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援越抗美片段
享受精神大餐
1966年春节是我们出国后在国外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国内对我们援越抗美部队进行了慰问。总政治部给我们援越抗美人员专门发了慰问信，并给每个人发了上面印有毛主席题写的"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语录的毛巾一条；糖果一斤，是在广州专门制做的，糖纸上印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越南人民必胜"等口号；按每人两斤猪肉交由中队司务处改善伙食。以后，每年春节就基本上是发毛主席像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毛主席语录》这些精神粮食，物资的东西基本没有了。
在越南约4年的时间，看过唯一次国内的歌舞演出，就是东方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是到越南演出后，据说是周总理让东方歌舞团顺便对部队进行慰问演出。他们一个团一分为二，分别走东线和西线。东线是谅山等地，西线就是安沛等地。现在的著名歌唱家郭颂和邓玉华，当时就在西线团。慰问演出的舞台搭建在葵树林，因为那块地方长着一片葵树，树叶长得像笆蕉扇一样，所以，我们称为葵树林。这里地势比较平，且开阔，能容纳较多的人观看，又利于防空疏散，好在当时演出时敌机没有来破坏捣乱。邓玉华当时应不到30岁，因团里报幕员分到东线，所以她还兼任报幕员。她为我们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的《情深意长》等歌曲，有人知道她唱过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她向大家表示歉意说，不记得词了。又唱了一首其他歌曲。那天她一共唱了6首歌曲，大家才让她下台。郭颂演唱了《乌苏里船歌》、《新货郎》、《拉网小调》等歌曲，还有其他舞蹈家们为我们表演了很多优秀的舞蹈。演员们的精采表演，激起了广大指战员们的热烈掌声。其后，他们还深入工地、炊事班等最基层方战士们表演，有的演员唱起《见到你们格外亲》，唱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深深的感染了我们广大指战员，引起共鸣，演员与指战员们哭成一片！
每年过中秋节和春节，越南方面也会来慰问我们，每个人可以分点香蕉、菠萝、柑桔什么的。我对吃菠萝怕麻烦，还要费很大的劲削皮，我们又无技巧，最后剩下的肉就不多了。所以，我只要分到菠萝，我就跟潘洪波换香蕉。
大约是1967年，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来我们安沛参战部队慰问过一次。该团女报幕员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唱的什么歌词，经报幕员一介绍，可略知一二。越南的曲调还是很优美的，特别是独弦琴（越南称"南报"，只一根琴弦，像老鼠尾巴，音色也很独特，好象在我国广西一带也有此乐器）的演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未忘。
现在想起来，在战争环境里，能有机会享受东方歌舞团这样的一流文艺演出，是件很难得很幸福的事。感谢周总理为我们身在异国他乡的儿女们着想，为我们送来如此高规格高水平的文艺节目，送来党、祖国和各族人民的深情厚意，送来了精神粮食。也要感谢艺术家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了情真意切美好心意和文艺节目。
文艺宣传队
在越南生活很艰苦，也很清苦，文化生活很缺乏，只能是兵演兵，自己演给自己看。
说到文化生活，不得不提我们各级文艺宣传队。我们刚出国时，北京军区空军给我部派了一个由专业和业余文艺骨干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专业人员是由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红鹰文工团抽调的，如"快板刘"、大郝、潘孝志等人，业余人员由炮八师业余宣传队的大毛、小郝等人。一共十余人，很精干，都是清一色的男队员。最有名气的可算是"快板刘"了，他四十来岁，个不高，有点胖，专长就是说数来宝，他不但数来宝说的好，快板花样打的也很漂亮，所以，战士们都亲切的称他为"快板刘"。每次演出，不说三五段快板是下不了台的。再一个是大郝（因为有两人都姓郝，为了便于区分，年龄大的叫大郝，年龄小的叫小郝），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象个文弱书生似的。他的高胡拉的非常好，战士们最爱听他拉的《赛马》，往往是拉了一遍又一遍。
他们的任务也很重，一是要编排节目，过一段时间就要到各单位去演出，有时还要到兄弟部队、越南方面去慰问演出；二是要帮助连队培训文艺骨干。我们中队几个文艺骨干就曾受到过"快板刘"、潘孝志、大毛的辅导。他们来到中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休息时就给大家说说快板，逗大家乐一乐，舒缓一下紧张而又疲惫的情绪。他们在辅导我们排练节目时，既热情，又耐心，孜孜不倦的。我记得在排练一个群口快板时，老班长王贵禄走台步和说词怎么也配合不起来，做了十几遍都配合不起来，自己气的直流泪。但"快板刘"却很耐心，总是说，不急不急，慢慢来。
他们对我们的传授和辅导，使我们的节目和演技有了较大的长劲，文艺节目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他们在完成了一年的锻炼任务后就回国了。以后上级领导机关也再没有为我们部队派文艺宣传队了。
在战争环境里，施工和战斗任务又非常紧张的状况下，我们部队为了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每年于"八一"建军节期间都要举行文艺汇演。这样一来，各大队和其他相关单位就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为准备参加汇演排练文艺节目。当然，我们组织文艺宣传队，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汇演，更重要的是为广大战士服务。所以，我们排练的节目都是一台节目的数量，而参加汇演往住各大队只要三个节目即可。记得一次参加汇演，各单位的节目由各单位报幕，我们大队由我来报幕。报第一个节目时，我是齐步走出去的，一出场就引起了观众的哄堂大笑，我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下场后，文化科贾科长告诉我，因为我穿的是当时水兵换装淘汰的大裤腿，加之我的节奏有点慢，走起来就象女同胞走路一样，所以引起大笑。第二个节目时，我就改为跑步上场，就没人笑了。
我们大队的节目与兄弟单位相较，从编写的节目内容和排练的动作技巧都略逊一筹，难以与其竞争。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大队人手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人一岗，抽调不容易。抽一个人，就会停台车或机械，影响兄弟单位施工。兄弟单位就不同了，他们抽个人只会停一把锨，至多停台手推车。我们抽调的人，三天两头还得回去工作。如大队部文书刘焕清（天津人，1961年参军，1968年退伍），大队部技术员葸惠敏（陕西人，1959年参军，1977年转业回陕西。他的姓是上面一点一横，下面是个"思"字，念"细"字音，因打不出这个字，所以用"葸"代替了，表示歉意），七中队文书马智（河北束鹿人，1960年入伍，1968年退伍）等。鲁太平和我为文艺宣传队队长和指导员，因为是排长和副排长，所以，也得常回去处理一些事务。这样一来，节目就影响很大。我们大队宣传队还有王岐太(北京通县人，1964年入伍)、陈龙生(上海川沙人，1964年入伍)、张先发、高延生(两人都是湖北汉川人，1964年入伍，高延生已去世)、马宾贤(江苏盐城人，1964年入伍)、刘国原、陈国安、何少华(三人均是湖南汉寿人，1968年入伍，何少华同志早已逝世)、唐贵山(湖南湘潭人，1968年入伍)等人。不过，我们通过会演、互演，从兄弟单位那里学到了很多优点和技巧，不断改进我们的节目，提高演出水平。
说到文艺宣传队，不能不说我们中队的四人宣传队，我们这个宣传队是由魯太平、王歧太、张先发和我（尹晔君）四人组成。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其它三位情况:
王岐太，北京通县人，现为通州区。1964年2月入伍，对我们来说，他是老兵，因为他早我们入伍几个月。所以，他一出口就是新兵蛋子。担任班长，1971年退伍，他性格开朗，说话幽默。因为他是北方人，说快板之类的节目是他的拿手。
张先发，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1969年退伍，安排在汉川棉花货场工作。他父母去世较早，是个孤儿。为人很诚实，好相处。就是性格有些脆弱和固执，可能是从小缺乏父母之爱造成的。文笔也可以，写过不少节目。擅于演唱。
鲁太平，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1968年担任排长，1970年调总队宣传科任通讯报道员，1971年任总队组织科干事，1978年转业到葛洲坝工程局水泥厂任车间劳资员，组织科干事，副科长，科长，纪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2005年退休。鲁太平和我同是一个生产小队的人，两家相距不过近百米，我们是从光屁股一直到现在都在一起。儿时的朋友，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参军后也是一直在一个连队的战友。我们连队三个排，我一排长，他三排长。他性格温和，谦虚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睿智、风趣，十分健谈，有他在场，自然是笑语欢声不断，他的幽默，绝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我们俩人性格接近，思维方式大同小异。所以，几十年相处十分融洽，没有红过脸，拌过嘴。宣传队的很多节目都出自他手。
中队领导把宣传鼓动工作交给我们四个人，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我们四个人商量决定：
一是一定要搞好宣传鼓动，把全中队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为五个伟大争光，为越南人民做好事，与美帝国主义作顽强的斗争；二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红线，表扬中队的好人好事，树立榜样，宣传先进典型；三是编写节目要及时、真实；四是每周到各班排宿舍演出两次。
要把节目编好，特别是好人好事要真实，我们就得经常找班排长了解工程进度及施工中的好人好事，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时候，指导员，副指导员也会给我们安排任务，写什么，表扬谁。通过这些途径，获取信息，经过我们筛选，再分配给每个人编写任务。我们拿到任务就着手写节目。编写好了，我们四个人还得一起边背台词边审查，有不当之处及时修改。接着就是排练动作，当然都比较简单。好在我们四个人比较默契，不需占太多的排练时间。但是，要编、排节目，总要占用一定的业余时间，所以，别人在休息时，我们就爬在床上写节目，在防空洞里排节目。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都在琢磨节目怎么写！我们的节目形式多是快板（数来宝.天津快板等）、表演唱、对口词、三句半等较为简单的形式。因为这样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就少一些，演出也容易些。再说，那时节目形式也不象现在这么多。尽管单调，由于那时什么文化活动都没有，我们的节目因为是战士演战士，演的都是自己连队的和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贴近生活，所以，还是很受大家的欢迎的。有时几天没去，排长班长就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演出？这说明，我们的节目内容，节目的形式还是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这对我们来说打心眼里高兴，更加激励我们把文艺宣传工作做得更好，更进一步地鼓舞士气。
现在，我时常还想起那时的一些情景，觉得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人随时都有可能丢了性命。可是，我们却能坚持几年都那样做，始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思想和牺牲精神，真的不容易。人，的确不能缺少精神！
我们连队来了医疗队
1968年春，我们中队来了医疗队。医疗队是野战医院（野战医院是空军专为我们部队援越抗美时组建的。他们是从空军各个医院抽调的医生护士组成的。归我们支队领导。这次派到我们中队的医疗队已是第三次换防的，是由沈阳空军各医院组成的）派到部队基层的医护人员。医疗队由四人组成，由外科孙主任带队。主任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孙医生，年龄约在40多岁，身材魁梧，态度和气；其余三人全是女同胞，内科医生赵医生，在40岁左右，个子较高，很健谈，好像是沈阳人；李护士，35岁左右，身材一般，待人热情；马护士，记得她叫马吉书，是四人中年龄最小的，23岁以下，吉林人，个子不像东北人那样高大，倒有江南女子的味道。
在医疗队没来之前，指导员就在军人大会上告诉了大家，并约法三章：一是要热情接待，为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二是要保证医疗队的人身安全，防空时要把他们带到安全区域；三是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得违反纪律。会后，战士们纷纷议论开了，因为中队从未来过女同胞，这一下子来三个，确实让大家兴奋不已。医疗队来后，中队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到卫生员那里看病的人也多起来了（其实并不是看病，而是想与女同胞们聊聊天），他们除了集中给大家检查身体外，每天都到各个班排宿舍去巡诊并给战士们介绍一些卫生常识，有时还坐下来与大家拉拉家常。因为他们年长，说起话来很在理。又因为他们从国内刚到越南不久，他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国内的最新情况，如文化大革命、工农业情况等；他们也向我们打听越南的乡风民俗和美国轰炸的情况。女同胞们还帮助战友们洗衣洗被。通过这些互动与交流，彼此增进了了解，陌生感很快就没了，说话也随便了很多。
我记得有一件今天算是笑话的事，那是连队副指导员李玉民（李玉民，天津人，1959年参军，分配学汽车驾驶，出国前，我们部队新组建一个汽车连，他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时任排长。后调我中队任副指导员，爱打扮，头发总是梳的光光的，穿的整齐清洁，他的行为当时为大忌），把自已刚参军时的照片拿给女护士看，有炫耀自己英俊之意。这事给中队长指导员知道了，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事，不点名的进行了批评，指导员认为副指导员的思想有不健康成分。李副指导员还就此事在中队支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拿到今天看算不了什么，那时可严肃了，上纲上线。
马护士因年龄和我们相仿，加之她在野战医院宣传队，所以，彼此交流也容易些，自然也谈得来。我们也会带她们到我们驻地周围去转一转，看一看。到施工现场去她们也愿意跟着我们。这样一来，大家彼此熟悉了。当医疗队结束巡回工作回医院后，我们也会时常借看病的机会去野战医院看望她们。另外，因为我们都是文艺骨干，所以，她常常把从后方（国内）医院弄到的文艺节目和歌曲送给我。有时支队开展文艺活动，我们相互慰问演出也能见见面，聊一聊。战友们有时为她们做的用美国飞机残片制作的纪念品和马扎（小凳子），我们就给她们送去。马护士还送我一个用线勾的手电筒套。今天想起这些来，还感到特别亲切和温馨。现在这些当年的战友不知在何方，我衷心地祝愿他（她）们幸福，健康，长寿！
我的老班长王贵禄
每当喇叭里传来《我的老班长》的歌声时，就会把我带回到那战斗的岁月，想起和我日夜生活在一起，给了我很大帮助，也影响了我人生的老班长王贵禄，想起曾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们。王贵禄，山东临邑人，1959年参军，共产党员。虽说是山东人，但没有山东大汉的魁梧身材，约在160公分多点。他的背还有点驼，部队虽讲究军容风纪，但他不太讲究，军衣皱巴巴的，上士军衔也很陈旧，加之他脖子较短，穿上军衣也显不出军人气质。1965年5月，遵化会战，机场跑道修筑完成，我的前任老班长张友邦提升排长调走了，班长的位子就由王贵禄来担任，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开始了我们的合作。经过调整后的班，班里有1955年入伍，后改为工人的山西屯留的申金锁；有1960年入伍的曹德明，河南息县人，因为他熟悉机械操作，是为我们援越抗美补充技术骨干，刚从其他部队调来的。1968年退伍；有1964年2月入伍的北京通县的金克忠；有1964年入伍的江苏盐城的卞书宽、潘洪波；有1964年入伍的湖北安陆的仰自谟；有1964年入伍的湖北崇阳的刘福祥；有1964年入伍的湖北汉川的张运海和我。
我们这个班入伍时间差距大，老班长是全中队唯一的1959年兵；文化程度除金克忠和我是初中生外，其余都是小学甚至文盲；就是1964年一起入伍的年龄悬殊也挺大，如仰自谟实际可能有25岁，卞书宽也有23岁，潘洪波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已结婚，卞书宽还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潘洪波入伍后他爱人也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取名叫越南。我和张运海才18岁。大家在性格差异也较大，老班长、金、卞、潘、张较开朗，刘福祥很孤僻，讲不了普通话，他的崇阳话很难懂，干工作也是一阵高一阵低；仰自谟凭兴趣干事，不高兴了就耍倔。要带好这样一个班并非易事。虽然如此，班长王贵禄总是告诉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他经常找同志们谈心，帮大家洗衣洗被，他的行为感动了大家，也感染了大家。
正是这样，全班同志都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严守纪律、团结一致，使全班形成了一个团结向上、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在越南战场上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战友们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管交给我们什么任务都能按时或提前完成。
老班长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我提高管教能力。见我不敢大胆管理，他会马上找我谈心，叫我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老同志会服从管理的。当我工作方法简单时，他会及时告诉我要注意方法，不同的人和事要用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管理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一年后，我担任了副排长，作为班长的他，给我的工作予以了极大支持，既使我管的不当，他也从不计较和顶撞，处处服从管理，以他的模范行动为大家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样板。三年的战斗生活，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68年春，老班长要退伍了，这是我部入越来第一次做老兵退伍工作，也是我碰到的头一回。那些日子里，只要有人提起退伍的事，老兵们都会马上沉下心情，眼神里露出的是忧郁和茫然。如河北藉炊事班长郝全福，我们在他面前一提到退伍还有多少多少天了，他就沉默下来好一会，用沙哑的嗓子说，你们真是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怪难受的。至今，这种情景还会在我脑海的时不时的涌现，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会控制不住的往外流。
老班长说，回家了，就不像在部队了，冬天要来了，棉衣棉鞋棉帽就发给你了；夏天快到了，单衣凉鞋送来了；月初刚到，津贴发到手上了；开饭时间到了，炊事班给你准备了可口饭菜；自己思想有疙瘩，首长和战友马上靠上来开导你……回家后，一切都得自己操心、自己动手，回家后的面前摆着很多具体问题和困难……。老班长这席大实话，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部队生活，在部队好好干。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张运海和老班长拿着小马扎走到防空洞的路上坐下来，没说几句，三个人抱头大哭了约三个小时。我们知道，这一别，或许是一辈子也见不到了（真的，至今我也沒有老班长的任何音讯）。笫二天一早，我们给老班长整理好行李，送他到集合地点。当他走出门时，回过头朝他居住了三年多的房子看了一眼，哇的一下就大哭了起来，他一哭，马上感染为他们送行全排同志，大家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在停车场，全大队的退伍老兵都在这里集合，大队长崔新照在欢送仪式上说，你们是我接到部队来的，今天我又送你们离开部队。说到这里，他嚎啕大哭起来，这时几百人欢送的车场里，从大队长政委到老兵和全体干部战士哭成一片。这哭声，在大山中、在旷野上久久回荡，不绝于耳。这哭声，是对部队培养教育多年的真诚报答；这哭声，是对官兵之间、战友之间情感的真实流露；这哭声，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的真正控诉！老班长走后，地方安排他到临邑县食品东厂工作。由于时空变迁，联系中断了。其他几位战友也没有了联系，这让我时时怀念他们，经常在脑子里过电影。老班长，老战友们，你们过的好吗？我祝你们及家人幸福安康！
回国
1969年元旦一过，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回国。说心里话，这几年经常想回国，白天想、梦里想。大家想想，一个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异国他乡的人，怎能不思念自己的祖国呢？怎能不想回到和平的国度呢？怎能不想见到自己的亲人呢？当指导员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大家时，中队全体战友都掩示不住内心的兴奋，无不欢呼跳跃。
这次回国，我们是第一批，主要是我们大队5中队和6中队的大多数人员，因为还要留部分机械，所以，还得留下少数人员，我们排三班就留下了。他们于1969年11月随大部队回国。正式命令下达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转场准备工作。一是要拉回国的机械装备，如空压机、压路机、拌和机、发电机等，运输之前要进行保养清洗，运到火车站等待装火车；二是我们的办公用具、生活用具等（除房屋外）都要拉回来；三是个人行装整理，这个较简单，一个背包就行了。在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就整理好了。
1月26日开始把机械往火车上装。当我们来到安沛火车站时，这里的情景比1965年到达时更为凄惨了，连残垣断壁、几盏路灯都没有了，完全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平了。一座省城，连一条街道、一条马路、一幢房子都没留下，只有几条冰冷的生了锈的铁轨静静的躺在草丛里，完全像在荒郊野外。如果你不曾来过这里，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曾是越南西北重镇——安沛省的省会安沛市，你何许没有更多的感触。可我们是在这里与美帝国主义进行过殊死战斗的中国军人！和平，对一切想过安宁幸福生活的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啊！
1969年1月27日，我们要乘火车离开我们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依依不舍。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山水，这里我们用生命和鲜血修筑起来的机场、洞库；这里还有要完成后续任务，继续留下来工作的战友；还有永远也回不了国、回不了家、见不到亲人，为越南人民献出了他们年轻生命而长眠于越南青山之中的革命烈士们！
离开越南安沛，乘坐一夜的火车，在天刚朦朦亮时，到达越南靠云南边境的老街省省会老街市。这里的气氛是安沛没法比的，给人的感觉还像一座城市。虽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但城市还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虽不算繁荣，但人们还是大早就开始了忙碌。在老街火车站，当地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赶来欢送我们，简短的仪式后，火车徐徐驶离越南老街火车站，向祖国进发。这时我们的心情更是兴奋异常，大家把脖子伸出窗外，老远就听到了国内高音喇叭的声音，看到了在高高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当火车驶上红河铁路桥时，大家异口同声的高喊：祖国，我回来了！顿时，战友们的眼眶里的泪水奔涌而出，不少同志大声的哭了起来。不容易，1000多天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有哪个不是在忘我战斗和施工中身上掉了十斤八斤肉的，没有谁不是在风吹雨淋中皮肤变得黑黝粗糙的！今天，我们回来了，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幸福啊，真的很幸福！
车到祖国的边镇河口，正好是1969年1月28日早晨六点半，喇叭里响起了我们最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联播开始播音。车在河口站停了一会，车站里到处到贴上了大红标语："热烈欢迎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雄部队学习，致敬"！"向援越抗美的英雄们学习，致敬"！还把标语贴到我们的火车上，使我们倍感亲切和自豪。
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有机会为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见证了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
我对当时的越南和越南人民的一些印象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所看到的越南和越南人。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太大，但我想，我作为一个兵，越南和越南人在我的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呢？不是宏观的，抽象的，概括的；是微观的，是具体，也是实在的。
随着在越南待的时间长了，越南的情况就逐步了解一些了。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之前，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统治长达六十年之久，直到奠边府战役才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赶走了法国侵略者，真正摆脱法国人的魔掌。
越南劳动党（也称共产党）领导人，因中国与苏联的原因分为两大派：亲中派和亲苏派。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为首的一伙属亲苏派，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维桢，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等人。这伙人掌管着党政实权，胡志明主席都拿他们没办法。所以，胡志明主席对中国虽然友好，但也不敢得罪黎笋一伙，只好在中苏问题上跳平衡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在胡志明主席逝世后，黎笋集团彻底倒向苏联而蓄意挑衅中国引起的。直到今天，我们头脑里还清晰的记得，当时在越南时就能感受到那种气氛。1968年阮志清大将逝世，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唁电，对阮志清大将评价很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逝世发唁电并在报纸上刊登，可见一斑。当时，连越南老百姓对我们都说阮志清是黎笋他们害死的，并用手在脖子上划一下，表示是杀害的（不知真假，也反映了越南人民的情绪）。另外，华侨在越南出版了一份报纸，叫《新越华报》，给我们援越抗美的部队，每个中队发一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国内和越南的一些动态。这份报纸在我们刚到越南的一年多里，国内稿件还是照实发稿的。后来，凡属文章提及"苏修"这样的内容就用省略号或"此段电文不清"来代替。我虽然是个兵，但一看就心里明白了，这份侨报已没有了自由，被越方严格监控了。说到华侨，我们虽没有与华侨直接打过交道，但也偶尔接触过和听说过华侨的事情。在我们驻地附近，住着越南青年突击队，这些队员中就有华侨子女。有时施工中，有时在为我们修建住房时，就有少数华侨青年在其中，他们看到我们虽感到很亲切，但不敢接近我们。我们想与他们说说话，他们会连忙摆手，并偷偷示意我们，有人监视他们。看到这些，我们作为中国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流血卖命，他们却干着反对中国的事，实在令我们心寒。所以，越干越觉得很窝火。特别是从1967年开始，私底下，我们也常常议论，为这些发发牢骚。
由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北方实行狂轰滥炸，所以，很多城市已是一片废墟，如我们所在的安沛地区，其省会安沛市就炸成平地，毫不夸张的说，连一块整砖整瓦都找不到了。可见当时的越南所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惨状。
再说说越南老百姓。他们的打扮，如我们驻地周围的越南人，穿的都是棉布衣服，上身无领对襟长袖，多为咖啡色，下身长裤且腿宽大，呈黑色。我想可能是穷的原因，耐脏易洗，才选用深色。女人在晴天出门都会用头巾把脸遮起来，头上总戴着尖尖的斗笠，这主要是怕太阳晒黑了。男人的斗笠是圆顶的，像草帽那样。一年四季不分男女老少都不穿鞋，光脚丫走路。但从河内、海防等城市来的青年突击队员，就时髦多了。
平时与越南人相遇，都很有礼貌。如果在路上行走，我们有一百个人遇到他（她）一个人，他（她）会向一百个人问好；如果我们一个人遇到一百个人，你会听到一百声问候。一般都是用"你好"或者越南语的"你好（较拢机）"来打招呼。
我们附进驻有零星的一些越南居民，有户居民，家有一个男孩，名字叫"花"，大约11、12岁的样子，经常从我们住房经过，逐渐熟悉了，有时会简单的学几句中国话，我们也跟他学越南话。我们给他东西吃，他从来不要。过了约两年多，就没见到他了，据说是到越南南方打美帝去了。当时他才14岁，就参军去了。
说到参军，就想到越南人民军。在我们看到的越南军人，装备很简陋，一床薄薄的军毯，一双解放鞋，一条草编单人凉席，一支枪，这样一背就出发，身着军装，头戴盔式帽，脚穿抗战鞋。他们团以上军官才发蚊帐和床单，以后，周恩来总理专门为他们全军指战员每人特批了一顶蚊帐。他们行军都是单兵进行。据说（只是听说）指挥员交待，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就行了，不排队统一行动。我们当时想，这样的部队还有战斗力吗？
住在我们附近的还有越南突击队，都是十几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小伙子，姑娘占80%以上，因为男青年要去打仗的。多是河内、海防一些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些人打扮较时髦，比我们城市的年轻人并不逊色。他们因为受法国影响时间长，女青年们都是长发飘逸，不少还烫着大波浪。胸罩高而尖，象她们的斗笠。她们穿的宽大裤腿的黑色裤子多为绸子（应该是棉绸）做的。后来发现她们穿宽大裤腿主要是好用于象男人一样站着小便。他们男女之间很开放，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他（她）们洗澡就在小河里，只穿胸罩和三角裤，男女混在一起，边洗边闹的。洗完澡后换衣也不避人。我们刚到时，只要路过他们住的地方，满河沟都是男男女女在洗澡。我们部队全是青年小伙子，大都来自农村，看到这种情景，特别不好意思。记得刚到不久，我们中队战士陈启财，有次放鸭子丢了三只，他就沿河找，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群女突击队员在洗澡，他慌忙调头就往回跑，惹得她们大笑，喊着"拢机、拢机（同志、同志的意思）"并招手让他过去，他哪里有那个胆量，反而逃得更快了。跑回来就向中队汇报，指导员还在会上表扬了他，并向全体约法三章：一、无事不得外出；二、单独不得外出；三、不得进入越南突击队区域。以后，支队友谊办公室（职能是联络越方，协调双方工作的机构）向越南方面提出建议，在安沛机场的突击队不要在露天洗澡。不久，他们就用竹编围起来了。
老百姓家也很简单，和我们一样，住的是竹编的房子，竹子搭的床，要搬家，全家的家当只用两个筐子就挑走了，而且还不重，可见他们的条件有多差。他们在低洼平整的地方种水稻，又不用灌溉，全靠雨水（老天），一年两熟；山上种木薯。木薯可能北方人都没见过，长在地上的是木薯杆，约手指粗细，高约一、二米，地下的木薯有点象红薯，但较细长，粗纤维多，肉质粗且少。不象红薯质细甘甜水份多，不可当水果吃。老百姓收的稻子基本交公粮支援前线去了，自己吃的就是木薯。每年我们都会在栽秧收稻时抽一部分人去帮助他们劳动几天，因我是南方人，栽秧割稻我都会，所以，每次都会去的。他们年轻人都到前线去了，留下在家的基本上就是老人和小孩了。帮助他们收种，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很感激，还会在茶水里放白糖来招待我们，想必是在那种困难条件下的最好礼遇了吧。
这些就是我，一个当兵所见所闻，或许有一叶障目之处，或许不很全面，但是，这些绝对的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当时的越南和越南人民。
我对援越抗美的总结
回到徐州，周围的环境安静了许多，不再担心敌人的飞机进行干扰破的事了。可是，自己的心情却难以平静：时而想起越南战场那炮火纷飞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时刻；时而又浮现施工现场你追我赶汗流浃背的如火如荼的场面；时而又回忆起战友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生死情谊真挚浓烈......这短短的四年，我们有艰辛、有痛苦、有牺牲，也有欢乐、有收获、有荣誉，当然也有遗憾......这短短的四年，留给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忆与回味，是一生中永不磨灭的丰碑与纪念，是人生中价值连城的财富与珍宝！
我总是想，这短短的四年，我不敢说使我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向革命战士的转变，至少使我成熟了许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这些人，的确从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中汲取了巨大力量，从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身上得到了精神鼓舞，我不敢说我已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可以肯定的说，使我们较好的解决了一些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
这四年里，我们遇到的头号问题是生与死。这个问题从走过友谊关，一踏进越南的国土就时刻摆在我们的面前，谁也回避不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突然与战友们永别；谁也不清楚哪一个永远会回不到自己的伟大祖国；我们弄不明哪一刻我们中间的谁会再也见不到自己亲爱的故乡和亲人......但是，革命战士自有自己的生死观。我们不怕美帝国主义的狂轰与滥炸，我们不怕越南环境和气候的恶劣与不适，我们不怕施工和战斗中的艰辛与困难……我们生是革命的人，死做革命的鬼。我们在敌人的炸弹下顽强的战斗着、施工着、生活着。我们用满腔的深厚情义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用愤怒与复仇的子弹和鍬鎬继续与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我们用革命战士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书写着革命的篇章，这就是我们的生死观。
这四年里，我们有说不尽的苦与乐。从工作上看，时间紧、任务重，50多个山头靠我们一鍬一鎬去挖掉，数百多条沟溪塘坑靠我们一车一车的去填平；从天气环境看，越南的晴天酷热，雨天暴淋，蚊虫蛇蝎的叮咬，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不适；从敌人的破坏来看，据我部统计，四年里，总防空达6789次，计1612.11小时，每天敌机空中干扰破坏的平均次数是6.57次，折合工作日201.39天，致使我们白天不能好好干活，晚上不能好好睡觉，给身体精祌造成巨大的伤害；从思想上看，我们思念祖国、想念亲人之切，等等。尽管环境之恶劣，劳动之艰辛，但是，革命战士自有自己的苦乐观。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欢乐；每一项工程任务的完成，都会让我们欢欣鼓舞；毎一封家书的到来，都会给我们极大的欣慰；还有我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尽管台词並不华丽，曲调也不悠扬，动作也不规范，但不少节目都会使我们捧腹大笑，高兴不已。经过这四年的磨炼，使我们深知，生活的艰辛是人生宝贵的财富，生活的快乐是人生高扬的旗帜。这就是我们的苦乐观。
这四年里，在人的情感世界里，最突出的是我们对爱与恨的理解和升华。爱恨情仇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情感。我们革命战士自有自己的爱恨观。爱什么？恨什么？对我们来，有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口头到内心，由简单到深刻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在旧社会，那都是很短暂的幼年时期，对三座大山的欺压行为，思想里没有留下什么太明显的痕迹，多是书本上学的一些，没有感性认识。来到越南，天天面对着狰狞面目的美帝国主义，才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它残暴的滔天罪行。美帝国主义肆意践踏越南人民的和平安宁，把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倾倒到别人的国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群众，破坏别人的建设事业。它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屠夫，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经历了这些，我们才从心底里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嘴脸，满腔的仇恨才喷射而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恋人，爱自己的战友，爱越南人民，更爱好和平；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罪恶行径恨之入骨。这就是我们的爱恨观。
这四年里，得与失的问题也时时考验着我们。在这四年中，我们失去了诸如升学、进厂、做事的机会；失去了和平环境里的安宁生活；失去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失去了和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但是，我们身在越南战场，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得到的是报效祖国，献身革命的战斗岁月，血与火的锻炼机会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得到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升华；得到的是祖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认可和赞扬。看到这里，有人会说，你们失去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得到的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面对得与失，革命战士自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喻说对敌斗争经验，是我军的无价之宝；人民的认可和赞扬是至高无尚的荣誉。荣誉高于生命，你能说这是虚的吗？这就是我们的得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