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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西迁”定居张家湾部分情景或事件还原
情景四：发家致富
老祖先从桃核渠向当时的乔家峁搬家，很顺利。因为有朋友弟兄、原来手下的主动帮忙，更有掌柜的鼎力相助。不知是出于亏欠还是良心发现，他不但再次给老祖先无偿提供窑洞（他在乔家峁有地，也有窑洞），还安排人员，打发牲口给搬家，而且，还意思让我们的老祖先再负责他的乔家峁片区的粮食生产管理。我们老祖先婉言谢绝后，他又无偿划拨了比较远的二郎峁两晌土地给咱祖先，这样老祖宗就有4亩土地可种植。
管理百十晌土地种植的大管家，现在只有四晌土地可耕种，这那能够！我们的老祖先是谁，他做事那么有城府，哪能提前没有谋划？
首先，他想到的就是种地的主业，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优势。必须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才不慌”嘛，特别农耕业延续几千年的旧社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根基啊。正是有这种清晰的认知，才有他后来不断收买土地，大量种植的做法。于是他用仅有的积蓄，买了条驴和种地必需用品，租了邻村云塔的六晌沙湾地，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张家湾创业史”。
对一个祖辈靠种地为生，经历了千苦万难的逃难生活，还当了三四年耕种的大管家，他对种地这事绝对是信心十足。更何况，他正年富力强，浑身是力量，只要没有战乱和瘟疫的骚扰，种地对他来说绝对是十拿九稳。事实也证明，十来晌地，他轻轻松松就种了，而且种得有条有理。那块地适合种什么，什么时候该种那块地，那块地种几天、锄几遍、啥时候收，收获的粮食交过租，上过税，留足种籽，该留则留，该卖则卖。这一切他了如指掌。因为有贪图，有计划，有信心，起早贪黑不但不累，还老有一种期盼感，总想多干点儿。似乎他把种地谋生的事权当兴趣来干，一切都是心甘情愿，一切都包含着情和趣。孩子大小不等，也各有责任，带孩子的，砍柴的、拾草的，帮种地拉牲口点豆豆的，哪能让你无忧无虑地玩耍。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农村出身的人能吃苦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这种生活所迫的习惯，尽管小时候都埋怨，长大远离老家后还能时不时回想起整天奔波在沟沟峁峁，山山洼洼的童年生活。
刚说了，对一个种地的大管家来说，那些地，他耍着就种了，所以会有大量的农闲时间。大家也知道，我们老祖先是个闲不住的人。其实，不是闲不住，说朴实点儿，是他有压力，能担当；说大气点儿，是他有追求，能拼，敢闯。一个外地人，要在异乡站稳脚步、有体面地存在，得有实力啊。他更是多面手，他会打石头，能做木活，跟上师傅就会擀毡，摆下火炉就会捣铁，特别是他的石活做得真漂亮。细想想，一个会打石狮子的人，他在这个地方当个箍石窑的石匠，出面子、下线等石活，对他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所以他没多长时间就成为前后沟、上下川有名的石匠。冬春季节，天气寒冷不能做石活，他就跟师傅有时干木活，有时给人家擀毡。说是跟师傅，其实他的活干得绝不比师傅差。由于他活细，心轻，人厚道，热心肠，经见多，会讲故事，而且给那家干活，总不忘记大小给人家送一对石狮子。这样的匠人，挣钱多少，人都喜欢，所以很多匠人都想和他搭伙揽活。而且那时别说做生蹲石窑，就是能做接口的，做得起家具，擀得起毡人，不是“财主”就是“富农”。也正因为他接触和交往了很多有钱人，用现在的话说他的“朋友圈”档次高，或者说起步走得就是“上层路线”，所以他信息来源广，人脉资源丰富，这也是他后来发达的原因之一。
说了这么多老祖先，他能闯、能干、能担当，总能让这个家庭度过一次次的难关，这是我们后人的荣幸，更是老祖母的福气。然而嫁给这样的男人，她也确实够累的了。老祖先要么起早贪黑，在地里挥汗如雨，要么外出忙着给别人干活，一切家务、所有孩子的吃穿用度都得她打理。说实在点儿，家里的活计，我们老祖先确实是个“靠不上”的人。如果是放到现在，这个家庭不一定能很好地维持。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的老祖母做得都是那种外人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活，但她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和其他母亲不一样的是，她解决支持了我们老祖先的“外出逃生”，她陪伴了我们老祖先艰辛的“逃难生活”，她的“良好的家务管理”让我们的老祖先打拼有底气，她及时安慰让我们的老祖先一次次走出低谷，使生活更有“信心”，她严格履行相夫教子职责，孩子们个个听话、懂事，让他们省心。再此，呼吁家人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伟大的“老祖母”。没有她，不一定没有后来的张家湾，但没有她，绝对没有我们。从这点说，“老祖母”的功劳绝不亚于老祖宗。
正因为老祖先两口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能相互理解，也能相互体贴，在这个相对和谐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也都听话、自如。这就是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大人精打细算，孩子绝不会铺张浪费；大人热情好客，孩子也不会冷漠无情；大人勤俭持家，孩子也不会成为“躺平族”，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受苦人的孩子会拿粪”，所以我们后来倡导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其实，说我们老祖先不管家务，那是不准确的。从后来的子弟看，他还很注重对子弟的教育。家里总会安排他们做力所能尽的活，让他们吃该吃得苦。不说生活不好的时候，就是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也绝不娇生惯养。绥德老家战乱年代，自己没上几年“冬书”，但不能让孩子“没”文化、没修养。自己家里请不起“先生”，就让孩子去三、二十里的地方跟先生学习。学习回来，不问考试成绩如何，直接拿本书让他们给自己念，给自己讲什么意思；有记账、算账机会，直接就让孩子上；逢年过节写对子、记礼单，不管写得歪好，只要念了冬书的，人人有份；表现好的孩子，绝不吝啬给孩子奖赏；表现不好的，也会“奖赏”抬水、扫院子、喂牲口等活计。自己要地里干活或外出当匠人，总会让他的长子（我们的老爷）协助他妈（我们的老祖母）管好其他弟弟和妹妹，所以我们的老爷从小就有了“长兄为父”的责任和担当。尽管他也不大，但他会尽可能做得和大人一样，尽可能让大人感觉自己还能、还行。当然，老祖先还会教会他们的各种手艺，因为他深深体会到“艺多不压人”。在那个时代，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活路。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特长，他怎么能熬得过近半年的逃难生活；如果他没有那么多手艺，他怎么能得到掌柜的和周围人的爱戴；如果他没有那么好的手艺，仅有的四垧地怎能养活一大家人。他没有多少说教，最有效的传教方式就是直接看着干，只有做不好或做坏了，他才解说为什么做得不好。“行动”才是硬道理，“苦练”才能出真本领，这就是他的教育之道。家人们，我们想想，就这个教育底层逻辑和理念，是不是放在现在都不过时？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高明之处。
说老祖宗会教育子弟，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他都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也就上了一两年冬书。包括我们现在的大人，能说出“教育”子丑寅卯的人，也少之又少。在那个战乱、贫穷的时代，能拥有独立的土地，能让一家人有吃有穿，能让“老婆孩子热炕座”就很不错了。其实，就是想给孩子们传递一种基本的生存理念，就是一种耳濡目染，一种言传身教。
也就是这种引导，这种督促行动的举动，就很好地影响了我们的老爷们，特别是我们的老爷，那个框框里担着逃难的过来的大儿子，经历过无数苦难，也从小见识了他爸在各种危机中的从容应变，从小就是“娃娃头”。在家里更不要说，除了他爸他妈，他就是家里的小掌柜。七八岁时，大人谈论啥事，他就参合着吵嚷，不管大人听不听，他总抢着争说，要是大人说他“小屁孩懂个啥”，他还嚷嚷着“反正我想应该这样”。真应了那句“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他十四五岁就和我们的老祖先跟人家谈生意、论地价，那块地能种啥，那棵树能做啥，有些事应怎么处理。十七八岁，老祖宗活多干不过来，他就给当副手，年轻力气大，能写会画，活干得像模像样，还敢创新，点子多，都夸老祖先这个好儿子，不但能挣钱，还增长了见识。二十出头，他就能带着大人的意思，独立和人家谈事务，看地，买地；种地、雇人这些小事，他已完全替代了老祖先，是个妥妥的二当家的。
老祖先从4晌地起家安户乔家峁，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就因为他人厚道，能吃苦，有手艺，会打算，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手头越来越宽裕，于是每年缴过租，上过税，除过日常费用，结余资金就不断谋划夸大再生产——买地。由当初的4晌地，不到20年，也就是老祖先40岁左右就购买40多晌土地，拥有土地近50晌。由当初的租地种，逐渐发展成为雇人种地。更重要的是，随着五个儿子的陆续长大成人，一个个得力登劲，家庭劳动力逐渐旺盛，拦羊挡牲口的，种地的，做生意的、当匠人的，每个儿子都成了有力的助手。特别是二掌柜的大儿子，经历多，打拼早，从小就是娃娃头，他思维敏捷，还善于察言观色，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年轻帅气，说话不急不躁，头头是道，做事干脆利索。20出头结婚后就逐渐取代了我们的老祖宗，因为他能把这个大家庭管理得头头是道，而且在世面上也逐渐超越了老祖先。
其实，这时，我们的老祖先也不过就40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又是陕北农村常用的石活、木活、泥水活等天花板式的匠人，所以几乎常年带着石匠、木匠、泥水匠等一大帮人给大户人家干活。用现在的话说，他不仅仅是个包工头，更像我们现在的工程公司，转给大户人家干“一揽子工程”，如从箍窑开始，窑做好了，还负责窑洞的灰裹，盘炕、做灶头、灶台，做门窗、做家具，打碾子、按石磨，做楞门、院墙、马棚、羊圈，甚至是炕上铺的毡，院子里外的树木栽种，几乎你能想到的，他们都能干，你想不到的，他们干得更漂亮，绝对是一条龙服务，交钥匙工程，要管理这么大的“公司”，还要应对各路“财神爷”（有钱有势的地主和贵族绅士们），那还有精力管理家务。
就这样，家里的那几十晌地的种植由我们的老爷管理，负责繁重的地税、长工费用、人情门户、衙役接待、社会闲杂人员的接济及家里所有开支，老祖宗满年四季在外包工挣钱。从现在看，老祖先就是受罪的命，他没把辛辛苦苦挣来得钱建豪宅，修祠堂，也从不图享受，摆阔气，一门心思就是“有土地，能打粮，心不慌”，于是，每年结余的收入又不断购买土地。从桃核渠搬迁到乔家峁不到30年，也就是老祖宗不到50岁，就将目前张家湾的绝大部分土地购买到手。
随着土地的逐渐增多，家庭收入逐步攀升，特别是子弟一个个得力，家族势力也明显增强。虽说我们的老祖先和老爷任然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本性，做事也绝不以势压人，在当时的十里八乡，不但也算是个大户，而且名声很好。提起乔家峁老张家，都啧啧称赞，特别我们那个年轻“老爷” “当家的”，为人乐善好施，做事碗大汤宽，还读过四五年冬书，学过四书五经，常借阅各种史料小说，能草拟一般事务性材料，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是个有文化、懂礼节的青年，所以三十出头，就被推选为保长。
尽管保长不是正规编制，也基本不挣钱粮，只是免除些杂役（就是政府要求履行的杂事），但管得不少，不但要负责本保甲内的户籍、治安、税收催缴、处理民事纠纷及官府交办的地方杂项公务,还要组织团练（维护地方安全的组织），因为经常上传社情民情，接领政府指示，接识的人员层次高，上传下达信息广，区域管理权力大，处理日常事务见识多，在这个相对偏僻的农村，显然就是个大人物了。家务及土地购买等管理就更得心应手了。
土地多，家业大，弟兄多，势力强，老张家早已在乔家峁占据了绝对优势，况且乔家峁本来就不住几户外姓，他们本来就是佃户（租地种）。随着我们老张家土地的不断扩张，势力不断壮大，他们的存在更显得微不足道，在他们的眼里，乔家峁迟早都是老张家的，他们对外人也总自称为是绥德老张家，因为提起绥德老张家别人就会高看，自己也感觉有面子，在外人更是忽略了乔家峁的非张姓人家，又因为我们老祖先迁居时就住在乔家峁半山的当湾里，就这样，“张家湾”就逐渐自然而然地取代了“乔家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