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
我永远忘不了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我和妻子又一次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到精神内科二病区13-14病房来看大姐。
走进病房，这个我来了多次的病房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刚刚走进来时，我以为进错了病房。大姐目光呆滞，一直斜视着病房的右上方，左手搭在右肩膀上不停地颤动着。看到她从小带大的弟弟，大姐的眼睛似乎闪动了一下，发出那温和而又亲切的光芒，似乎眼睛马上要眨几下-----但是很快的，又变的黯淡无光，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保持我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姿势。
为了做进一步检查，大姐剃去了满头乌黑的秀发，光着头。
病魔已经把她折磨的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活力。
妻子看到眼前大姐的模样，急忙躲到病房里面的窗子前，不停地用纸擦着不听话的眼泪。
是呀，我们和大姐太熟悉了，女儿大婚之时，我们和大姐还一起到过吉林的梅河口市，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难忘的多个日日夜夜；那一年，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和妻子、女儿还带着大姐一起逛过甘肃天水的麦积山。从麦积山石窟回来，又去了宝鸡凤翔县的灵山和东湖；我的婚事，是大姐找人撮合成的，二哥的婚事也是大姐和母亲商量后，最终成家的，就连大哥的儿子，在谈好对象没钱完婚时，听说也是大姐参与解决的；记得我和二哥上初中时，每到岁终年末，都是母亲和大姐一起赶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筹划着让我们兄弟有新衣服穿，能高高兴兴的过个年；以前父亲健在时，我每次周末回家，也总能看到大姐在田间地头不辍劳作的身影。地里总有让大姐干不完的农活：不是种豆子就是除草；不是施肥就是修剪猕猴桃树；虽然我们家姐弟四人，但是父亲的晚年也是在大姐的精心呵护之下，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的；也正是有了大姐对父亲的照料，我们兄弟三人才能心安理得的各干各的事，我们一家也才得以安心的上班工作；我们兄弟三人，生活工作中有什么难事烦心事，也都要找大姐倾诉衷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有大姐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么---怎么现在一切都变成这样---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无法再想下去，用一家人、亲人这样的词语来概括我们和大姐之间的情感都显得太匮乏了。
第一次见到大姐时，可能是几个月以前吧，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间。我推开大姐家的门，发现靠墙两边摆放的，那些往日她爱敲的红色的大鼓已经不见了。我急忙高声问她。大姐快步从里边的房子走了出来，告诉我说“你虎照哥不让我敲鼓了，把鼓都还给人家了”。说着，她马上就要流出眼泪来。那时，我只是以为大姐和姐夫闹矛盾，拌了几句嘴，过几天就没事了。其实，那时候，大姐已经病了。
第二次见到大姐时，是我和妻子一起去县上搬家，在村子最北边的那条路上遇到的。大姐说她时常有些头晕，妻子说让大姐尽快去县城医院做个头部核磁CT ,那时我们都没有在意。
第三次见到大姐时，也是我和妻子一起去的。我清晰地记得，是在大姐家里屋的那张床上，姐夫也在。看到我们来了，姐夫指着我问大姐，这是谁？大姐还能一眼认出我来，还能一口叫上我的小名。虽然许多人她都忘记了，但是她的亲弟弟、小时候背过哄过的亲弟弟她还一眼就能叫出名字来。
第四次见到大姐时，姐夫已经带大姐住进了西安药厂十字那里的一个脑病医院。姐夫带大姐已经去交大二附院的精神心理科看过专家了，专家没有给做进一步检查，只是问了症状。专家听说在县城做过头部核磁CT，一切都正常，没有查出那里不适，就说让去交大一附院的精神心理科去看专家，二附院没有住院部。专家还说，大姐的病不要紧，能治好。这次是我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去的，大姐已经大不如前，简单的字都不认识几个，也无法和我们用语言简单的交流。那天我叮咛女儿尽快在网上挂交大一附院的专家门诊号。
第五次见到大姐，也是我和妻子一起去的。原来妻子打算在家里做些姐夫和大姐喜欢吃的饭，早晨送来，最后一想，还是买些。担心做来的饭带到医院就凉了，吃了会不好的。
第六次见到大姐，大姐和姐夫都累了，在床上睡着了。妻子看到大热的天，姐夫还穿着一件长袖衬衫，就买了一件薄短袖，一起给姐夫送去。
第七次、第七次见到大姐，也是我和妻子一起去的。用了9天的药物治疗，大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而且有加重的趋势。医院的专家告诉姐夫，怕是有脑部病变，让赶快去交大一附院做一个加强的头部核磁。上次和女儿一起来看大姐，注意到大姐没有换洗的衣服，女儿特意嘱咐妻子，给大姐买一套睡衣。带着刚刚买到的睡衣，我和妻子赶到医院时，姐夫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办了出院。那时我的脑子突然呜呜直响：就这样出院咋办？到那里去？大姐的病还能再耽搁吗？有啥法子能尽快给大姐做一个加强的头部核磁，诊断出到底是啥病？我坐在病房，和妻子不停地打着电话，绞尽脑汁的想着能帮上忙的熟人，一边咨询一边求人。我痛恨自己的无能，在此时此刻，竟然找不到一个门路给大姐治病，眼看着大姐就这样耽搁下去，我恨不得狠狠的扇自己几个耳光，一头撞死算了。
就在这时女儿打来了电话，她约好交大一附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李强教授。我匆匆交代了一下，就赶出了医院，去了交大一附院挂号排队。
真的要感谢女儿，忙碌了一天，终于带大姐见到了专家，也托人及时给大姐做了我们当时认为的加强的头部核磁。暂时松一口气，剩下的也只能是等待检查结果，姐夫和女儿也只能是带着大姐回家等着。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个3.0T的加强核磁头部平扫，作用不是太大的。
第八次见到大姐，是在延安大学咸阳医院。我和妻子赶到时，姐夫也已经办了出院。在这里，姐夫给大姐做了较为全面的脑部检查。最后专家说医院设备有限，无法诊断出是啥病，也无法治疗。但最后又补充说了一句，问姐夫经济如何，准备能有多钱给大姐治病。听了姐夫的叙述，我真的无语了。医院的专家到底是治病救人，还是行医赚钱，还是趁机敲诈勒索，发不义之财，普通人的命，在专家眼里根本就不算啥，真正有了大病，一个农村医保是啥忙也帮不上的。
第九次见到大姐，是我先到交大一附院等到的。拿了大姐在延安大学咸阳医学院拍的片子，一路坐班车、乘地铁跑到医院，满头大汗的顾不上喘一口气，在即将下班3分钟见到了专家，人家叫下午再来。说上一火车好话眼泪吧嗒吧嗒流一大堆，人家还是下班了。下午，姐夫和女儿、儿媳一起带着大姐赶来见了专家，专家说还是头部的问题，让去精神内科找专家看。
令人欣慰的是，女儿再一次神奇的提前抢到精神内科专家谭颖的号。当天，大姐就住进了急诊室。
第十次见到大姐时，也是我们一家四口去的。那时姐夫已经托了他堂兄的妻子，住进了交大一附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的病房。我们去时姐夫女儿都在，大姐的女儿还带来了两个外孙，还有大姐一直哄着养着寄予厚望的深爱着的孙女。大概是病房里太过于闷热，我们去时，大姐一直深爱着的孙女正往医院外面走，两个外孙不离不弃的一直守在病房，大外孙还一直用毛巾给大姐擦着身上的汗水。
医院安排的脊髓穿刺检查还没有做，一直等着。能住上病床姐夫也是长长的出了气，因为走到这一步已经太不容易了。
第十一次见到大姐，仍然是我和妻子一起，大姐为了治疗检查剃光了头---姐夫一个人坐在医院外面的房檐边抽闷烟。大姐已经做了脊髓穿刺和脑部检查，在等结果。我永远忘不了那天，2024年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大姐让病魔折磨的已经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第十二次见到大姐时，是我一个人去的。大姐的儿媳女儿都在，专家说让办出院，不用再看了。我知道这对大姐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知道，每一个人最后是都会走到这一步的，但此时此刻，我却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看着姐夫把大姐抱上轮椅、抱上汽车一起离去，我突然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快要毁灭了-----我发呆了半天，站在那里许久许久，眼泪大把大把的在我的脸上肆意的流着淌着，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好像只我一个人，我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眼泪想咋流就咋流，身边的亲人谁也看不到，谁也见不到，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人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搞仕途的人就是这样，扯淡的事，干的很专业，专业的事，干的很扯淡，有利的事，干的很积极，不要脸的事，干的天衣无缝。我深信我们国家的医院，专家不会都是搞仕途的，尤其向西安交大这样的大医院。但是，有时候他们对生命的无视又让我找不出缘由。也许是我们国家太大，医疗资源太匮乏了吧，也许是需要的人太多了吧，也许是大姐运气差吧……天知道是啥缘由。我们一直把专家的话奉为至理，一直听专家的，为啥结果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家父母没有这样的病史，大姐也没有接触吃过那样的动物，为什么偏偏是大姐遇上这样的病。专家说脑部病变也会引发这种病，那为啥不给抓紧治疗呢，是我们耽搁了大姐还是专家耽搁了大姐，才使得大姐到了这一步。也许只有上天知道缘由。后来又听人说，这话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但是，我坚信，如果鲁迅先生现在健在，这么精辟的话也许只有他老人家能总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