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凤翔为官三年，为凤翔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其中以“三记一论”最为著名，《凤鸣驿记》就是“三记”中的一记。作为凤翔人，我喜欢苏轼，总想通过他的诗文，更深入地了解他在凤翔时的所思所想所追求。细读《凤鸣驿记》，发现它竟是苏轼初仕凤翔后，对自己为政观点的一次明确阐述。
《凤鸣驿记》作于嘉祐七年冬天，苏轼自己说是应胡允文的请求而写，碑文中却只提到知府宋公，也就是宋选。当时苏轼担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宋选担任的是凤翔知府，胡允文是凤翔府天兴县县令，天兴县就是府治所在的县。写《凤鸣驿记》时，苏轼到任凤翔签判将近一年，而宋选比苏轼早到凤翔将近五个月，两人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施政行动。
苏轼是以“制科三等”的优异成绩，通过“殿试”才得到凤翔府签书判官这个职位。虽然官阶不高，位置却非常重要。因为宋时州府只设主官，没有副职。而签书判官或者判官，就处在衙门内首席副职的位子上。也就是说，他的职务在知府之下，众多的曹官之上。况且签书判官都顶着一个京官的衔，苏轼的京官衔是“大理寺评事”。这时的苏轼更是少年得志，到凤翔任职时才二十四周岁（1037-1061），一心想在凤翔签判这个位子上干一番事业，也不枉了自己那“百年第一”的制科三等这个称号。
当时的凤翔知府宋选，原来是工部的一个普通官员。虽然官阶不低，他的职责却与处理政务无关，说白了就是个管理一帮子仓库管理员的领导。长期管理着国家若干个重要仓库，使他形成了循规蹈矩，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而苏轼初入仕途，急于改革陋规弊政，想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的这种做法，便与宋选谨小慎微的做法产生了矛盾。由于两人想法不合，宋选便利用手中的职权，不让苏轼过问府里的政事。也就是苏辙在给苏轼写的墓志铭里说的：“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
苏轼与宋选的矛盾本来是工作上的争斗，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关系。可苏轼视工作为一切，喜怒形于色，竟通过“壬寅重九不预会”这种形式直接表现了出来。而且还把这种情绪写进了诗里，让这件事成为了公开的秘密。胡允文作为天兴县令，是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和施政方略的，也就对苏轼和知府的关系比较关心。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两位上级的观点，却也不想看着苏轼和知府宋选剑拔弩张地斗下去，就有意斡旋。他准备了一块碑材石料，央求苏轼为宋选写一篇文章，他再刻碑立石，也好借此缓和苏轼和宋选的关系。
苏轼到任凤翔签判后，得不到知府宋选的支持，便直接上书宰相，提出自己的想法。在到任后这一年中，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朝中重臣的支持，干成了改革衙前役规、释放因水被囚的灾民、为灾民免除积欠、官榷与民等几件大事。眼下，他还在谋划着改革场务，并没有缓和与宋选关系的主观愿望。但他拗不过胡允文执着的恳请，便以宋选修葺凤鸣驿这件唯一可以拿出来示人的功绩，写下了《凤鸣驿记》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
纵观古人的《记》，苏轼的《凤鸣驿记》可以说是一篇体例独特的记文。苏轼在文中并没有描述凤鸣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没有描写建筑的独特，而是用他第一次见到时凤鸣驿的破败，第二次见到时凤鸣驿里人恋店马恋槽的温馨，来状写凤鸣驿的奢华。匪夷所思的是，他紧接着竟借用驿卒的口，公布了修葺凤鸣驿所花费的人工和费用。
单就修葺凤鸣驿所用的人工而言，用时“五十有五日”，用“夫三万六千”。也就是说，这将近两个月时间里，平均每天都有六百五十四五个役夫抛家舍业，在为修葺凤鸣驿而忙碌。要知道北宋时，宋朝的总人口还不足四千六百万，大的行政区划就有二十四个路，凤翔只是秦凤路管辖下的一个府，秦凤路还有十二个州呢，凤翔全郡能有多少人口？多少农户？因为修葺凤鸣驿，每个农户需要增加多少劳役？而凤翔当时的衙前之役已经极其繁重，苏轼在《谢执政启》中就说过“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这些都需要老百姓出夫服劳役的，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为修葺一座接待过往公务人员的招待所，老百姓就要多负担三万六千个服劳役的份额。况且因为宋朝和西夏李元昊的战争，宋朝是败多胜少。地处边境的凤翔府，男丁大量被朝廷征去服兵役。每有战事，西夏叛军都会抓走大量的成年男子，去充实西夏的军队。苏轼和宋选到凤翔为官时，战事才缓和不过十数年，凤翔的田野上，老人和妇女下地耕种的情况成为常态。就是在劳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知府宋选还要把大量的劳力用在修葺凤鸣驿上。这个工程能为凤翔老百姓带来一丁点儿实在利益吗？只能是无端加重群众负担，难怪苏轼要大呼，“破荡民业，忽如春冰”！
苏轼在《凤鸣驿记》这篇文章中，还出现了“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这组数字，却没有注明单位。依照宋人的行文习惯，这组数字后边的单位应该是“钱”或者“两”。钱指的是铜钱，两指的是银子，都指的是修葺凤鸣驿的总费用。就是按币值最小的方孔铜钱计算，修葺一座接待过往官员的传舍，花费的万贯资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苏轼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就说过：“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矣，民之穷困亦可知也”。要知道“二百千”这个数字，还是中产以上家庭的总资产，因为苏轼说的是税源，也就是今天需要够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家庭。中产以上家庭资产不及二百千，中产以下的农户，其贫穷状况就可以想象了。宋选修葺一个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利益的凤鸣驿，一下子就花掉了“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这得是多少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当，得促成多少个家庭破产！
有这本修葺凤鸣驿的明细账在，宋选为官的施政取向已经非常清楚。就这，苏轼还在穷追猛打，以“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引出一通议论，对“今之君子”进行了批驳。最后的结论，甚至落在了“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
苏轼也承认宋选不是贪官，他也是因为“计其所历而累其勤” 才得到了凤翔知府这个官职。可惜宋选在凤翔主持一府的政事，却将他的勤都用在了“视其卼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这些不关百姓痛痒的小工程上了，甚至“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也就是说，比修凤鸣驿更小的事情，宋选都会尽心尽力去办。在这句话中，苏轼还用了一个“求”字。也就是说，不仅宋选碰上的“蒙茸者”就去“疏理之”，就是那些不为人注意的“蒙茸者”，他也要去搜索寻找，绝不允许漏掉一处死角。宋选这位知府够负责任了吧，他的工作态度够认真了吧，可就是这么一位好官，硬是看不到他干一件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苏轼在《凤鸣驿记》中的这些描写，将一位清廉自守，勤奋工作，却没有远大目标的领导者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凤鸣驿记》这样的文章，如果读懂了，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赞许宋选。尽管苏轼在文中写了句“余闻而心善之”，最后却以“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收束，这让宋选情何以堪！宋选也是由京官调任凤翔知府，想来也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苏轼这点小心思他还是看得出来的。况且，他手下还有张璪这等能干的曹官在，他能在“乌台诗案”中给苏轼觅罪，对《凤鸣驿记》就不会说点什么吗？也许，这也就是苏轼虽然应胡允文之请，为知府宋选写了一篇美文，却依然没有与宋选和解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