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明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三《超越坎坷》
1998年底，我突然收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的来信，说想请一些“老五届”人，写写他们“积存于心，拂之不去”的事。随信还有一封代转给王成喜，向他约稿的信。一片恳切之情，真乃盛情难却。不过，想想我这些年来的工作，已离我所学专业甚远，无多少业绩可谈，实在不愿动笔。但成喜却是一个极有成就的人，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他有的是东西可写，我得赶紧与他联系，也算是我对出版社这位老同学的一份交代吧。
因此，收到信的当天晚上10点以后，我给成喜打电话——我知道，10点钟以前在家是找不到他的。但没想到，10点钟以后还是没有找到他。电话是成喜夫人接的。我与她很熟，许久未见，难免要寒暄几句。一说到成喜，她就忍不住唠叨起来：“都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还是一天到晚不着家。这不，过几天又要去朝鲜办画展……”我向她说明打电话的意思，快言快语的她，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一连几个“不中”甩了过来：“启明老兄，你就饶了俺们成喜吧！他欠的账（指字、画）够多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除了整天瞎忙，没时间不说，他个笨嘴拙舌地也说不出个啥，更不要说写书了。咦，不中，不中……”我一听，坏了，他也不写，让我怎么跟那位老同学交账呢？于是只好软磨硬缠，再三帮出版社说好话，讲明约稿的意义。最后，她总算让了步，答应由她提供有关资料，由我起草，最后由成喜“审批”。放下电话，我才想到，绕了一圈，还得我动笔；而且按出版社的意见，我还不能专为成喜写“传记”，必须把我自己也带进去，这可真是作茧自缚了。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吧。
1961年夏，我和成喜同时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从此开始了我们将近三十八年的交往。如今，回想起一起生活的件件往事，真如老太太买画——一样一张，一张张色彩仍是那么鲜活、清晰。
成喜于1940年出生在河南省洧川县一个农民家庭里，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他是用捡破烂、卖干草积攒的钱做路费，背着妈妈用榆树叶做成的菜团子，带着用破碗底圈做成的调色用具，来北京上学的。五年的大学生活，他生活艰苦，学业刻苦、努力，在全院也是苦出了名的。
1966年，正当我们完成了毕业设计，等待分配之际，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了。学院里一片混乱，大字报铺天盖地，德高望重的领导、白发苍苍的知名教授们，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我们一时弄不清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是党员，成喜是翻身农民的儿子，朴素的阶级感情使我们响应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投入了这场斗争，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大串联。只是从不情愿参加那些打这儿、抢那儿的“造反”行动。一年后，我们又一起响应号召，回系参加“复课闹革命”。但是，复课只是句空话。运动不停，批判会不断，两派的高音喇叭仍在不停地舌战；老人家不断地发表最新指示，左右运动。指示一发表，校园中就响起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吹呼声，只闹得教学楼前竹林中的麻雀昼夜乱飞，不得安宁。然而，这时的王成喜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整天用“大革命”免费提供的笔墨和废报纸，在教室里认认真真地练起字来。大批判会、上街游行很少见他去，但有人请他代抄大字报，或是写标语写小字报，只要有机会他从不拒绝。人家无心，他有意——这是他练字的机会。写到得意处，常见他歪头望着字笑，有时也会听到他几句哼得不成调的河南梆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后来，成喜成了书画家，每当有人称赞他字写得好时，他总是咧嘴一笑，幽默地说：“多亏‘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没少练字。”
1969年3月，我们这些1966年就该毕业的大学生仍然不能毕业，全系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被下放到北京市陶瓷厂劳动锻炼。成喜被分配到全厂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条件最差的原料车间，当了一名装料工。每天上班，成喜和工人们一起，把几十吨重的石料一车车装上，冲洗干净，推进车间，过秤，然后装入隆隆作响的粉碎机里，再把加工好的泥料一车车推往下道工序。车间里整天不绝于耳的轰鸣声，使成喜从小落下的中耳炎更加重了。劳累一天下来，他身上、脸上的汗水和着厚厚一层粉尘，一抹一把泥，人就跟庙里的小鬼似的。劳动强度大，就吃得多，成喜那时已有了妻儿，上有年迈老母，为省几个钱养家，他只能辛苦自己。常见他两个大窝头就一根咸萝卜，就是一顿饭，渴了就喝一碗白开水。说到吃饭，还有件趣事：那时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车间，我们这些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不离肩的书包，里边当然已不装书了，而是装的吃饭家伙。这些东西丢了就没法吃饭，要买当时得花不少钱。每到吃饭时，学生们走起路来稀里哗啦的，成了陶瓷厂的一大景观。一听到这声响，炊事员们就笑着说：“听！大学生来了！”
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宿舍总想美美地睡上一觉，成喜也睏，可又舍不得浪费这属于自己的一点时间。对艺术的那份难弃难舍的情，使他强忍疲累，操起笔来写他的字，画他的画。夜深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用旧报纸叠成灯罩，把灯光挡到最低限度。工厂分给我们住的集体宿舍是没有桌子的，成喜就把被褥卷起来，用床板代桌子没有凳子，就找几块砖头起来代饭碗、脸盆就是他调色、洗笔的工具。他在工厂干了几年，就这样地写呀画呀地坚持了几年，他的书画练出了成绩，可也从此落下个腰腿疼的毛病。
在陶瓷厂劳动的那几年，我们和工人师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特别是成喜，他那一副纯朴的农民模样，厚道、纯真的人品以及踏实肯干的作风，深受工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或遇上什么喜庆事，成喜就成了师傅们争相约请的座上客。成喜对师傅们也是有求必应：过春节，成喜把写好的对联一幅幅贴在了师傅们家的大门上；谁家办喜事，成喜画的那喜兴、热烈的红梅图就贴在了新人的洞房里。成喜为工人们写、画，还经常虚心地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喜欢什么他画什么，工人师傅高兴地说：“成喜儿这样的大学生，真不赖！”而成喜看到师傅们高兴就更高兴，他认为，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那时，尽管我们干的活很累，地位又低下，心里经常不平衡，但是同学们还都在努力改造自己，都想把自己早日溶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工人师傅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关怀和爱护，成为我们巨大的精神支柱。就在这时，我喜欢上了与我同车间干活的一位女工。我们的感情发展很快，快得出乎一些同学的意料。有些人对我这个大学生要与工人结婚表示不理解，弄得我也有些烦恼。一天，我见到成喜，向他吐露了我的心事，也想听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成喜笑了笑，幽默地说：“你的事我早听说了。我爱人在农村，你又找了个工人，我们与工农结合就算彻底完成了。”有了成喜这几句热乎乎的心里话，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没多久，我与那位女工结婚了。我成家后，成喜经常到我家，或是吃顿便饭，或是一起聊聊天。他夫人来京探亲，也总要带着孩子来我家坐坐。我们这两个“与工农结合”的家庭，往来密切，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1970年，北京市组织了一次《中日书法家作品联展》。成喜作为工人书法家，被厂里推荐参加了这次展出。日本书法家看了他的作品十分赞赏，说：“中国工人中有这样的书法家，真是了不起！”这是成喜的作品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展览。这一次的展出，并没有使他满足，反倒增添了他向更高一层楼攀登的勇气。他把毛主席的一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写成条幅，端端正正地挂在床头，用以自励。在这之前，他曾结识了郑诵先、徐之谦、周怀民、娄师白、许林邨等一批著名书法家、画家。他诚诚恳恳地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书画技艺。在这之后，他不但结识了书法家刘炳森先生，还与刘先生合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怎样写隶书》。他拜国画大师董寿平先生为师，使他的梅花创作有了质的飞跃。现在看来，成喜能得到这么多大师的指点，真是一大幸事；而在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拜这些艺术大师为师，是要冒被批判的风险的。成喜的心中，只有艺术，没有世俗的利害。他好像忘了什么叫风险，只是一心一意地尊师求艺。他博取众长，苦练传统，造化自然，时间不长，他的书画水平就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他自小就喜欢画的梅花，更是脱换独成一家董老先生称赞成喜画的梅“与众异，别开生，洋溢着时代气息，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美感享受，在我国画梅史上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评价很高，但也很准确。时至今日，成喜的巨幅红梅，已从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勤政殿、北京市政府大厅、天安门城楼、江主席的接见大厅、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处，一直挂到了日本的国会议事厅、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克里姆林宫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首府，被誉为“世界的梅”。日本国会议事厅从未挂过外国人的画，而成喜表现中日友谊的红梅“香远图”，却被日本众议院特批并通过了一个决议——此画决定悬挂，并永远悬挂。
成喜的这些赫赫业绩都是80年代90年代的事了。而直到1975年，他还在北京陶瓷厂当工人。就在这一年，他被借调到天坛公园，参加节日游园活动的美术设计。天坛离厂子太远，成喜便索性住在公园里，义务承担了值夜班的任务。每天入夜，偌大的公园静悄悄，成为他专心致志写字练画的大好时机。
一天晚上，当时的崇文区区委书记张旭同志来天坛检查工作，顺便到美工组看看，于是便看到了桌上地上放满的字和正埋头练字的成喜。成喜练得很专心，竟然很久都没发现有人在一旁看他写字。当他突然发现了在身边看他写字的区委书记时，顿时慌了神，生怕领导批评他在值班时间练字，不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哪知，张书记却在一张张认真地看他写的字，并无批评之意，最后反倒称赞说：“字写得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成喜听了，心里一松，石头落了地，脸却涨得通红，一个劲儿地只会说：“不行、不行。”事后，他向我讲起此事，还心有余悸。我听着他讲，想着他那时的窘样，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邂逅，竟给成喜的一生带来了转机。原来，张书记也是一位书法家，这次相遇，成喜的字和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书记是个爱才的人，他与成喜进一步熟悉之后，知道成喜在陶瓷厂当工人，就想调成喜到崇文区委从事宣传工作。他征求成喜的意见，成喜却是喜忧参半，他希望能有机会去崇文区从事宣传工作，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写他的字、画他的画，但又担心：“陶瓷厂会不会说咱逃避改造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来找我商量。我当然是极力支持他改换门庭。我当时就因离家太远无法顾家，觉得很对不起我那贤慧的妻子，所以立时就想到成喜那还在农村老家的妻儿。我向他极力建议：“调动时一定要向崇文区提出条件，让他们把你在河南农村的老婆孩子调进北京。”成喜老实，为难地说：“这合适吗？还没工作先提条件。”我说：“为了更好地工作，你必须解除后顾之忧。一定要提！”后来的事实表明，张书记确实是注重人才，没过多久就把成喜的妻子儿女一家三口调进了北京。区委书记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成喜如虎添翼，工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区里安排成喜参加创办“燕京书画社”的工作，让他当副总经理，使他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久，成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成喜依托“燕京书画社”，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时期。“燕京书画社”在当时不仅为安置大批返城知青提供了条件，而且还为文化产业如何走向市场，向有关部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书画社以字会友、以画会友，为开拓旅游业，增进中外文化交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北京市的一面旗帜。
成喜凭借他温厚真纯的人品，精湛出众的艺术造诣，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现在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对外友协、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理事，担负着繁重的对外文化交流任务。他的作品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艺术殿堂和知名人士收藏。他曾多次到日本、德国、荷兰、加拿大、韩国以及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举办画展，都获得了极大反响和极大成功。1993年，他应陈立夫、蒋纬国二位先生之邀，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举办了“王成喜百梅展”。展出期间，成喜夫妇受到台湾二十几位国民党元老及书画界名流的热烈欢迎。台中市还专门为他设立了永久性的“王成喜书画作品陈列室”，出版了由陈立夫先生题写封面，蒋纬国先生撰写前言的《王成喜画梅辑》。在台期间，年近九旬的张学良将军，还在自己的寓所单独会见了成喜夫妇，并破格长谈达一个半小时。张将军仔细地看了成喜送他的画，激动不已，感慨地说：“先生可畏，世界是你们的。”成喜和他的梅花，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中央电视台和许多报刊都做了大量的报导。在国内，成喜的作品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了十余种，有的已连续再版了十一次。他的作品还被印成年画、挂历、贺年卡等走进了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
成喜成名了，而且名声大得很。可他还是那样厚道、朴实。即使有时为了应付场合的需要，他也穿穿皮尔·卡丹等名牌西装，但仍旧盖不住他那一副中原农民的憨厚模样，也改不了那一口乡土气甚浓的河南乡音。天南海北的珍馔佳肴，他不知吃过多少，但到他家，常看见他吃的仍然是他妻子熬的小米粥就老咸菜。成喜太忙，我们有时一年也难见上一面。但是不管时隔多久，见了面，除了眼见他渐渐变白的头发，脸上逐年多起的皱纹，那心那情可是一点也没有变。
与成喜相比，我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1972年，我被调到建材总厂宣传科工作。那时的宣传工作，主要是组织干部学马列，组织工人大批判，写简报，找典型，以我的文化水平，做这些事富富有余。因此我工作顺手，领导满意，我也不再想过去学的专业了，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干下去了。1976年，形势有了变化，说是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可以不当工人了。于是，在工厂劳动的同学们纷纷离开工厂，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没过多久，听说我的母校工艺美院又要复课了，缺师资。我的心也动了——如果能回去从事教学工作，把丢失了十年的专业再拣回来，该有多好啊。事情发展的很顺利。总厂领导主动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回学校去工作。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母校。刚回去那阵，学校没房，我还住在陶瓷厂宿舍，和成喜还常常见面。我没想到的是，回到学校，并没让我去从事教学工作。学校领导对我说：陶瓷系实习工厂要重建，师傅们都老了，你就先抓工厂建设吧！这虽非本意，但作为党员，我只能服从。我不懂基建业务，为了干好，只能硬着头皮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由于人手少，实践经验不足，资金短缺，工作效率很低，我忙得焦头烂额。前前后后干了将近四年，总算大体有了个模样，可以交付上课使用了。陶瓷工厂的建立为教学实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学院为了发展，又计划建一个全院性的实习工厂，为其他系的教学实习提供条件。就这样，我又被调到院基建处，去建全院的工艺实验楼。为了熟悉基建业务，我自己花钱买了一些诸如《建筑识图》、《建筑材料学》之类的书，白天下工地看工人师傅盖大楼，晚上回来看书学习。可没过多久，大楼还没建成，又以我懂点业务为由把我调到学院计划外创收的经理处工作了二年。大楼建成了，也没让我回系，而是到这个新大楼的管理处干了三年实验室管理工作。1991年，干部调整，我被调回到陶瓷系从事专职党支部书记工作，至今又八年了。
可以说，回到母校将近二十三年，每次工作安排，我作为党员都服从了组织，从没讲过价钱，但却与我所学专业每每擦肩而过，眼看那些比我年轻的人，在专业上都有了成就，艺术作品成堆，高级职称在手，我心里的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
我与成喜比，三十八年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成喜成功了，不只是因为他有了名气，还因为他有了那么多可以传世的艺术作品。我每天也忙忙碌碌，有时忙得连家都顾不上，两个孩子正该抓学习时，我正在跑工地，弄得他们学习不好，大学也没上成。我能留给后人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我失败了吗？细想想，也不能那么说。渗有我心血的实习工厂、工艺楼，不是在为培养国家需要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做着贡献吗？组织教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同学们促膝谈心，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也是党的事业所需要的吗？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奉献”吧！既然是奉献，就应该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既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那么，我作为她的党员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成喜是我们“老五届”人的佼佼者，我为他骄傲，为他祝福，愿他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我自己，则同绝大多数的“老五届”人一样，属于“无人知道的小草”，默默地平凡地贡献了自己。其实，只要没有碌碌无为虚度此生，我甘愿寂寞，感到心安。
作者简介：陈启明，男，陕西延安人，1940年3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现任该院陶瓷系党支部书记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