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64老知青的回忆、五
我是赤脚医生
杨安娜
赤脚医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名字叫“赤脚医生”，这一称谓在1968年夏天被正式采用，并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的指示中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促进了赤脚医生的快速成长和普及。
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或缓解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他们在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1964年，我高中毕业，9月2日我和昆明市500多名有志青年，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来到了安宁县连城公社桃花大队小桃花村，这个村子共有87户，320人，80%左右都是白族，在欢迎会上老队长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新社员”，这是我们当新农民的开始。4天后的9月6日，老队长对我说，队上决定让我去安宁连城卫生院“卫生员培训班”学习。这事来的突然，但我很高兴。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曾梦想身穿白大褂，手持听诊器，成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老队长的这一决定，是我终身从事医务工作的奠基石，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小桃花村的广大社员信任我，给了我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我暗下决心，一定在乡村卫生员（赤脚医生）的岗位上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把下乡时的激情变为脚踏实地的真情，尽力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贡献自已微薄的力量。我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在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我除了承担卫生员的职责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在头两年的劳动实践中，我学会了农村女社员会做的各种农活。虽然体力比不上她们，但是在插秧、割谷子等农活中，在速度上是达标了。另外，还担任过一年的代课老师，在碾米房学会了碾米、磨面、在豆腐坊学会了制作豆腐。在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农村卫生员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一般小伤小病、做好防疫工作、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及时发现传染病，向上级单位汇报。我根据不同的季节，煮好大锅药，送到田间地头，让社员服用。到防疫站领来敌百虫，配制成药水，对所有的厕所和猪圈喷洒，杀灭蛆虫。定期到防疫站领取防疫针水，给适龄儿童接种。有一年小桃花村突发流行性腮腺炎，几天时间就出现了十几例病人，有大人、也有孩子。我及时向防疫站汇报，在他们的指导下，煮了大锅药内服，外用重楼、仙人掌调上鸡蛋清外敷。由于治疗及时，在短期内控制了病情的蔓延。作为农村卫生员，除了要有责任心，还要细心和耐心，不怕苦和累。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多数出诊时间就在晚上和夜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病人，我都随喊随到。遇到孤寡的老人生病，我就守着他们，帮忙烧水、照顾服药、进行观察。到病情有所好转才离开。有月亮的夜晚，月亮陪伴我回家。没月亮的晚上，社员会点着麦秆或葵花秆的火把，照着我回家。为了不影响同室农友，我一般都轻轻的出入，第二天照样和大家一起出工。有几位老社员性子急，想马上“药到病除”，把一天三次的药并成一次吃完。为了避免意外，我只有分多次去送药，看着他服完药才离开。
1968年3月，我被送到安宁县医院助产士（接生员）培训班学习三个月。并分到昆钢医院妇产科实习。这里每天都有新生儿出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理论水平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很大进步。学习结束后，卫生院发给每位学员一个简易的产包。从此，我又成了小桃花村的接生员。那时年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热情、执着，只要有产妇生小孩，我拿起产包就去接生。记得1965年，大概四月份的一天睌上，一个阿妈来找我，让我去给她家才出生的小婴儿剪脐带。那时，我还没学过接生，虽有犹豫，还是背着药箱去了。第一次看到小小的粉嘟嘟的婴儿，一时有点束手无策。还好这方面的书看过一些，有点印象，赶快在脑海里搜寻，由于紧张，手不由自主的抖起来，赶紧深吸一口气，尽量控制住紧张情绪，终于顺利处理好脐带问题。过后，阿妈告诉我，她们那时生小孩可遭罪了。一般就找几把稻草，烧锅水，准备一把平时做针线的剪刀，不知要消毒，自己在灶边就把孩子生了。结果产妇常发生产褥热，产妇感染，婴儿抽脐风（脐带感染）成活力很低。所以卫生员培训班时，老师一再强调，要我们宣传好新法接生。
1968年以后，村里大多数孕妇都来找我接生，第一次接生时，一个人独立操作，紧张是在所难免的。这时产妇信任的眼光和家属的期盼，让我很快冷静下来，沉着地迎接了第一个由我引领到这世上的小生命。此后几年时间里，我共接生了十二个新生儿。还好十二位产妇都是顺产，没有发生意外，母子平安。这些产妇，从怀孕到产前几小时都在劳动，不娇气，有很好的身体素质。我坚持给她们做产前随访和孕期检查，并向她们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她们信任我，双方互相配合，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还有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那是1971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产妇杨秀的丈夫来找我去接生，这是第二胎了（第一胎也是我接生的），本应顺产的。看到产妇有阵痛了，我开始做产前检查，胎位正常，但听不到胎心。她说，一周前，我给她做产前检查，一切正常，她就去磨包谷面，后面背着大女儿，把5公斤的包谷子放在大肚子上抱着，来回抱了十多分钟，从那天起就没有胎动了。我判断，可能胎死腹中多日了，必须送医院。她先生是安宁化工厂的职工，在很多乡亲帮助下，用板车把产妇送到安化卫生所。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值班的戴医生和蔼可亲，是个全科医生，我过去经常去请教。我给戴医生讲了产妇的情况，戴医生为产妇作了进一步检查，并抽取了羊水。只见注射器中的羊水是混浊的，还混有几根毛发，戴医生也判断是胎死腹中多日。对产妇非常不利，可能会引起败血症，甚至危及生命。但一时找不到车转院，只有留下观察。如天亮前能顺利生产是再好不过的。戴医生要求我留下来，一起守护产妇。并采取一些措施，挂上吊瓶。慢慢的产妇的阵痛越来越明显，终于在凌晨五点左右，胎儿顺利出来了。死胎头皮已腐烂，脱落盖在脸上，全身皮肤苍白，接着胎盘也出来了。杨秀丈夫把胎儿送到山上埋了。我们把产妇送到病房时，其他医务人员已来上班了。虽然辛劳了一夜，但避免了不幸的结果，我心情放松，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回村里。更值得庆幸的是产妇经过几天的抗感染治疗，痊愈出院。
1969年8月，大队成立合作医疗室。我有幸成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为了节约开支，在老药工的指点下，我们一行五人，到明朗水库后山，在那里挖了几天草药。那里的草药很多，有柴胡、贯众、白芨、黄连、小黑药、重楼、接骨丹等，一共挖得两马车，由大队拉回村里。我们又从药材站购进一些中药，自己加工做成感冒苏风丸、止咳丸、白芨糖浆等。在卫生院伤科医生的指导下，制作了跌打膏药和外用紫草黄连膏。这些药价廉物美，很受社员欢迎。我们医务室本着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几年来，全大队没有发生过大的传染病，各村的环境卫生基本达标，受到防疫站的表扬。
小桃花6队知青
小桃花村知青与农村青年合影
1971年9月，我们六四届知青调回昆明，我被分到了昆明市煤建公司五华煤管处，继续从亊医务工作。在这里，我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积极负责的精神，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上夜校，到医院进修，通过考核，1998年拿到了云南省卫生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1995年初，因单位改制，提前退休，就到昆明市公安局的“戒毒所”从事医务戒毒，直到2008年第二次退休，回家安享晚年。桃花村七年的知青生涯，承载了多少难忘的青春记忆，有知青同学间情同手足的姐妹情；有与农民社员间的知遇之情；有与病人之间的牵挂之情！这些情感留在了我记忆的历史长河中。回顾40多年的行医生涯，最让我怀念的就是这份医生职业，医者仁心。医生就要有一颗真、善、美的爱心。
与农村青年合影
2022年桃花大队知青在小桃花村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