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存修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二《酸甜苦辣自己说》
怎么也想不通，这次出门为什么要带本《随笔》？而这份一向严肃而又不善凑热闹的杂志又差点让我误了大事？
在我旅游生涯的记录本上，这次外出是第六百二十八次乘机了。
如往常一样，按民航规定，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过了安检后仍剩一个多小时。可出乎意料的是，待我赶到登机的出口，3537次航班已经滑出了跑道。
我稀里胡涂地大吃一惊。
几双民航小姐的眼睛一齐不解地望着我。“你是不是叫李存修？”
“是。”
“刚才播了多少次名字，你干什么去了？”
“我哪里也没去，就在候机厅。”
“真奇怪，那么大的声音，怎么听不到反复喊你的名字？”
是啊，整个大厅都回响着李存修这三个字，数千旅客都曾听到过，而恰恰唯独本人没有听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我要到苏州太湖边某个幽静的处所参加一个重要的规划会议，为此，我已全力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来自北京、香港、西安、上海等地二十几位专家、领导将在那里研讨由我执笔的一份草案，而这份两万多字的材料由我从广州带往苏州。
起程的前一天晚上，吾妻已帮助做好了一切准备。其实我以前出远门，总是临行前随手抓几样必要的东西，潇潇洒洒轻轻松松地便上路了。干外事旅游二十多年，这已成为家常便饭。可这一次，内心似有一种使命感，因此尤为重视，如赴前线，惟恐哪一点因准备疏忽而出现失误或漏洞，贻误大事。
旅行袋已上肩，即将迈出家门，可是又一个思念一动，觉得还应带本书籍之类在途中阅读。桌面上恰有一本钱钟书的《围城》、一本刚到的西安的《美文》和一本《随笔》，三本都该读可读，但不及细思，随手拿起《随笔》放进提包，便出门上路了。
离飞机起飞尚有一百分钟时到达机场，时间宽绰有余，不慌不忙办完各项手续，仍剩一个多小时。
多年的实践，我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感觉，一旦通过安检，尽管周围仍有人群，却又像脱离了嚣烦紧张的尘世。这里虽无随意外出的自由，可在其中个人却能自由自在地支配时间，无电话、传真、接见、会议，当然也没有什么纠纷与各种较量。一坐上那一排排的塑料凳，从神经到肌肉，从意识到四肢便一下松懈舒缓下来。虽时间不长，可真正归个人应有，每个人都会得到一片广阔的思维空间，去弥补因生活紧张来不及思索的一些偏僻的角落。
我爱利用这点时间读点东西，于是拿出随身带的1996年第一期《随笔》，从第一篇第一行开始了。
首篇是胡平的《并非一次壮旅》。
作者属“老三届”，本人是“老五届”，比他们那一茬总得大个三五岁。要论命运与遭遇，大同小异，两者之间也有着一些共同语言。当然，大学生与中学生还有一条分界线:他们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靠挣工分赚口粮；我们是在国营或军垦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尚有国家发的三四十元工资。另外，我们已学到了谋生的专业，而他们还未跨入专业学校门槛，比我们更纯洁、更天真、更火热。
1976年10月以后，“老五届”人通过各种生活渠道融入了社会，而“老三届”仍被迫固守阵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而又实实在在的阶层。在文坛上竟然也出现了一浪又一浪的“老三届”文学，从那里发出的任何一个动静，甚至打一个喷嚏，都会牵动社会的神经。
同时，“老五届”一词却很少为社会所关注。既没有人写我们，我们也懒得写自己。毕竟大了几岁年纪，又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大环境，几乎全部被系于国家这部大机器的各个部位，变成了或大或小的螺丝钉。满载超负荷的重压，一口气干了二十多年。猛然回首，最年轻的也己“知天命”了，有的则陆续离位退岗，倒有机会回忆自己青春华年的去向了。
按《壮旅》的界定，把学生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分为两段，一段为在校期，一段为离校后。对此，我无疑义。那时，无论“老五届”还是“老三届”，肩上都扛着“造反有理”的小旗，一呼百应，确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一群群中学生娃娃只能算作小兄弟。我们编印报纸，他们争着到大街上兜售、分发；我们撰写了大字报，他们争着抄写、张贴。他们单纯、可爱而又勇敢，常如星星一般把我们当月亮簇拥着。在那偏离轨道的奇异年代，谁又能把握住自己人生小船的航向呢？连超凡脱俗的“出家人”也背离了深山古寺，参加了“战斗队”，何况一些凡胎肉体的青少年学子？
后来，无论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均被一场“红色风暴”刮到茫茫大草原，重重老山区，在那里扎下了“根”，这样可以保证“人不变修，国不变色”。弹指一挥间，当时的誓言，已变为现在青少年的神话和寓言。“无心插柳柳成荫”。谁会想到，从这条“根”上却串生出了丰硕而又令世人惊诧的文学果实:《中国知青梦》、《蹉跎岁月》、《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和《咱们老三届》等一大批作品。
是美化、怀旧？还是控诉、噩梦？可能五味俱全，连那些评论文章都众口不一。
随着这些作品在中国大地上的闪烁翩跃，“老三届”便成了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专有名词，并从这个特殊词组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作家的方阵，随便数一下其中一排，如肖复兴、张承志、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韩少功.....个个都十分了得。他们把“上山下乡”的招牌挂在自己梦中，而又举起文学的彩旗，在中国文坛上摇曳。
短短几年，中国为什么会造就出如此一批知名的作家？他们为自己那个时代、那个阶层和部落竖了碑、立了传、丰富了形象，而且并不在乎别人议论和唠叨了些什么。
作为一个群体，一个代名词，“老五届”一词为何显得干瘪？这些读了十五六年或十七八年书的“天之骄子”们、“祖国栋梁”们，你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
我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一部分人，他们皆属“老五届”。人人“知天命”，个个称作家。如新疆的周涛、甘肃的杨闻宇、陕西的雷抒雁、四川的廉正祥、上海的余秋雨等。非圈内之人，又有谁知道他们出自“文革”中的“老五届”？要说特殊经历，他们都到“广阔天地”里炼过红心；要论重大事件，广东牛田洋㊟那壮烈的一幕还不够骇人听闻？可他们自被融入社会之后，极少有人议论或撰写已被岁月风尘掩没了的那段历史。无论从哪方面解释，文学对这批大学生们的表演都几近于零。
既然亲身体验了时代的“锤炼”，触及了灵魂，又耳闻目睹了那些牛田洋式的“壮举”，而且又不乏才赋五斗之士，他们的思想、才学、知识与功底，我想不应该比那帮小弟弟们逊色，但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尤其是文学形象，却又显得那么萎缩、欠缺。
作为本族中的成员，谁的心头无本账？
《壮旅》一文中有着一段恰当的解释：“打建国后的三十年里，政治运动如车水马龙，阶级斗争似一把永不放下的达摩克利斯剑，哪一代人都有被耽误的岁月，被蹂躏的灵魂，被屈死的忠骨。”这一茬大学生，相当一部分人1957年已进入中学，亲眼目睹了那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这是“老三届”任何一位所不能企及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跨过了“文革”的那座人为的“废墟”，痛定思痛，感慨万端而又不愿外露。是上帝让他们一颗颗发烫的心冷静下来。所有的“山头”湮灭了，一切派别消失了，竟没有任何一处对立面安然无恙。于是，大家顿悟：到底为了谁和为了什么去疯狂地拼命？无畏地呐喊？前仆后继地去捍卫红色江山？谁给予了这样的使命与权力？这次历史性的反省可是刻骨铭心的。疯狂之后落了个什么结果呢？某座省会大都市，当时闲人吵架常用这样的一句口头语:“怕你个球，我又不是×大学生！”
这就是拼命挣来的结局，足够凉透三代人！
只能这样说，那场盲目而荒唐的“大革命”，是历史、社会、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既然是大灾难，又怎会清清爽爽而潇洒地走出来？
外装对一个国家，再也不能混沌下去了，必须来一场“拨乱反正”。在“反正”的大潮中，“天之骄子”们纷纷谋得了位置，抓住了机遇。多年动荡，他们要迫不及待地上岸喘气、筑巢，为未来的命运与生活重又开始了个人奋斗。
“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秉性。虽然心头偶尔掠过“斗批改”的场面，耳边也不时响起“红海洋”撞击“帝修反”堤岸的声音，但都仅作为一种内心深处带有颤栗的回忆罢了。昔日高等学府的风云才子们，一个个默默辛勤地劳动着，甚至不惜回避历史。他们不愿愈合的伤口再流血，更怕这些伤口再被撒上一把盐。
“文革”爆发那年我毕业，但还是在校“风云”了两载，然后被时代大潮汛卷进了农场。
我们的队长姓黄，三十几岁，文盲，未婚。他不会算账，甚至连3+8等于几一口都说不出来；渍透汗水的衣裤一两个礼拜都不洗；干活像头牛，不知什么是苦与累，场部安排他对一帮大学生进行“再教育”。
记得有一年，在队长的帮助和管理之下，从春到秋，我只戴女顶小草帽，下穿一条短球裤，光背赤足半年多，上身被烤成一截紫铜肉桩，赤足在尖利的碎石路上拉粪车如履平地。挑担子搬运粮草，一年压断了七八条槐木扁担。为此，我被评为省级知青模范代表......
是荣誉还是耻辱？界限早已模糊。该唱一首赞歌还是写一段忏悔？心中也无定数。作为“老五届”中的一员，对历史的那一章至今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
正当我思绪万端，几不知身在何处之际，左手不知何故动了一下，那块已戴了十几年的石英表在眼前一闪，我无意中发现长短针指的正是3537次航班起飞的时间。我赶紧一跳而起，抓起提包飞跑赶至入口，那怕只有一点缝隙也要冲进去，可见到的两门之间是一条黑色的锁链，链条中间扣着一把无情的大铁锁。
我一下懵在那里，汗水立刻把衣服湿了个透，脸上也是汗珠直流。在记忆中，几十年从未有过此等狼狈相了。
沉静了一下慌乱的神思，总得想个解救之法，逼着“死马当成活马医”。误了上海航班，杭州或南京的票是否还有望？
民航小姐见我一脸焦急慌乱之状，不再追问误机原因，而主动提醒:“一小时后还有一次上海航班，快去值班主任那里申请换票。”
险情仍在，离停办手续时间也只剩了十分钟。于是我又不顾一切冲出安检通道，到值班主任那里换了一张5380航班的票，手续费分文不取。以前我常这样那样地指责民航，这次我却在心里喊起了“民航万岁”！
当A300-600R大型空中客车在万米之上向上海飞驰时，我努力压抑住一颗激烈跳动的心，开始静静反思自己。
以前常听老人们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当然，不会水也有淹死的，这只不过是告诫人们一则普通道理而已。事实也如此，第一次乘机者，正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便会不厌其烦地东问西问，绝少有人误机。而我这个乘机“专业户”，在前六百二十七次乘机过程中谨慎而顺利，却在这第六百二十八次时出现了失误。
如果上海、杭州、南京的航班都已飞完，我能生出一双翅膀飞过去吗？能土遁钻过去吗？
作为教训，这次万万不可误机却偏偏误了机，差点出了大事，也算是“大意失荆州"吧。要总结的话有三条：一，不能因过去六百二十七次的经验而疏忽大意。二，带书刊外出要有选择，避免看得进去出不来。三，既然自己有这样的毛病，以后在机场候机室也要用闹钟。
作者简介：李存修，男，山东安丘1942年1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烟台师院英语系，现为专职翻译家、作家。
注：1969年7月28日，广东汕头地区遭到强台风、海啸及大潮汐的袭击。在汕头牛田洋海湾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在解放军指战员带领下，为保卫围海造田的成果，在“人在堤在”“与大堤共存亡”的口号鼓动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抵御肆虐的海潮，致使二百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和三百多名大学生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