，甚至有排斥心理，但至少应该尊重它而不是歧视它。伤害民族感情，往往是由这些小事引发的。在维吾尔之乡，在社会的底层，我看到了许多我原来绝对看不到的东西，学会了许多原来我根本不可能学会的本领，当然也思索了许多浮在上面不大可能思索的问题。几年下来，我渐渐熟悉了他们也开始被他们接纳。我夹杂在一群下乡检查工作的农村民族干部中间，外人不细看未必能将我从他们中间剔出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在气质上接近了他们。
热闹的都市的生活离我远了。在暗流涌动的底层，生活在另一种话语氛围中，自然会有感到寂寞和孤独的时候。那是一种属于心灵深处的孤独。我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不可能忘记自己的母语文化，她就像母亲的血脉一样在我周身流淌。那会儿借不到好书，报刊上充斥着假大空的应景之作，真正的文学还没有复苏。有一次，上面给每个公社配售了一套《红楼梦》。我从王书记那里借到手，如获至宝。白天忙完工作，回到我那间紧邻公厕、冷冷清清的宿舍，不管多累多饿，一想到有本好书等着我，就像要跟情人幽会似的，心里美滋滋的。忙完杂事，扣好门窗，我在床头立半截蜡烛，钻进被窝，与那可心的“情人”幽会。她就在我的枕边，我甚至舍不得多看，每天只细细地读上几页，只几页，心灵便得到了滋润和满足。几个月后，当我终于读完了最后一页，就像一个终日相伴的最亲密的朋友离我而去，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和惆怅。
本来我是为文学下去的，但在公社最初的一两年，我差不多想不起也顾不上文学了，只是在我感到孤独寂寞，心里又有许多话想找人倾诉的时候，写小说才成了我生命的一种需要，并使我有可能结合比较广阔和纵深的社会背景来思索和分析、消化我所了解的这些材料。生活像琴师的手，一次次拨动了我的心弦，《红楼梦》之类的名作和周围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产生了一种推动力，让我像一组涡轮机那样发动起来。我同小说里的人物倾心交流，我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赋于我笔下的人物。每当写作的时候，我便再也不是一个人了。我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或喜或怒，或嗔或怨。-篇小说完成了，一群朋友离开了；我急不可耐地又去结识新朋友，让他们在我设计的故事中活起来， 让自己重新走进他们中间。原来写作竟是这样迷人！短篇不过瘾，写中篇；中篇不过瘾，写长篇……1988年，我已调到出版社， 正好在离我下基层二十年之后，我集结出版了写维吾尔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后长的犄角》。其中有我早期获奖代表作《翻译苏里坦》。那篇小说在文艺刊物发表后，被《新疆日报》整版转载，后来又被译成维语，收进维文版的小说集，受到维族读者的欢迎。 另一部发表在《当代》上的中篇小说《果园》被改编成电视剧，也在全国获得奖项。这些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红柳》和一批中、短篇小说，对读者了解70年代中期一段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维吾尔农村社会风貌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一切，用我们的朋友甘平的话来说，都是因为我掉进“源泉”里了！
是的，那是我的源泉。在那里，我蹲点跑面，春耕秋收，开过拖拉机，烧过砖窑，也当过社办企业的党支部书记，那块土地留下过我的足迹和汗水。读过这些小说的人，包括维族读者，以为我精通维语，这又把我估计过高了，其实我主要得益于那段特殊的经历。如今，我在电影制片厂从事影视文学工作，已是国家一级编辑。1989年秋，我以制片人的身份，带着摄制组回到阔别十七年的莎车拍戏。我惊异地发现，莎车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她就像一位刚刚沐浴后换上新装的少妇，容光焕发，美丽动人。记忆中的肮脏破败早已不复存在，马路宽阔，琼楼林立，车水马龙， 垂柳依依。故人相逢话沧桑，笑谈之间多唏嘘。拍摄间隙，我去看了我的旧居，回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二公社，走过的小路，住过的土屋.....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发现，当年站在莎车这个社会舞台中央叱咤风云的一代人，差不多都消失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在那些非常关键的岗位上，到处都是陌生然而很友好的面孔。为了找到当年的故旧，我不得不傍晚守候街头，等待他们饭后出来散步。果不其然，第一天就碰到了熟人……只是没见到我的“洪长青”——云部长，后来才知他已退休回乌鲁木齐了。在花园式的乡政府大院，在农民的土炕上，我受到了乡亲们热情的款待。如今这儿已是全疆闻名的先进乡了，乡长也是全疆著名的模范人物了。他对我说，这里和你的家一样，你要经常回来看看啊！10月1日，国庆节，在我们摄制组即将离开之际，我特意来到当年卡车将我和小惠抛下的路口， 如今那里己经竖起一柱高达二十米的威风凛凛的现代化白炽路灯。10月的阳光照耀着挂满彩旗、刚刚剪彩通车、宽幅达二十七米的通衢大道。举目四顾，红旗猎猎，绿树茵茵，天空湛蓝，白鸽翱翔。昔日的莎车像一幅褪色的旧画在记忆中淡去，随之而去的还有我永不再来的青春。哦，就是从这个路口，我跨入了社会，走进了维吾尔农民的生活，开始了我的人生之旅啊！
站在路口，我心里想的是，“文革”中多少人才被摧残，多少遣送下乡的大学生荒废了专业，空掷了青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令我欣慰的是，因为有“长青指路”，我及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潜到了生活的底层，过了一段充实的生活，让我那段本来极可能浪费的生命有了意义。这段生活，不仅为我写作积累了素材，更使我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了一种精神联系，这在我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肖陈： 男，江苏宿迁人，1943年6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外语系，现任天山电影制片厂总编室主任，一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