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

作者：李振德

本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三《超越坎坷》。

山高高，水弯弯，路曲曲，步蹒跚。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留下了我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

落户穷乡僻壤

1968年12月最后的一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的一天。这天上午10时许，我们来自不同大学的七名同学，乘解放牌敞篷汽车，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迎着凛冽刺骨的西北风，从锦西向辽西走廊最偏僻的山区进发。

汽车在弯曲的山道上颠簸着。我们都用棉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蜷缩在自己的行李上，似睡非睡的眯着眼。严寒刺透了棉帽、棉衣、棉鞋，把我们冻得面颊像刀割似的疼痛，脚像猫咬似的难忍。但在这敞篷车上，无处藏无处躲，难忍也得忍，一直忍了三个多小时，汽车才在一个挂着“缸窑岭公社革命委员会”大牌子的石头门垛前停下来。几乎冻僵了的我们，艰难地爬下车来，刚把行李卸下来，还没等进屋暖和一下，一位公社负责人就说：“你们七位都分到孟店大队。你们在这稍等，大队的马车一会儿就来！”我们无可奈何，等吧。大家搓手跺脚地抵挡寒气，却是越等越冷。一直等了两个多钟头，太阳都快落山了，队上的马车才来。

我们赶忙爬上车，七个人背靠背挤着，似乎还能暖和点。这里没有公路，只是把干河沟的大石头向两边清一清，中间就算道了。车向西北沟走，也不知走了多远，只知道走了一沟又一岭，翻了一岭又一沟，直走得夜幕降临，西南面黑黝黝的山巅上托出了一弯明月。

大车终于站住了，车老板“吧吧”甩了两个响鞭。不一会儿，从沟下边来了七八个人，边走边喊：“热烈欢迎！热烈欢迎！”原来，他们是先于我们报到的同学和生产队长。他们带我们跨过了一条冰封的小河沟，来到一幢独立的房屋中。这是我们大学生青年中心点。外屋一间是伙房，里屋两间是女同学的住地。先来的同学给我们做好了饭。我们一见热乎乎的大饼子（玉米面做的）和白菜汤，一个个真像是饿狼扑食，连话都顾不得说了，一手大饼子，一手端菜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喝一口白菜汤周身发暖，咬一口大饼子满口含香，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样香的大饼子，也从未喝过如此好的白菜汤。

吃完了饭，队长带我们四位男同学到他家去住。我们和队长一家男女老少六口，住在一铺炕上，甚感不便。但是，我们实在太疲乏了，也顾不了那么多，放开行李，没说几句话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走出队长家门，才看清周围的环境。队长家开门见山——这里各家各户都没有院套，远处的群山就是院墙。全屯共二十几幢平顶的旧房子，沿沟两边顺山就势的散落着。四周全是山，只有东南方向有一个较大的出口，这就是我们昨晚的来路。

我在门口和队长攀谈起来，得知这个生产队多年来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社员干一天还挣不到一个鸡蛋钱。社员们吃的是高粱破子粥，就的是萝卜、酸菜。这里六十多岁的老人，别说火车、汽车没见过，就连自行车也很少见过。这里的山是石山、秃山，这里的地是薄土挂画地；小河沟虽然有水，却白白地流走了，春天要是无雨，连地都种不上。这穷乡僻壤，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

还是学医的好

下乡的第二天，队长给我们几个男同学安排了新的住地。这是老爷岭屯西南角靠小河沟处的一幢独立的三间房、两间里屋，顺窗一铺长六米多的大炕，炕上没有席子，中间还陷了一个大洞。屋里的墙皮多处剥落，旧式的木棂窗上的纸破得千疮百孔。队长找人给修了炕，我们用随身带的旧本纸糊了窗户。我们用木头烧了半天，才把新修的炕烧干。晚上，我们在土炕上铺上了高粱秸，再铺上行李，因室内冷，索性戴着帽子入睡了。

我正睡得香，突然听我身边的李凤彩喊了一声：“哎呀，不好伙计！”说着一骨碌爬了起来。我睁眼一看，只见他身下的秫秸着了火。我们几个赶忙爬起来，李凤彩已从地上摸了把铁锨，把火拍灭了。当我摸火柴点上了小煤油灯时，见室内烟气弥漫，我们几个都被呛得流出了眼泪。

早晨起床后，想洗脸，只见外屋水桶里的半桶水已全冻到桶底上了。我只好拎水桶去前面靠河边的水井打水。谁知离地面两米多深的水井，也让坚冰给封住了。一位同学不知从哪找来一根三米多长、碗口粗的木杆子，我们几个人轮换着狠劲地往下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井中的坚冰砸开，取出了水。

洗漱完毕，我们又集中到中心点。这里冬天都吃两顿饭，早饭要到10点左右吃，晚饭是下午5时左右。早饭后生产队长给介绍了队里情况，同学之间又互相介绍了情况。在这个老爷岭屯人口最多的“老青家”（大学生青年中心点）家里，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十九位兄弟姐妹很快就熟悉了。

这天晚饭后，大家正在说笑，突然慌慌张张闯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老张家屋里的不行了，听说你们是‘大学’，啥都会，快去给看看！”听说有病人，大家先是一愣，接着目光全集中到学医的同学身上。我们之中有辽宁中医学院毕业的孙启凤、刘雅芹，还有大连医学院毕业的张永良、李振忠、白金龙等五名同学。他们相互看了看，孙启凤站起来说：“走，咱看看去！”我和张永良、白金龙也相随而行。

路上，张永良贴近我耳边说：“哎，老李，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去看病好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是“臭老九”，下乡行医会不会有什么说道？但我想，给社员看病，一不搞资本主义，二不搞封建迷信，能有啥错？于是我说：“咱急贫下中农所急，有啥错？没事！”因孙启凤和我都是党员，孙启凤在前面走，我又这样说，张永良心中也就踏实了。

我们一跨进老张家的门，只见患者头倚在她男人的怀里，两腿伸得直直的，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全身在颤抖。孙启凤赶忙走过去，先伸手诊了诊脉，然后掏出针在她鼻下的人中穴扎了一针，又分别在她的两腿和两手腕各扎了一针。只这几针，病人立即恢复了平静，睁开了眼睛。孙启凤又给她诊了诊脉说：“好了，没事了！”

“大学生青年能治病”，第二天便传开了。这天下午，又有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来求医治病。这小姑娘患头痛病，当时学医的就白金龙在家。他拿出针，在小姑娘的头上扎了五根针，大约十几分钟，小姑娘的头就不痛了。我看得高兴，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还是学医的好！”白金龙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学西医的也没系统学过针灸，只是在我们临毕业时，才临时学习了十几天针灸。你学一学，小病小灾也能治。”

初用祖传医术

我们在老爷岭屯住了不几天，小南沟生产队长听说我们大学生青年不要工分白干活，还会给群众治病，就去大队要我们。大队同意了，我们九名同学又来到了小南沟。

小南沟比老爷岭屯更闭塞，只有东南角顺沟一条小路进来，经南往北一拐约三四百米，到北山腰便算到了头。山沟北侧稀稀拉拉地坐落着七幢平顶房，加上南山洼四家，北山腰两家，总计十三户人家。这里四面环山，往上看，像一口蓝色的大锅罩在头上，我们真像蹲在井底的蛤蟆，看不到多大的天了。我们青年点安在村中间老孟家。他家也是开门见山的房子，共有四间。我们的四位女同学住在南屋一间，五位男同学则住在下沟口他二儿子的小南屋。

到小南沟的第二天，队长便带我们往山坡地里送粪。一挑粪六七十斤，刚担起来还不算重，但因山坡路陡，羊肠小道又被水冲得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所以，从粪场到山坡地里不到一里的路，一趟上去便两腿发了酸，浑身冒了汗。连续五六趟下来，我只觉得身上的棉衣都被汗水溻透了。再看其他同学，一个个口中往外喷着白气，走在最后面的一位女同学，两只手在肩前狠劲地托着扁担，好像不托着，扁担便会扎到肉里去似的。她两腿颤抖，像小脚女人走独木桥似的趔趔趄趄，又咬牙又皱眉的，真像是在受刑。但是“臭老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怎能甘心落后呢？这一天我们担了二十多趟。晚上回来，四位女同学往炕上一倒，像一滩泥似的，不一会儿便睡着了。她们在睡梦中还不时发出呻吟,我们男同学做好了饭，再三催促，她们才勉强起来吃了饭。

晚饭后，我们刚想休息，来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大爷求医我们这九位同学，没有一个是学医的，只有郭广田是学畜牧专业的，在临毕业时学过一个星期的针灸课，但从未给患者伸过手我们向老大爷做解释，说我们不会治病。可老大爷死活不相信，还误会我们怕他成份不好不给治病，一再说：“我是穷（贫）农啊，我不说谎，不信你们可问问队长，我真的是穷（贫）农成分！”我看实在解释不清了，便问老大爷有啥病。原来，他的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疮。我一看，想到小时候我叔叔曾说过的一个偏方。于是我让老大爷去刨婆婆丁根，洗净晾干，用石白捣烂敷到疮上，一天换一次，连敷七天。老大爷听了，信了，走了。同学们却不信我，逗笑说：“山东老李真行，会愚弄贫下中农！”其实，那个偏方真的管用，老人治好了后，还来感谢过我呢。

几天后，公社集中劳力到孟店修水库。我们九名同学也参加了。因我们做饭无烧柴，所以每天要留两名同学拾柴火做饭。这天，轮到我和王佩增做饭值日。可能我们去山上刨荆条疙瘩时用力过猛，出汗后王佩增没注意，结果患了风寒性头痛症。从山上回来后，他就说头痛，两手不停地轮换着掐压太阳穴，显得十分痛苦。见他疼成这样，我心里很焦急。突然，我想起我叔叔曾用三棱针点刺给我治好过风寒头痛，还教给我用法。此刻，我何不试一试？我没有三棱针，只找到一把上鞋的锥子，看了看，锥尖和三棱针的尖也差不多，便点上煤油灯把针烧了烧。然后，我对王佩增说：“佩增，我小时候叔叔曾教我治过风寒头痛，我给你针针试试行不？”王佩增实在疼得受不住了，答应了一声就把头伸过来了，我照叔叔教的办法，在他的印堂穴、太阳穴、百会穴等处分别点刺，并各挤出了几滴血。刚点刺完，王佩增的脸上便泛起了笑容，眉梢一展说：“哎，真的好了，一点也不疼了。”

求师学习针灸

自从我给王佩增治好了头痛，“山东老李会针灸”，便越传越远了。我心想，这可坏了，我是学中文的，用三棱针治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还可以，别的病我可治不了。别人不知底细，要是有病都来找我，我可怎么办？又一想，这里缺医少药，社员们求医殷切，也实在不忍心推出门不管。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学医的同学，向他们学习针灸。

有一天，在水库工地上，我找到老爷岭屯点的孙启凤和刘雅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孙启凤说：“学习针灸也不难，你只要能在自己身上扎上一针，就等于学会了一半。”说完他拿出针在自己的左手合谷穴上扎上了针。我毫不犹豫地也拿针扎在自己的左手合谷穴上。刘雅芹见我很真诚，便送给我一本《简易针灸手册》。孙启凤指着手册说：“这上面有四十六处主要穴位，你背熟了，小病小灾就够用的了。”刘雅芹又给我讲了针灸容易出危险的部位和注意事项等。最后，孙启凤又赠给我一套针。从此以后，每天干活的来回路上、中间休息，甚至上厕所，我都在背针灸穴位；晚上睡觉前，我又逐个穴位地在自己身上试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熟练地掌握了《简易针灸手册》所讲的针灸知识和穴位。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熟睡，突然有人敲门，只听外面有人边边喊：“大哥，我妈病了，都不会说话了，快去看看吧！”我急忙起床开门，一看原来是北山洼老齐家的大儿子。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赤脚医生，他哭着说赤脚医生让葡萄沟的人找去了。此时已是夜间十二点了，赤脚医生被人连夜接走，定是有急病人，我们不能坐等他回来了。我便和同学们商量，大家兵分三路：我和郭广田去老齐家看病人；张德林和李凤彩去八里外的葡萄沟找赤脚医生，若找不着就去老爷岭屯找那几个学医的同学；王佩增叫着女同学一块到五里外的大队去找大车。

我和郭广田赶到北山洼，远远就听到老齐家的两个女儿边哭边喊妈。我们一进门，只见老齐大爷蹲在炕上两手发抖，齐大妈直挺挺地躺在炕中央，两眼圆瞪，紧闭的嘴唇憋得黑紫。我靠近去喊了两声，大妈毫无反应。郭广田摸了摸大妈的头说：“头凉！”我摸了一下大妈的手和脚，也都冰凉。我心中有点害怕了这人是不是完了？但我表面还装得很镇静，对她的两个女儿说：“不要哭，没事！”

郭广田掏出针来，先扎大妈的人中穴，然后又扎她两腕的内关穴，我则用针扎她的涌泉穴，并在这个穴位大提大插。但她竟毫无感觉。我只好又在她足三里穴上扎上针。我们俩扎了好一阵，齐大妈还是没有一点表情，只是手脚渐渐变热了，这给了我惊喜，也给了我信心。渐渐大妈的眼神开始动了，又慢慢抬起了手，在头上比划。我猜大妈可能是头痛，便用三棱针点刺了她头上的印堂穴、太阳穴和百会穴。大妈不再用手比划头了，但仍然不会说话。

正在我和郭广田无计可施的时候，张德林和李凤彩陪同赤脚医生进来了。我和郭广田向赤脚医生讲了适才扎针的情况，赤脚医生问：“扎过哑门了吗？”“没有”。我回答。因我听孙启凤说过，哑门穴只能扎五分深，扎深了会有危险，我不敢下针赤脚医生在大妈脖子后面的哑门穴上边扎针边观察她的表情，见大妈的眉头一皱，他立即停止了进针。此时，大妈“唉——”了一声，出了一口长气。大妈会说话了，全场人一阵欢喜。随后，去找大车的同学们也来了，几个女同学连背带抬地把大妈弄到停在下沟的大车上，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大夫给大妈做了全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于是我们调转车头往回返，此时已是凌晨5时多了。

春节前夕，大妈让儿子给我们青年点送来约二斤油条。下乡后再没看到过油条的同学们，看着这些油条，着实有点馋。但是，大家知道，这里的群众过年才每人供应一斤白面，还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换来一点棉子油，我们又怎么忍心吃这实在是来之不易的油条呢？大家决定让做饭值日生把油条送回去。这天正该我和刘淑兰做饭值日。我俩到了大妈家中，齐大妈一见我们送回了油条，立时一阵哽咽，落下了眼泪——她是一片真情，真想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啊。我和刘淑兰的眼也湿润了，为了表示我们不是嫌少，也不是嫌做得不好，我俩每人扯了一块油条送到口中，边嚼边说：“你做得真好吃，我们代表大家吃了。等以后你富裕了，我们大伙都到你家来吃！”

小寺“神医”

1969年9月中旬，经过八个半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锦西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更名为文工团）任编导。我到团不久，正逢绵西地区发大水，女儿河两岸不同程度地遭水灾。我被抽调参加县里组织的工宣队，到虹螺岘公社小寺大队抗洪救灾。

我们到小寺大队的第一天中午，在大队部吃午饭时，我见接待我们的大队长，腰弯成了九十度。经询问得知，他腰痛已有半个月了。此时，我对自己的针灸技术已有几分把握了，便主动提出给他扎针治疗，虽然我也说自己不太行，“碰巧了有的能扎好，碰不巧你就得干挨扎！”他还是答应了我给他扎针。我让他的右手半握拳，把消过毒的针扎进了他掌外侧纹头下方的后溪穴。稍待一会儿，我边提插针，边令其活动腰部。说来令人高兴：他活动了几下，腰便直了起来，且能左右前后旋转自如了，他高兴地笑了。在场的人无不称奇。

晚饭被派在一户烈属家里吃。吃饭时，得知这家只有老夫妻俩，老大爷因掉进冰窟窿里，腰腿受冻，已瘫在炕上一年多了。跟我同来的那位同志，见我午间给队长扎针治好了腰，便要我给大爷扎扎针，他一个人去队部了。两位老人也都恳求我，我心下很为难，像他这样瘫在炕上一年多的病人，只扎几根小针，能奏效吗？但是若不答应扎针，两位老人肯定会误会，以为我不好求。我只得实话实说：“我不是大夫，我刚学扎针，小病小灾的有时能碰好，像大爷这样的情况，扎针恐怕不一定行，但我可以给大爷扎一扎试试。反正扎不好也扎不坏。”说完，我大着胆子，在大爷腰上的命门穴、腰两侧的肾俞穴、两腿的环跳穴以及殷门穴、风市穴、承山穴、阳陵泉穴等处分别扎上了针，留针二十分钟后，大爷身上出现了麻、胀、酸、沉、痛的不同感觉，腰部和腿上也有点热乎乎的。我取下针后，又在他两手的后溪穴分别扎上了针，然后运用了大提插强刺激的手法。当我把针全拔下来时，老大爷竟一个翻身从炕上爬起来。他试着慢慢把腿顺到地上，先是两手扶炕沿，移动了两下，接着手扶门框走了几步，最后竟撒手在地上走动起来。此时，老大爷和老大妈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被感染得流下了眼泪。

“李大夫真是神医，一针扎好了瘫痪！”“李大夫真是手到病除！”我治好了两个病人，“神医”的舆论一阵风似的传开了。第二天午间派在一户社员家吃饭。饭后，从其里屋突然冒出十几个人来，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妇女。房东说：“李大夫，她们是求你给看看病的，你看——”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不由得有些慌神，连忙解释：“我不是大夫，我也不会看病。我现在是在学习扎针，碰巧了有的病能治好，要我看病可真不行！”可是，舆论能杀人，这些人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个劲地求我扎针治病，甚至说：“河边的庄稼被水冲倒了，咋救灾也是那样了。你给大家治治病就是最好的救灾了！”我被说得哭笑不得。看这架式，我也走不出去了，只得硬着头皮，回身坐在炕沿上说：“这样吧，谁有什么病，你们就说。我能治的就给你扎针，我不能治的就不扎。让我看病，我真的不会。”我这样一说，大家便相继开口了。有的说有气管炎，有的说鼻子经常出血，有的说腰腿痛，也有的说肩背痛，还有的说月经不调，等等。我一听，真有点犯难了，看样子扎好扎不好也得扎了。我只好豁出去了，便对他们说：“好吧，谁不怕痛就先来挨扎！”

我一个挨一个的给他们扎针，扎了两个多小时，才算扎完了。第三天，吃过早饭，又扎了四十多人，下午又扎四十多人。就这样，扎好的不来了，没好的天天来，且不断增加新的患者。有些被治好病的人还给外屯的亲友送信，连周围十里八屯的人也不断有人来。扎到第八天时，已达到百余人。正在我感到招架不了时，县里来电话，要我随团去鞍山八一八二工地慰问演出，这才把我解脱了。

听说我要走，公路道班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因我给他治好了腿痛病，非要送我到汽车站不可。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和行李，一口气把我送到距小寺五里的虹螺蚬汽车站。说来也巧，到汽车站时，正遇车站的李主任牙疼得手托腮帮子。送我的小伙子认识那位主任，他悄声对李主任嘀咕了两句，那位主任便请我进屋，又给我沏茶，又请我吃梨，最后请我给治牙痛。当我了解他牙有洞时，我说：“你牙露神经，扎针恐怕不起作用。”他执意要我给扎。我只好说：“那就碰碰试试吧！”说完我运用了近、中、远和异侧配穴的方法，先扎了他腮帮子下的颊车穴和同侧手上的合谷穴，又配扎了异侧腿上的足三里穴。说也幸运，三针下去，竟然手到病除——那位主任用牙又咬梨又嚼咸盐粒，均不疼了。我上车要离开车站时，那位主任还一个劲地说：“哎，李大夫，你是那个单位的？以后有病好去找你！”我哪是什么大夫！因此，我不敢接话，只含糊着说：“过几天我还回来！”

我正经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出身，离开农村后，也一直从事文化工作，算是务了正业。然而，自从在山村里为解人急难而学习了针灸之后，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索性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不少中医医书，钻研了一些医道。这使我不仅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时，能为一些群众分忧解难，成为紧密联系群众的一种手段，而且也为周围的亲戚朋友治好过不少病。但这毕竟不是我的正业，而且至今我也没有行医执照。说起来，也真无限感慨，聊以一首小诗作结吧。

小路弯弯步蹒跚，一生正业少贡献。

歪门斜道难自拔，非法行医三十年。

山不转来水自转，法不容来情绵绵。

辛苦治病五千例，荒唐人生任评判。

作者简介：李振德，男，山东烟台人，1940年12月生，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任辽宁省葫芦岛市文化新闻出版局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