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翠文
作者：贺贵志
本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二《酸甜苦辣自己说》
她走了。走时没跟我说一句话。
她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叫刘翠文。
中学时，我们读的是五年一贯制试点班，初中、高中一起读完。五年间，应该说，对每个同学都有深切地了解。她，清秀，温顺，胆小。在班上不显眼，因而也就对她没有太多的留意，只知道她学习成绩尚好，尤其是数学，很突出。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她回到了农村。从此，我们各奔东西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回本县。去教育局报到时，惊喜地遇见了她。她比过去成熟了许多，风韵了许多。个子长高了，亭亭的。不长不短的齐肩披发掩盖了她因没突出的下巴而过分溜圆的脸。她告诉我，中学毕业后，她当了民办教师，因工作出色，被特许转了正，现在正被教育局调来帮忙。我们粗粗地谈了几句，就分手了。我去拜访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告诉他，我遇见刘翠文了。我的老师知道我还没有女朋友，就说：“把刘翠文介绍给你吧。"我说：“不行！我是个急性子，她是个慢脾气，怕合不来。”老师见我不感兴趣，也就转移了话题。
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我们又走到了一起。当我从某高中调到另一所高中时，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了。这时，她已经结了婚，我也已有了自己的老婆。我们教同年级的两个班，她教数学，我教语文。我们都尽心尽力地工作着，没有冲突，也没有密切的交往。
那时候，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是个脑瓜很灵的人，最善于根据报纸、广播捕捉政治风向。他天天挂在嘴上的语录是：“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要坚持斗争哲学”，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要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在他的脑袋里，所谓斗争，就是整人。就是在这样的整人哲学的指导下，全校笼罩着恐惶的气氛，教师人人自危。这位主任整起人来，确实很有两下子。他每周都根据老师对他的态度排一次队，分出骨干、中间、落后三个等次。每个阶段都从“落后”层中选择一个最“落后”的典型，利用骨干，裹胁一大群中间，展开对这个典型的批判。这个“落后”典型承受不了长期被整的压力，只好到教育局要求调动，他用这个办法压服并挤走异己分子以后，又很快瞅准了下一个斗争重点，这“下一个”斗争重点，多半是在当前的斗争中不够“坚决”的人，这真是一套可怕的手段。它逼着人们牺牲友谊，牺牲真理，丧失良心，丧失人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是在被派监视一位年老教师和被指定批判一位年轻女教师时，因“立场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而成为新的被斗争典型的。
在中学读书时，那位主任正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我那时学习好，任班长，又是学生会干部，他当然熟悉我。当我调到这所中学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好好干，将来会有前途的。”我也非常庆幸，诚恳地说：“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您仍要严格地管教我，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听了我的话，他严肃地说：“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在讲到“党”字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我为自己的表述不准确而发窘，鸡捣米似地不停地点着头。说来惭愧，我当时也是有意地讨好他。从此以后，我一口一个“老师”地叫他，从不叫他一声“×主任”，因为我感到那样显得生分，不如叫“老师”亲切。主任自然也把我视为心腹，经常指派我干这干那的，我也乐于效力。一位年轻女教师见我这样，经常连讽带刺地说我小腚儿颠儿颠儿的。我听了只是尴尬地笑笑，不去理会她。我知道，我跟得也确实太紧了点。
不久，主任安排我监视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一位老教师，并让我与他同住一间宿舍。这位老教师显然并不欢迎我，他说：“贺老师，我睡觉打呼噜，说梦话，不会影响你睡觉吧？”我说：“不会，我在别的学校，四五个人同住一屋，什么样的人没有？我已经习惯了，没事。”第二天，主任便把我叫去，眯缝着微斜的小眼，问老教师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我想了想，除了他说他打呼噜、说梦话外，再没说什么。他立即追问：“他说梦话了吗？”我摇了摇头：“没听见。”他失望地叹了口气，又郑重地对我说：“他是大地主出身，历史上有问题，是三青团员。你要对他提高警惕，要随时注意他的言行，每天都来向我汇报一下他的情况。”我很感激领导这么信任我，把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我。我感到了无上的光荣和神圣。
回到宿舍，我不再随便跟他说话。可是睡前的一段时间里，老教师总要没话找话地跟我说话。一开始，我尽量不接话，由他自己唠叨着。但我本来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不知不觉，也就拉起呱儿来。一次，他讲到解放前，有一年他家乡农民起来造反，领头的是旌旗山东麓的于格庄人，叫赵墨林。我说：“那就是我的大舅。”他一听更来了神气，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次农民运动的发动和失败。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他对北洋军阀的兴衰史非常熟悉，从荣禄、袁世凯，到曹琨、吴佩孚、段祺瑞、冯玉祥，都讲得头头是道。这一些，我过去在历史教科书中只知道个大概，远没有他讲得这么详细。他讲起胶东二十四个土匪司令的故事来，更是如数家珍。我逐渐被老教师“腐蚀”了。我不再对他保持警惕了。渐渐，我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由此我产生了怀疑：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会是阶级敌人？我决定自己考察一下。一天晚上，闲话之间，我漫不经心地问他：“×老师，你一直教学吗？”“嗯。”他悠悠地应了一声。“你教了好多年了吧？”“可不，我从莱阳乡师毕业后，回家住了半年，就被八路军调到解放区教小学，一直教到现在。”“那你也算老革命了。”“什么老革命，咱家是地主，读书时又加入过三青团，人家共产党、八路军不嫌弃，咱跟着走呗。”我暗暗吃惊：这样一个跟着共产党走了一辈子的人，能是阶级人？于是我不再天天向主任汇报老教师的思想情况，即使唤我去，我也用廖寥数语搪塞过去，甚或编一些老教师夸赞主任如何水平高的话汇报给他。主任对我的话显然有怀疑。他用微斜的小眼睛逼视着我，那锐利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主任对我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在一次批判会上，主任总结完了会议情况后，讲了几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有的年轻教师，刚刚工作，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反而疏远党支部，不能认真地完成党支部交给的工作和任务。”他没有点名字，我当然不便把这“小棉袄”拉到自己身上。但我感到这几句话与我有关，思忖着要设法扭转这被动的局面。但，怎样扭转呢？按照主任的愿望，编造老教师对党支部不满的反动言论？可是老教师确实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连他受批判的事都没向我提及，我为什么非要丧尽天良地陷害人家呢？要那样，我还算个人吗？但，不编派老教师，我眼见要“失宠”，前途渺茫不说，说不定也会被批判。怎么办？怎么办？我心中反复自问，直到深夜，理不出个头绪来。
钟声催醒了我。一醒来，我便有了主意：一、决不陷害老教师；二、更加勤奋、认真地工作。其时我正教着三个班的语文，管着一个校文艺宣传队，一个校军乐队，是全校工作负担最重的教师。就凭这点，主任能说我是坏教师？何况我又是他的弟子，虎毒不吃子，他还能忍心整我？想到这里，我认为昨天的焦虑是杞人忧天。于是，我又像阿Q一样，心情轻松起来。
但是，哪里知道，我在主任那里，只有为他当狗的义务，而决无做人的权力。只因为我想做一个凭自己的思维而生活的人，他便逐渐厌恶了我。这厌恶不久就在批判一位年轻女教师中进一步加深。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下来的，据说有点自由主义，爱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散布主任和一位女教师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一来，主任还能轻饶了她吗？但当时批判她的罪名，却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表现消极”。这一条的依据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现在我却要在批判她的斗争面前，接受主任的新考验。这使我又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
这位女教师教英语，任班主任，我任副班主任。她工作热情很高，我们合作得很好，想出的点子一拍即合。现在要我批判她，想想她也如我一样，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涉世未深的年轻教师，实在于心不忍。
主任斗起人来，是很有手段的。他要斗争一个人，总要先把骨干召集在一起，进行战前训练。如何发言，火力如何控制，谁讲哪部分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正式批斗时，骨干们争先发言；这时，“中间层”、“落后层”，谁敢不积极发言？这样，就使那个被批斗的人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
在批判女教师时，我和刘翠文因为都是主任的嫡系弟子，因而都被当作骨干召到了党支部办公室。但我知道，这次是主任对我的又一次考验。主任照例先作战前动员，让我们认识与那位女教师的斗争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要不要党、要不要党支部领导的问题，是否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坚持反投降主义的大问题，然后是火力分工，被分配揭露她抓班级工作不力，对学生不进行路线斗争教育问题。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她在班主任工作中有哪些过失。所以，在批判会上，我的发言无观点，无材料，无逻辑性，语无伦次，苍白无力。这使主任大为失望。在以后的批判斗争中，我再没有被当作骨干。刘翠文倒是每次都还是骨干。
我知道我彻底地“失宠”了。我的精神时时处在惶恐之中，唯恐批斗的厄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来。我只有拼命地工作：好好地教着我三个班的语文，好好地抓着我的文艺宣传队，好好地训练着我的军乐队。我认为，只要好好工作，便会弥补我批判那位女教师不力的“过失”，扭转我被动的局面。但，无论我怎样辛苦勤劳地工作，也无济于事，主任从不说一个“好”字。我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不久，那位女教师调走了，我终于被排上了斗争的靶子。最初批判我的罪名是“搞修正主义考试”。因为在那年考试中，主任要求考试要体现无产阶级政治需要；而当时全国正在评论《水浒》，我便根据主任的要求和政治形势出了一份开卷考试题。其中一道训练学生写小评论的题，从《水浒》中摘取了李逵撕诏的那一小节，要求学生用现代白话文写出这节小故事，并加一段小评论。学生答卷作得很好。我也陶醉于这个题出得巧妙，有新意。可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主任终于向我发难了。他在全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大会上说：“……我们学校也有呼应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现象。例如，有的教师在考试中，出偏题、怪题、难题整学生，惹起同学们的公愤。同学们交了白卷，写了小评论，同学们这种敢于反潮流的行动好得很！党支部支持这种革命的行动！”
从此以后，我便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每天晚上，从18点开始，到23点结束，必定先宣讲报章杂志上的政治文章，然后再联系我进行批判。罪名是极易找到的，报纸上所批的那些罪名都可以安到我头上。至于具体罪证，也是极易找到的。在这里，赵高的“指鹿为马”和秦桧的“莫须有”手段，主任运用得炉火纯青。《左传》一句名言，成了历代政治权术者们挥舞的法宝：“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也，其无辞乎？”也许主任们并不知道这句话，但，出于一种政治本能，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厌其烦地批斗着一个又一个的无辜教师，不遗余力地发动着一场又一场对我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刘翠文还是作为骨干参加的。但她每次对我的批判，总是火力不够猛烈。我猜想，她一定为自己的这种表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骨干们又开会去了。我知道这又是在组织对我的批判会。非骨干们被命令到会议室待命。我坐在木排椅上，忐忑不安地等着新一轮的急风暴雨。
批判会开始了。主任先作会议主题发言，接着是骨干们发言。每个发言者都声色俱厉，义愤填膺，火力极为猛烈。作为骨干的刘翠文，也作了发言，但丝毫没有火药味，相反倒有些人情味：“贺老师也不要太固执，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错误，争取及早得到党支部和老师们的谅解。”这算什么批判！我断定，她的这番发言，在主任那里是交不了差、过不了关的。果然，不久，在以后骨干开会时，主任再也没叫刘翠文。她也如我一样地“失宠”了。
1976年4月，从广播里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件，说“邓小平是这个事件的黑后台，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给主任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会议室里，又是一个批判会。大家静静地坐着，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等待着主任们的到来。我一抬头，看到刘翠文恰好坐在我的对面，正以一种忧郁的目光看着我。我对她的“失宠”，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但我们不敢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在这个学校，早已没有人再敢和我说话。刘翠文当然也不敢冒这种大不韪。
“核心们”终于出场了。主任坐到正位上，干咳了两声，算是开场白。他先宣读了关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两个文件，随后就一字一顿地说：“北京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说明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严酷存在。我们学校也存在着这种激烈的斗争。我们同贺贵志的斗争，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事实，也驳斥了邓小平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无耻谰言。贺贵志的一系列言行，说明他的问题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的了。”天哪，我到底有些什么言论和行动，竟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啊！主任讲完，一位能说会道的老师急忙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贺贵志是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应声虫，是邓小平在我校的帮凶……”我听着这些发言，气愤之极，痛苦之极。随后每个老师都发了言。大家都以批判邓小平开始，以批判我结束。刘翠文也发了言，极其简短，而且是唯一没有联系我进行批判的。哎呀，我的老同学，你就装腔作势地批判我几句吧，否则，你也要大难临头了。
这几天，对我的批判忽然减少了。骨干们倒挺忙，频频地开会。刘翠文又被请进了骨干会。真不知葫芦里制的什么药，我猜想又在酝酿和策划对我的更大的批斗吧？
但，后来事实证明，骨干会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刘翠文。在全校教职工会上，联系实际的主要火力是对向刘翠文。把骨干们的发言联系起来，才知道刘翠文被批判，完全是因为同情我。主任决定挽救她，所以多次组织骨干会议内部帮助。但她不识相，不但没有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反而更加顽固地坚持她的“反动”观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原来，刘翠文在多次的批判发言中，总是对我狠不起来，每次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本来就已使主任们十分恼火，而更令主任们恼怒的是，刘翠文竟在数学教研组内与一位同事表示了对批判我的不平，说：“学校党支部批判贺贵志比批邓小平还狠。贺贵志和我同学五年，是我们的班长，为人正直、善良，缺点是脾气暴，但他决不是邓小平的帮凶。”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了主任的耳朵里，使主任下决心回头征服刘翠文。
像这样暂时放下我，回头制服我的同情者的现象早已有先例。那还是在刚刚批判我的时候，学校里新调来一个负责总务工作的人。他当过兵，教过小学，是共产党员。我老婆在小学时跟他读过书，所以我见了他，便戏称他为“师丈人”。他对这戏谑的称呼也快活地笑纳了，在我面前俨然以“师丈人”自居。他为人很直，没有坏心眼，我和他很能合得来。正因为这一点，在批判我的会议上，他不讲一句话。不久，他就被在党内批判了。因为在骨干会议上，他讲了令主任非常反感的话：“对贺贵志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他年纪轻轻的，不能扣那么多帽子。”他的这一番讲话，立即在党内遭到劈头盖脑地批判，罪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同情阶级敌人，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他终于招架不住，屈服了，投降了。在全体党员会上作了痛苦流涕地检查，并指天发誓地表示，今后要对贺贵志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以后的批判我的大会上，他怒气冲天地把我臭骂了一顿，这才过关。
这一次又轮上刘翠文了。对刘翠文发难的直接罪名是，她在麦假中旷工三天，没有及时返校参加麦收劳动。由此联系其他罪过，展开批判。在批判刘翠文的大会上，除我而外，全体教师都发了言。倒不是我同情刘翠文，而是因为我早已没有了这种批判的资格。
批判会议进行了有一个月，刘翠文终于承受不住了，便到教育局要求调动。她在教育局帮助过工作，与主管调动的王秘书较熟，所以一要求，就拿到了调令。可是，当刘翠文拿着调令给主任的时候，主任先是一愣，随后说：“先放在这里吧，等党支部研究研究再说。”后来，党支部研究的意见是：刘翠文必须肃清思想流毒才能走。但是，一向柔弱的刘翠文这回却忽然拗起来，就是不作检查，立即就要走。主任说：“走？不作检查别想走！”凡是刘翠文调动需要的手续——户口、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律不予办理。刘翠文没有办法，终于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由于我孩子生病住进了医院，没能及时返回学校参加麦收劳动……这是纪律观念薄弱的表现……”主任们对刘翠文的检查不满意这能算检查吗？大家都在大批促大干，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而你旷工三天，逃避劳动。更为恶劣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态度消极，同情阶级敌人……刘翠文只好再作检查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更比一次深刻。有几次，她捂着胸口，非常痛苦，在这些检查中，她不再强调麦假不归是因孩子生病住院，而纯粹是自己无政府主义严重，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目无党的领导；承认自己是有意旷工，逃避劳动改造。但是，她一直拒不承认同情我的罪行，因而一直过不了关。我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憔悴，实在为她焦急。那圆圆的脸瘦削下来，我的心在滴血。我实在不愿她因为我再在这里受罪。有一天，我趁周围没人，恨恨地对她说：“你还在这里沤什么？赶快痛痛快快地骂我几句，走就是了。”她瞪起忧郁的眼睛，哀哀地白了我一眼，没说一句话，匆匆转身走了。
刘翠文终于被放行了。她，走时没跟我说一句话。她跟谁都没说一句话。
刘翠文调走以后，我又被批判上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时，对我的批判又升级了。除了在校内师生大会上批判外，还在公社党委组织的全公社批斗罪犯的大会上点名批判。这时我的罪名除了邓小平的帮凶外，又加上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四人帮”的社会基础。那位主任摇身一变，又成了与我这个“四人帮”的爪牙斗争的英雄。
这时，另一所中学的一位教师已被整得患了癌症刚刚死去。我猜主任也是想要把我整得害病死去。我也确实感到了身体不适：吃不下饭，强吃下去，又会立即呕吐出来。难道我也得了癌症吗？不，我不能死。倘若我死了，他们加给我身上的罪名全都会成为真的，再也无人替我洗刷。我要顽强地活着，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啊！我在他们的残酷斗争中，顽强地挺着，挣扎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神经逐渐迟钝了，麻木了。但我还时时想起刘翠文，她那柔弱美丽的面庞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到哪里去了？我始终无法知道。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口号。教育局这才把我调到另一所中学。
我终于可以自由地打听刘翠文的消息了。
我急切切地打听了好几所中学，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失望而又悲伤。一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县城大街上踽踽独行，一直到很晚。大街上的路灯发出苍白的光芒。突然，我看到前面走着一个女人，那身影，那走相，极像刘翠文。但，我不敢喊。因为在众多的人群中，类同的人太多了。我加紧脚步，往前赶着。越近，看着越像。我断定，这就是刘翠文。于是，亮开嗓门喊道：“刘翠文！刘翠文！”那人一愣神，走得更急了。我紧跑几步，喊道：“刘翠文，是我，贺贵志！”那人立住，回过头来。我一看，眼前立着的不是刘翠文。那人见我惊愕的样子，就问：“你是谁？为什么叫我姐姐的名字？”我这才看清眼前的这位姑娘确有刘翠文的影子，但要比刘翠文年轻些。她是刘翠文的妹妹。“我是你姐姐的同学，贺贵志。你姐呢？哪里去了？”“她死了。”刘翠文的妹妹凄然神伤，幽幽地说，“她已经死了两年了！”“啊……”我目瞪口呆，心中一阵酸痛，禁不住眼泪簌簌落下来。
原来，刘翠文从那所高中调出来后，又去了一所联中。她始终不能摆脱被批判的悲哀和痛苦，总是郁郁不乐。她经常禁不住地暗暗流泪，还不时忧伤地念叨着：“贺贵志还在挨整，贺贵志还在挨整……”不久，便时常感到上腹疼痛。一开始还以为是一般胃病，没在意。一个月下来，便承受不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又转到一所小学。到小学不久，她便不能上班了。到医院一查，胃癌晚期。两个月后，她便永远离开了人世。死时才三十一岁，撇下两个年幼的儿子，最小的还正在吃奶。
她妹妹向我诉说了这一切，凄楚地垂下眼，不再说话。我注视着她。蓦地，我好像感觉眼前站着的就是刘翠文：细细的眉，弯弯的眼，即使在凄苦的时候，也给人一种漾着温柔的微笑的感觉。唉，刘翠文远去了，永远地去了。她是因为不肯批斗我而引来致命大祸，我应该对她表示我的感谢和歉意。但，这一切，都永远地不能了……
那年清明节，在她妹妹的指引下，我终于走到刘翠文的墓前。荒草掩盖着坟头。扫墓的人群熙熙攘攘，春风和煦，阳光明媚。但，刘翠文，她，却走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不能享受这鸟语花香的春天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为刘翠文写一篇祭文，到她墓前火化，以慰她忧伤的灵魂，但一直未能写出。出版社的老同学向我约稿，我便草成此篇，算是我奉献给她的祭文。
作者简介：贺贵志，男，山东莱阳人，1944年7月生。197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莱阳高级职业学校语文教师，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