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常常才是真

作者：胥正范

本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一《“末代大学生”最后的日子》。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之间，从大学毕业至今已三十年了。我从扎小辫的姑娘变成了小老太婆，实现了当年立下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从黑头发干到白头发”的誓言。有首歌唱道: “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过大河......”我认为，跋山涉水自有其乐，它使人坚强、豁达、充满活力，使生活充满韵味。它给我带来好心情、好心境。回首我的教坛三十年，平凡而又平凡，但我没有空虚，没有失落，我感到坦然、满足、幸福。

“幸运”的分配

1970年3月，我离开北京大学，被分配到辽宁省盘锦垦区。经过近一个月的劳动锻炼后，正式分配工作单位。分配时，一同劳动的北大、清华的七十名同学，就我一人分到了大庆六七三厂(现辽河油田的前身)，其他人大多数分到农村中学。大家送来了羡慕的眼光。因为一般而言，工厂总比农村条件好。我之所以如此“幸运”，我想，无非有三条理由，一是毕业鉴定上有“五好战士”荣誉；二是我在劳动中不怕苦和累，尤其会到深井边拔上水桶，挑到老乡家水缸里；三是发我第一月工资时，三张五角钱中多了一张，我毫不犹豫地送了回去，管发工资又参与分配的那位同志说:“你不送回来，我就要用自己的钱垫上了。”可能从此他对我有了好印象。他曾当面夸我:“若你在战争年代可以当女游击队长。”当时，分到其他单位，工资仅四十三元五角；而我到油田，工资加上野贴则有六十四元，另外还发一些劳保用品。所以大家说我是“幸运”的分配。

报到第二天就上了讲台

辽河油田刚刚建立不久的第一所子弟学校——红村学校正缺教师之际，我去报到了。校长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学哲学的。”“让你教数学。”我以为他弄错了，又强调说:“我不是学数学的。”校长说:“你学哲学的也能教好数学。去听我一节课吧！”我跟他去了教室。上完课他告诉我:“你备课吧！明天你上。” 我就在报到的第二天登上了讲台。

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大肆宣扬“白卷先生”、“不学ABC， 照样干革命”的年代里，我在为传播知识而抗争。家访、个别辅导，一周十八节课，三个年级的三种教案，每天要批一百五十份作业，连轴超负荷运转。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中，我连法定的婚假、丧假都没休，两次产假都提前一周上班。1975年我突然得了脑血管病，右半身不遂，也仅休息了八十天病假，稍有恢复就上班了。十年中， 我教过数学、语文、政治、 地理、历史、物理，可以说教什么课，学生的成绩在油田统考中总是名列前茅。如今，可谓桃李遍油田，我感到欣慰。

住房的变迁

当时，油田总部设在红村。红村这是带有“文革"色彩的名字。在茫茫的盐碱地上建起了一些平房和板房，总部机关就在这简陋的板房。当时的红村，要说好一点的房子，除了机修厂的大厂房、地球物理的实验室外，就是子弟学校了(这是辽河油田的第一所子弟学校)。红村子弟学校共有两排平房教室，两头的教室临时做了男女教师的集体宿舍，七八个人住在一起倒也热闹。后来又盖了一排教室，但地面都是烂泥。校长向井队要了点水泥，提议发扬大庆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抹水泥地。于是， 我和学生们去捡碎砖瓦，填平砸实后灌进和好的水泥。我也干起了瓦工活，与学生们一起抹好了地面。

当我抱着刚出生四十多天的大儿子从山东老家回红村时， 孩子他爸住在集体宿舍，原来我在集体宿舍的床位也没有了，只好把孩子放在一个女教师的床上。校长安排我与另一位孩子妈妈住在与教室相邻的一小间房内。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一哭，影响学生上课。当时学校要盖乒乓球室。我和学生们和泥脱土坯，晒干后垒成了简易土坯房。房顶盖上油毡纸，中间竖几根木头，钉上草垫子隔开，大的一边是乒乓球室，小的一边就是我的家。

没等墙干我们就搬进去了。屋里太潮了，地上一踩一汪水， 早上醒来，被子衣服都是湿乎乎的。我只得利用休息时间，学生一起去建筑工地推来白灰废渣，垫在地上，再铺上油毡纸，虽说是下雨时漏点雨，但总算有了一个家。后来，机修厂分给我家一间半好一点的土坯房，但要自己抹墙、安电灯、铺地。红村学校老师干这些活，好像是轻车熟路了，并不发怵，两三天就收拾利索了。经这粗粗的“装修”后，我很快搬了进去。

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盘锦已经成了新兴的石油城，并且成为全国提前进入小康的城市之一。近三十年来，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我共搬过九次家，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一次比一次面积大， 一次比一次条件好。现在我家住典式楼，建筑面积是九十多平米，三室两厅。对比以前的住房，我非常满足。

都说我像个农村姑娘

我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吃苦受累是平常事。刚到红村学校那几年，“大战红五月”之类的会战特别多，生产一线的突击性任务以及农业生产任务，学校师生也要参加。虽然我以前没干过水田活，但平整稻田、插秧会战中从不藏一点假，并很快就能适应。而且我又是班主任，更要吃苦在前，以身作则。修台田时， 瘦弱的我抬着满筐稀泥，扁担都压断过。雨后的厕所大坑满了， 我与学生向外掏，我站在最前沿。还有一段小插曲，叫做“不怕蛇的故事”。在一次水田劳动中，我班的一个小淘气，拿着一条活蛇吓唬女同学，我走上前去，要了过来。我拎着蛇尾巴，把这条两尺多长的水蛇甩了几下，走了一段路，遇到一拿锹的工人师傅，让他把蛇砸死了。这一来，学生们纷纷议论，说“胥老师不怕蛇”。 “辽十一井”井喷，随时有着火爆炸的危险。我与学生去给抢险队送水，由于我身上沾了许多原油，清场的人误认为我是抢险工作队员，只把我的学生清出了场地。当时三米高的大坝上，躺着许多精疲力尽的抢险队员，他们等着喝水，而一个大保温桶却在坝下。我一着急，竟然抱着盛满水的大保温桶上了大坝。至今，我仍感到奇怪，当时我哪来的那么大的力量！那次抢险简报中，受表扬的名单中有我。在70年代，许多人说我不像个名牌大学生， 倒像个农村姑娘。从人们的这个评价，说明我还没忘本。

心理平衡，处事宽容

北大哲学系德高望重的张岱年先生，经常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他的学生。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从不懈怠；对同志、朋友，真诚、热情，为人正直、宽容、善良。从1980年到油田党校以来，我先后讲过本科、大专函授班的马列原著、 哲学原理、西方哲学史、现代科技、伦理学、心理学等十几门课， 参加过十本书的编写，被评为哲学副教授，也曾被评为局、校先进教师。另外，在多次知识竞赛中取得好成绩，在庆’97香港回归和1998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知识竞赛中，我与教研室的同志齐努力，又是必答，又是答，获得了第一名，主持人称赞我“宝刀不老”。但是我对调工资、评先进等均持一种超然态度。弘一法师有句名言，“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心灵的安宁和身体的无痛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认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 过分自强把身体搞垮，宏图大志无法实现；而无所事事、只求安逸宁静更是不可取的。

1994年北大哲学系八十周年系庆和1998年百年校庆时， 我都回京与同学们欢聚一堂。同学中有的当了市委书记，有的是大学的校长、系主任，绝大部分是有官衔的，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园丁。我戏称，按职务排，“倒过来我最大”，但我并不觉得比别人矮一头。社会是个大舞台，主角配角都得有。鲜花还需绿叶衬，当元帅固然好，可士兵也得有人当。以平常心处世，也无所谓高低贵贱，我偏爱平凡。

我有称心的工作和融洽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个连年被评为“五好家庭”的温馨的家。婆母八十二岁，身体硬朗；我和爱人都是副教授；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一个学石油，一个学化工。长子王海智在《辽河石油报》当记者，次子海波在辽河油田石化总厂当技术员，都已成家立业。一家人乐融融共享天伦之乐。每天我早起锻炼身体，上班备课讲课，晚上看电视、读书、看报、爬格子。 人变老是自然规律，可贵的是老而弥坚。闲暇时间，我学外语，学电脑，还到打字室去，用五笔字型帮着打点字，既锻炼记忆力，又与年轻同志交流思想，焕发青春活力。

我热爱生活，不断有所追求，有所收获，生活得很充实。一个人，不论顺境逆境，不论职务高低，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为人处事，都应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平常常才是真。我体会到，这才叫生活，这才是幸福。

1999年1月

作者简介：胥正范，女，山东潍坊人，1946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6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辽河油田党校哲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