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属于马兰一二四团

保卫部 平新明
创建于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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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的战士,前后达15.8万人之多。贡献最大无疑是科技人员,但吃苦最多、流汗最多、核辐射伤害最多、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一定是工程兵124团。

  原工程兵副司令时任54师政委马苏政回忆:“施工条件最差,困难最大的是工程兵建筑第124团”。

工程兵五十四师老兵回忆:“124团是最早进入马兰基地的部队,59年4月入疆后,就主动请战担负起了基地最艰巨、最繁重、最危险的任务。”

原基地司令员吴应强在《马兰红》文中说:“这个最多时达8000人的编制团,人拉肩扛修通了通往爆心的300公里道路,其建设速度至今难以超越;当试验出现意外,奔赴现场的既有邓稼先这样大无畏的科学家, 也有480多位舍生忘死的士兵, 他们有的连辐射计都来不及佩戴”。

原国防科工委作战试验局副局长邱学臣《艰苦奋斗马兰人》文中说:“我每看到基地工兵124团的几张现场施工照片,总是心在流血、泪在飞溅:我不是在为124团的官兵们唱赞歌, 我一生五音不全, 不习于“识谱唱歌”。 我只是把藏在内心的话、土气十足的大声的说出来。”。“实事求是的讲, 核试验基地的科技队伍和广大官兵在役期间无不在为国防事业而“拼搏·奉献”,而基地124团的官兵却是在“拼命·牺牲””。“基地124团:功勋部队, 他们对我国核试验的贡献是无人替代的!他们担负着我国核试验场空爆试验铁塔安装及配套地面工程、平洞地下核试验的山洞掘进、回填、开挖、排险等试验工程设施的建设工作”。

原基地作战试验处处长王保民“美篇”说“北山脚下, 驻扎着一群热血男儿,工程兵建筑第124团。这个团的二营, 年复一年,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作业条件相当艰险的情况下, 用简单的工程机械, 多次完成了试验设施的构筑任务。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默默地重复着打钻、放炮、 扒渣的工作, 一干就是几年。 我想应该给他们每个人授予一个“英雄”称号, 佩戴一枚勋章 为他们立传, 写入共和国的群英谱。”

79岁的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尤德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氢弹试验失败事故发生后,现场观看马兰基地工程兵团处置弹坑。在当时防护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工程兵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牺牲精神,让尤德良深受震撼。”

二、124团解放后主要的历史沿革


1951年4月,随184师出川、北上河北、后到辽宁、吉林,改工兵26团修机场,待命入朝。1953年3月入朝参战、同年7月回国,改沈阳军区工兵第9团,是雷锋团工兵10团的兄弟团。驻辽宁庄河修建海防工事。1958年决定工兵9团去建设核试验基地,开始严格政审,确定人员。1959年编入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7169部队),4月从辽宁庄河开赴马兰执行(0673工程)。1961年工程兵54师成立,编入54师,改工程兵建筑第124团沿用至今。当马兰基地的大型工程任务基本完成,五十四师移防四川建设著名的816地下核工程,由于124团表现突出,马兰基地首长点名124团留下,继续完成试爆区的各种效应工事的修建和完善,1965年3月,124团正式隶属马兰基地管理。

三、离开东北、建功马兰59年4月,工兵9团分乘数列火车从东北辽宁庄河开赴新疆,部队在团长王茂法、政委刘际玉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西挺进,士兵们坐的是闷罐车厢,有些车厢拉过牛马,车厢里还有没擦干净的牛马粪。在路上整整走了半个月才到达甘新交界的尾亚。(当时铁路刚通尾亚,59年12月才通哈密),尾亚车站没电灯,夜晚一片漆黑。售票处候车室是芦苇糊上泥巴扎的窝棚。

从尾亚往新疆走,改乘汽车。公路是戈壁滩上小碎石垫的路。坐一天车,士兵们全灰头土脸,眼睛被灰尘刺的疼痛难忍。个别意志不坚强的士兵甚至哭、掉泪。去哪?茫茫戈壁,走这么远还见不到个人,有人就鼓励落泪士兵,“路都修到这儿了,你坐车你还哭,那修路的人哭不哭?修路的一节节步行往前修。” 走到一个很简陋的城市哈密,有些士兵以为不走了,在哈密兵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接着走。

过了哈密的第三天,部队过鄯善,到火焰山,汽车水箱老开锅,战士们不知道怎么回事。问当地钻探工人,告诉我们这是火焰山,天热造成水箱开锅。部队出发时是4月中旬,穿的棉衣、戴着皮帽,到火焰山全脱了。部队在吐鲁番呆了两天,4月底,到了托克逊,搭帐篷驻扎下来。在托克逊,很多战士气候不适应。从辽东半岛的湿润海洋性气候。到托克逊干热天气,战士们脸起皮,一层一层地脱,手也脱皮,凡暴露的地方到处都脱皮。给战士们发维生素片吃,也不行,还是脱。脱了三次皮以后,再长出来的皮就不脱了,适应了那里的天气了。

托克逊驻扎期间。10月份,当地县公安局侦查到暴乱团伙阴谋,公安局请求部队协助,部队派了一个排到县政府。大门上支了机枪,准备了手榴弹。暴徒计划凌晨1点钟行动,部队凌晨0点,把托克逊县城围包围,五六米一个士兵,真枪实弹。暴乱没有行动起来,没流血,就把暴徒解决了。仅暴乱头目就抓了一二十个,都交给当地政府了。

部队在托克逊驻扎了一个多月,还是不知道上哪儿。团领导给战士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上级命令往前走,我们就走,在哪儿停,就停。”

一个多月后,从托克逊又开着车出发,翻山越岭,走到库米什。往南全是戈壁滩。没路了,继续往南前进。一直到张郭庄(甘草泉)。一部分部队停了下来,张郭庄没有房子。帐篷不够住,在地上挖坑,到山边拉些骆驼刺之类的杂草盖上,一些士兵就住在这像兔子窝似的地洞。人在里面,抬不起头。每个窝住一个班。连长和指导员住一个窝。


一部分部队直接开进罗布泊腹地黄羊沟。这里是基地在场区的大本营,全部住帐篷。加之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营房全部是单帐篷,冬寒夏热,生活状况极其艰苦。这期间部队主要任务是修路,房建基本是建筑公司干。

1962年6月至1963年3月,124团奉命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作为二线部队驻扎泽普县。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返回马兰基地修建机场、厂房等,1964年8月,124团驻马兰西侧的地窝子营房,执行修建马兰广场任务。11月搬到农场营房驻扎。从此留下成为了核试验场区的主要施工部队。2000年左右搬迁至马兰。

四、 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吃大苦


一二四团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塔浇筑基础和建设效应工程期间,在戈壁滩上施工和生活,水比油还贵。罗布泊腹地上百公里无水源。有一次,124团的采石分队断水了,碎石机无法运转,部队只好用小榔头敲打。那时的施工任务十分繁重,每月必须完成,只能提前,不能推后。团里的几位领导感到压力大,用小榔头能敲出所需的石料吗?如果再这样断水一切都完了。正当他们焦虑之际,有关方面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增加水车运水,引入洪水,而124团只能抓住有水的日子加班加点突击,只用了半个月,突击完成了一个月的采石任务。 54师政委马苏政回忆。“施工条件最差,困难最大的是工程兵建筑第124团,仅供水不足就严重影响施工。孔雀河流到罗布泊的水已盐碱化,水质不仅人不能饮用,搅拌混凝土也不能用,全得靠汽车长途运送用水。汽车状况又不是很好,经常抛锚。我在一个连队蹲点时,就遇到过拉水汽车没来,连队没法做饭。那天大家望眼欲穿盼汽车,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升天了,也没见汽车的影子!只好饿着肚子坐在戈壁滩上嚼白菜帮子(解渴)赏月,仰望天上吴刚,似饮月宫美酒。直等到第二天,修好的抛锚汽车才回连队,大家欢呼雀跃,毫无倦意地赶快卸水做饭,抓紧吃饭上工。肩负神圣使命的指战员们,出在那激情的岁月,火红的年代,忍饥挨饿毫无怨言,多得是豪言壮语,铮铮誓言:“我们可以误饭,工程不可以误期!”

试验基地的主体工程包括铁塔和指挥、控制、测量等建设项目,技术复杂,质量要求高。铁塔基础是四个锥体形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由124团构筑,铁塔的安装由工程兵技术总队负责。效应工程、控制站、测试站等工程的建设由109团、123团、124团、通信安装营、南疆工程处等单位协同完成。


基础工程和安装,精度要求高。施工前,有关部门都作了充分准备,对各项技术要求,现场施工条件,部队技术装备状况、协作关系、加工运输等主客观情况都作了全面分析。施工中合理组织科学管理,严格按图施工,实行“五不交接”,如任务不明确不交不接,质量不合格不交不接,措施不明确不交不接等,同时采取自我检查、互相检查、专职人员检查的办法,时时处处把住质量关,力争最优结果。

铁塔附近的建设项目由124团施工,针对几个工号同时展开的情况,他们采取穿插作业的方法,将编筋、配模、灌注等工序交叉进行。在施工的紧要关头,指战员们豪迈地提出:“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得昌盛,甘心情愿付出自己的血汗。”十连在一次浇灌混凝土中,连续作业26个小时;二营木工队为及时配模,不误浇灌,连续作业36个小时。为解决劳力不足,团机关和各营干部、勤务人员一起出动,纷纷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去。炊事员到工地送饭,抓住间隙也干了起来。他们在抓进度的同时,又广泛开展了创全优活动,做到作业前认真进行技术交底,施工中干部亲自把好质量关。完工后检查结果证明,主体工程混凝土浇灌密实,结构尺寸准确,预留孔和预埋件符合设计要求,敷设电缆无扭曲、无拉坏,电气性能指标合乎使用规范。至1964年6月,原子弹试验配套的所有工程胜利完成,还修建了简易飞机场,300余公里的简易公路,2300平方米营房,为确保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基地党委发出嘉奖令,高度评价施工部队“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硬骨头做风”。五、 平洞试验立大功

60年代末期,开始平洞核试验。在山体打一条鱼钩型坑道,在鱼钩部放置核装置,安装与调试测试仪器设备、铺设电缆线,构筑爆心档墙,坑道回填后进行核试验。

每个工号要打100多米的山洞,洞子截面有20多平方米,每次放完炮,战士都扒了光脊梁,用铁簸箕把石渣端上来倒进轱辘马车,然后再用绞车往上拽。一个连队负责一个工号,大会战,互相比着干,谁也不甘落后。


铁簸箕端石渣苦,抱风钻打眼更苦,在截面20多平方米的洞内,三四台风钻一齐干,震得耳朵嗡嗡响,灰尘,噪音,简直无法忍受,人交流用手势。安全规定,要求打水眼,但打水眼用水量大,容易出现哑炮,掘进任务重,工期短,哪还顾得了安全,都用旱钻。岩石特别硬,一钻下去直冒火星。不使劲顶住,就滑钻。打不了两个眼,戴的手套就磨烂了。洞内烟灰弥漫,看不见人,只能看到其他人头盔上矿灯一个圆点。开始大家还带着防尘口罩,汗水把口罩湿透了,不透气,憋得慌,只能把口罩摘了干。

为了完成任务,那个班都不甘落后,炮一响,营连长和战士嘴上捂着湿毛巾冲进硝烟滚滚的洞内,忍受着灰尘和呛鼻炸药味往外扒石渣,刚扒出一遍,腾出一点空隙,风钻手就接着开始打。每完成一项任务都必须保质、保量、保安全、保工期,施工和操作的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核试验工程的标准和要求来贯彻落实。进洞施工,团、营、连三级必须有值班干部跟班作业,洞口值班室有一名基地工程处干部值班。每次施工都有任务定额,任务完成,打电话到值班室,值班干部验收合格后,通知下一个班次进洞。坑道施工,通风不好、作业面狭小,使人压抑、透不过气,酸气、霉味、噪音干扰、潮湿等因素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长期洞内施工,无规律饮食、作息,让很多战士得了风湿关节炎、肠胃疾病。1969年9月23日15时,在末哈尔山隧道,2万吨当量核弹炸响。效应试验项目有:直接冲击的传播规律、坑道工事的抗力与抗震性能、武器装备的破坏规律、动物损伤、通信器材的破坏和对通信的影响及材料合成等。

口检查,生怕把金刚石倒掉了。终于在石渣中找到测试核试验数据所需要的”金刚石” 样品。自此,中国核试验由空中转入地下获得巨大成功!为了首次平洞核爆后取样,作试处王书培参谋带领124团战士张守德、赵庆宇、赵述锁进洞打开档墙时,焊割钢门引起一氧化碳爆炸,四人当场牺牲。我看过数人回忆,王书培烈士有名有姓有单位,124团3位烈士却无名无姓无单位,甚至提及王书培烈士,根本就不提124团3位烈士。甚至有人借二医大教授之口,对烈士有不实描述,甚至污蔑124团官兵害怕核弹、辐射,拒绝作业。

六、不怕牺牲为氢弹筑墓


1979年9月13日21-715任务,飞机抛射氢弹后,氢弹引导伞伞绳断裂,导致主降落伞没打开,氢弹高速坠落,发生化爆,试验失败。填埋化爆氢弹的任务自然物交给了124团,接到任务的124团4连连长说,填埋失败氢弹是在高浓度核辐射条件下施工作业,这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般的悲壮。常规战斗中,战士在有可能牺牲受伤的情况下英勇冲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战士们以必死必伤、甚至累及子孙后代的决心,冲向战场。为此曾短暂到过现场的伟大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英年早逝了。

动作要快,完成任务立即撤。刘罗 带领组员进入弹坑区,就站在离弹坑一定距离地方,看两组人员分散在较大的范围观察、记录和照相。同时发现地面有些结块,像洒水车洒过水,不然空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 不到三十分钟就全都撤出。 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后,它才刮起风。 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核武器的安全试验。刘把离开场区形容为“逃离”核爆试验区,回忆说 :“老天爷知道我们任务完成,开始赶我们走,刮起风来,我们在弹坑的下风向的黄羊沟,距爆心40公里,也很不安全。在房里,听外面人说:“基地测出这里空气污染越来越大,做好撤离准备”。风愈来愈大,像风暴就要来临。邓院长命令立即撤离,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大风已经变成风暴,风沙打在脸上很痛。有人指着在小院子停着一辆卡车对刘说:快上那辆卡车。当刘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邓院长把刘拉下,对已经坐在副驾驶的王XX说:“你下来,坐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邓院长把刘推了上去。刘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沙尘中。汽车开动,刘还是坐在那里发呆:邓院长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由此可见伟大的两弹元勋对亲临现场人员的尊重。

多年后,当时的四连长王明贵始终不能释怀的是,工程如期完成了,谁也不知道战士们究竟沾染了多少放射性元素,因常规剂量笔在这浓度极高的现场无法使用,而没配发,结果是任何监测记录都没有,这成为王明贵后半生难解的心结。


让人气愤的是,某些人的对124团埋弹叙述的轻佻,引用刘浩才回忆:“核武器试验基地主要负责有关核试验工程和后处理,他们是部队编制。我们九院的参试人员撤离后,那次核试验事故弹坑区的放射性污染区,由核试验基地负责处理。具体处理情况不了解,在这里抄录“中国三次失败的核试验"文章中对此事故处理的“精彩”描述(不管它是真是假) 作为本文的结尾:“几个月后,我们基地对该弹进行了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基地124工程兵团两个连轮番上阵,用推土机把那颗不幸的氢弹就地掩埋了,又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水泥壳,人们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听说124团上去的工程兵人人都是三等功。我所在的汽车营一个连进行了配属施工作业。在那段日子里,伙食是没有人能比的。大批的鲜肉、蔬菜、罐头紧着他们吃,最后他们剩下的剩饭剩菜都是大肉罐头,全都喂猪了。”。文中可以看出,有人对埋弹英雄毫无敬畏,却对伙食好点,酸溜溜。甚至不惜污蔑,且不说79年,还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怎么可能拿大肉罐头喂猪。场区、尤其埋弹现场,有猪么?九院工作人员全防护短暂停留坠弹点,以无风为万幸,而124官兵长时间在坠弹点作业,收集填埋脏土,必然扬起放射性脏尘,且时常无防护作业,客观讲,吃的剂量是九院工作人员的万倍不止。氢弹失败后,第一时间冲向爆区寻弹的是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紧随其后的是基地参谋长、科委作试部部长),赵部长身患心肺病,走不动也要坐车冲向氢弹有可能随时爆炸的爆心,担心辐射,拒绝随行人员同往坠点,由赵部长的高尚行为,可知辐射的危险性。

七、始终战斗在永久沾染区心脏的部队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比基尼岛爆炸,有人曾预言:“岛上100年将寸草不生”,后来实践证明,有些言过其实,但核武器对环境的巨大的、永久性破坏是毋庸置疑的,核爆后的区域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是永久沾染区。

有人说:“加工 “核球”的““原一刀”,自我国生产原子弹以来,经他手加工的铀、钚元件可以说成百上千,他常手捧铀、钚元件查看测量,身体长期遭受了放射性的严重损害,但却仍然安度晚年。说明,放射性物质对人们的危害程度,既与遭受放射性危害剂量的多少、放射性射线的性质差异、时间长短有关,也与个人身体素质和体质强弱有关。这也如同喝酒,喝醉酒,不但与酒质好坏多少有关,而且也与人的状况有关,心情好和心情坏酒量不一样,身体好与身体差酒量不一样,有的人喝一斤不醉,有的人喝二两就醉,如此而已”。但他们却不知道,未爆前的核材料,半衰期以亿年计,是稳定的重核元素,其辐射还没有常见的通信基站大。核爆使原子核裂变释放巨大能量,核爆后核材料变成了不稳定的轻核元素,才有了强烈辐射性,能够杀伤细胞、破坏DNA,使人致病、致死,改变遗传基因、后代变异。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了第一朵蘑菇云,大气层实验区就成了永久沾染区。自1964年596任务至1986年21-717任务,这里进行了二十多次大气层核试验,有一只部队始终战斗生活在爆心,这就是英雄的124团,124团大气层试验区营地驻扎在离爆心5公里的108工号附近,工作在爆心周围。除了基地前指设在距爆心20公里的720主控站外,其余离爆心最近的部队是30公里开外的气象大沟,主力则驻扎在40公里外的黄羊沟,这些部队的营房都是半永久性房屋,124团则是帐篷(离爆心太近,核爆时会摧毁一切建筑)。大部分部队和参试人员是临近试验才在黄羊沟集结。而124团,一旦任务确定,就必须立即驻扎108,开始试验准备工程。124团战士长期战斗工作生活在核爆中心,基本都是光着膀子穿着裤衩,这里没有任何遮阴挡风的树木,不这样连生存都成问题,何况还要承担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偶尔见到短暂到此执行任务的九院及21所科研人员穿的像外星人宇航员一样的防化服,战士们就和看到怪物一样,殊不知科研人员更知道核沾染的危害,不过由于任务的不同,他们只需要短暂停留沾染区,能够忍受防化服的不便。工兵战士们为了国防事业没有选择,必须直面核沾染。

刘浩才回忆文中说,”在这次核试验事故中,九院先后有7位(罗告诉我的人数)参试人员进入弹坑区。事后我对罗元璞说:弹坑区空气污染严重,我们都吃了不少剂量。 我们两人先后进去3次,我们两人吃的剂量最多。 我们这些人中可能有人会得癌症。不料被我言中,就我认识的人中,邓院长患癌症走了;缪兴元(作业队副队长)患癌症走了;罗元璞也得了直肠癌也走了。我自己也患了弥散性肺介质纤维化的疾病, 目前尚无特效药可治, 只能靠自身慢慢调理来与病魔作斗争 以期“延年益寿了”。我们这几位患病,虽然不能肯定的说,是因直接参与此次核试验事故现场搜寻工作而受到严重的内污染所致,但可以说与此事有关。”124团的许多士兵长时间无防护工作在永久沾染区,所受辐射计量,肯定比九院工作人员多万倍以上,有多少士兵因为辐射病走了,谁知道?犹如一粒微尘,无声无息消散在大地。我熟识的战友,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不到50岁患癌走了。

时至今日,大气层核试验已经停止了四十多年,离爆心200公里外的哈罗铁路职工、钾肥厂工人,都享受着上千元的核沾染补贴。而长期战斗在刚核爆完的永久沾染区心脏的124团战士,当年没有任何补贴、领着几元钱的微薄津贴,居住着比山顶洞原始人还恶劣的帐篷,默默地战斗在永久沾染区核心,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从事着超负荷的重体力工作,为尖端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青春、汗水、健康,乃至子孙。国家2000年后对涉核军人,出台了和参加卫国战争军人一样的优抚政策,只要和马兰沾边的,哪怕一天没有工作生活在核试验场区的,也能够享受优抚。而那些陆续退出了现役,回到了原籍,成为了一名普通老百姓的108及北山一二四团士兵。甚至在他们的档案里都没有108及北山的记载。荣誉被刻意保密,英勇留在记忆。当年战斗在核试验一线的老兵们,因为受到大剂量核辐射伤害,一些人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活着的,大部分已至暮年,虽然他们依然清贫,一身伤痛,但每当回首这段他们用生命谱写的往事,他们无怨无悔,依然感到自豪和无尚荣光。

后记工程兵建筑第124团官兵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代价,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普通的士兵,没有科学家的睿智、没有商人的精明、没有运动员的体魄,他们唯有以血肉之驱报国,在有些人眼里,这些士兵对国家的贡献,犹如微尘。士兵们的奉献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祖国需要时,他们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今和平年代,一个个机密逐渐公开,一个个科学巨匠的英名如雷贯耳,但124团的功绩并没广泛宣传,当今他们仍然是无名英雄。从1964年至1996年,进行了45次核试验,124团的施工环境、劳动强度、艰苦程度,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工作始终一以贯之。为了和平阳光下的人们永远洋溢着幸福的笑脸,年轻的士兵把青春献给了大漠戈壁,把汗水献给了国防事业!祖国的核盾牌凝聚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在此感谢邱学臣老局长,一名从来没有124团服役经历的马兰老军人,以他所见所闻、发自肺腑的、对124团的良心评价。向英年早逝,疾病缠身战友们致敬!向他们的残疾子孙致敬!尤其要向工兵战友们致敬!光荣永远属于马兰一二四团!(本文参阅了邱学臣《艰苦奋斗马兰人》、王保民《美篇》、卢立国《核试验基地亲历》、《124团团史》、《54师回忆》、刘浩才《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王明贵《我亲历的一次核试验事故》、李荣业、王方欣的《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等网络文章,希望战友们允许并表示感谢。一名曾战斗在108的马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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