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援越抗美片段
赴越南前的准备
我们部队（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字一0八部队，内部番号是“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 属北京空军，我所在的连队是机械运输大队采石中队，我是一排一班）在接受援越抗美战斗任务之前，我们在遵化修建一座军用机场。那时候，真是任务重，时间紧，要在短短的四十天完成整个机场的砼浇筑，其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是夜以继日的忘我奋战，除了部队外，还从唐山地区各县抽调了不少民兵团和我们一起干，他们为机场修建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连队的任务是碾压和砼搅拌。一般是一个老兵和一个新兵配合上一台机器，我们这台搅拌机却都是两个新兵，另一个是潘洪波，江苏盐城人，1970年退伍。我记得我们一次上夜班，在维护搅拌机时丢失了一把钳子，我们就在砂石里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俩心里都在想，这回肯定要挨班长的熊了。情绪很低落的往回走。一边走我一边想，是不是再去找一下？我把想法告诉潘时，他马上答应返回机台继续寻找，没想到一会就找到了，那高兴劲就没法提了。
经过四十天的大战苦战，任务终于如期完成，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实际上，这是我们部队在援越抗美前的一次演练，是对部队战斗力的一次锻炼和提升。所以，刚刚结束四十天大战的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就向我们部队下达了援越抗美的战斗任务。
原来，中央军委已于1965年4月17日下达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我部被编为三支队），待命南下。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全体干部战士十分兴奋，士气高涨，决心完成好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交给的这一神圣任务。决心书、保证书像雪片似的飞向中队长、指导员的手中。同时，我还向党支部递交了我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次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看我的行动吧！
在机场竣工，援越任务下达后，空军、北京空军、唐山市等军地文工团先后到我部来演出，慰问我们。这些慰问其实包含了既有庆功又有壮行之意。使我们平生笫一次接触到如此高规格、高水平的文艺节目，真是难得的精神大餐。记得唐山市文工团演出中场休息时，报幕员要求我们部队唱首歌，当时任12中队中队长的贾景权站了起来，随着他“向前、向前，预备起”，几千人在没有合练过的情况下爆发出雄壮有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那歌声如贯长虹，那旋律震撼五洲，那气势排山倒海。这歌声把演员们都吸引到前台来了，为我们加油，为我们鼓掌，为我们喝彩！贾连长握着双拳的指挥也是别具一格，是那样准确、坚定、有力，让人领略了指挥艺术的美与魅力（可能与这次指挥唱歌有关，部队发现了贾中队长的文艺才干，以后他就调到支队政治部文化科担任了副科长、科长）。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留下印象最深的大合唱，空前绝后，终生难忘，不仅唱出我们部队的士气，更是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
在我们享受各种慰问的同时，也是我们战前准备紧锣密鼓进行之时。
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明确援越抗美的重要性。因为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持部队。黎笋说， “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它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国党和政府满足了越方的要求。在4月8日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对越南领导人多次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二是介绍越南国家的基本国情，学习简单的越语用语。比如＂你好＂，越语为＂召垅机＂，＂吃饭＂的意思为＂安公＂等。
三是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工作。对我们的机械设备进行全面的保养、维修，对我们的武器装备进行操练，使之更熟练的掌握，到时更有力的打击敌人。
四是了解一些实战知识和进行防空训练。我们部队援越抗美的任务是修机场，不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所以，训练以防空为主。针对美帝当时的轰炸机主要是F－4、F－101，又称“鬼怪式”，F－105，还有大型的B－52等情况进行防空训练。有一次，在进行徒步行军遇到美帝来轰炸怎样做好隐蔽和防空训练时，中队长徐守玉一声“敌机来了”的口令，大家就地卧倒，不管是什么地形地貌，不得站立。有一名战士叫陈启财（湖北汉川人，七十年代初退伍，在沙洋劳改农场任管教干部），正好要卧的地方有一堆牛粪，他毅然的趴了下去，等到防空警报解除，一爬起来，满身是牛粪，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大笑。指导员刘显武却在连队军人大会上表扬了他，认为这是军人在战场上应当具备的纪律性和牺牲精神。经过约三个月的战前准备，1965年9月中旬我们离开遵化开赴越南。当时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当兵还可以到异国他乡，可以了解一下外国是什么样子，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紧张的是，毕竟不是去游玩，是要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要打仗，会有流血拪牲的。
九月中旬，一列闷罐火车从唐山出发，一直奔往广西边境。
火车越往南行，天气越热。我们所说的闷罐车，实际上就是货车皮，没有窗户，没有厕所，没有水源，没有座位，那种燥热是可想而知的。坐闷罐车，白天一般可把车门打开一部分，然后用绳子拉起来，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就挤在靠门的旁边，这样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也可以享受行车带来的凉风。在我们眼前一幌而过的高山河流，城市农村，金黄的田野，翠绿的山坡，使我们还是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坐闷罐车行军，吃饭就不能那么准时了。因为火车上是没有做饭的，是靠各地军供站提供饭菜的，根据火车的时速，确定下一顿饭在什么地方吃，这也是由军供站的军代表安排的，吃饭时军代表会告诉我们下一顿在什么站吃饭。我们吃完饭，司务长去给军供站结算应付的粮票和伙食费就行了。这一路走来，我们尝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五省区各地的风味，还是很开心的。
车到桂林已经是晚上了，下车时我们还闻到了桂花的浓郁芳香，可惜的是看不清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游览桂林山水、漓江风光。
车究竟走了几天已记不清了，车停在了广西宁明的车站不走了，我们下车，好像住在一所学校里，部队在此休整、换装。过了四、五天，我们排就在指导员刘显武，排长郝承元带领下，乘坐汽车向凭祥奔去。这里公路两旁的树木长得高大，遮天蔽日，虽然太阳很大，却一直走在树荫中。车开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凭祥办事处的大门才停下来。我们到这里是利用还没有开进越南之前的修整时间为办事处打一个防空洞。晚餐是办事处主任为我们举行欢迎宴请。那天由于坐敞篷车，被风吹了，头痛的要命，到宴会厅去坐了一下，饭也没吃，就回宿舍了，办事处派医生给我治疗。办事处主任约50岁，江西人，是一个老红军，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他给我们介绍了凭祥的情况，也告诉了我们美帝国主义的最新军事动态，还说美帝飞机常来骚扰凭祥的情况，他最后感谢我们帮助办事处来修建防空设施。实际上就是在办事处的后山打一个防空洞，以防美帝轰炸。我们在那里干了20来天，还没完成任务就赴越南了。
在凭祥过国庆节时，办事处还把我们带到友谊关去参观了一次。友谊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端，322国道终端穿过友谊关拱城门，与越南公路相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和国家一类口岸，距凭祥市区18公里。
汉朝这里就已经设关，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最初叫雍鸡关，后改名界首关、大南关，明朝设镇南关。1953年1月，经当时的政务院批准，改称睦南关。196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友谊关。拱门上方用汉白玉雕刻的“友谊关”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是当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的。
回廊第一层以图片形式陈列着镇南关大捷、镇南关起义和红旗插上镇南关的历史。第二层是中越高级领导人会晤室。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两次在这里亲切会晤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很遗憾，由于条件原因，连影也没有留个，2016年3月，我们抗美援越部分战友，自行组团前往越南祭奠牺牲的战友，得以故地重游。
开赴越南
1965年10月中旬，我们就要开赴越南了。
之前，我们进行了换装。因为我们不能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去越南，改称为中国志愿后勤部队，我们总队就更名为中国后勤三支队，我所在的连队改为十二大队六中队。凡带有原部队番号、代号和各种符号一律消除，不得保留。服装必须着便装，我们就换上了海军刚换装换下来的深蓝色的军装，但衣服上的"八一"纽扣必须换下来。我们自已的原有军装也要染成蓝色。以后，我们又换了一次装，改成豆色的青年装（就是衣服上面只有一个口袋，下面有两个口袋的那种服装）。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条裤子。
我们乘坐的火车是越南的客车，一上车就感到比我国的火车窄了许多。原来从我国友谊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越南时修的，是窄轨，比我国的铁路要窄30公分。当时为越南的经济发展与人员往来发挥了一定作用。越南把法国赶走后，对铁路重视不够，所以，只是保持了窄轨的状态，没有什么发展。援越抗美开始，我国十分重视铁路对人民生活和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为了运输作战人员和战备物资方便，就在原来轨道的基础之上又加了一条铁轨，形成了当时的一条铁路三条轨道的局面，中国的火车走宽轨，越南的火车走窄轨，延伸到我国的凭祥。
我们的目的地是越南安沛（安沛市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安沛省省政府所在地，是我国云南与越南铁路的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火车进入越南的第一站，是同登。大约晚上八点多钟，天已黑了，越方当地党政机关组织了一些青年男女到火车站欢迎我们。我们不下车，只是打开车窗门，招招手，喊几声"召拢机"（你好）！表示感谢。
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8点多钟传来了一个消息，火车要进越南首都河内市，各车箱要整理卫生。经大家的努力，不一会就把车箱搞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们正在议论到河内了好好看看，有的还说胡主席会不会来看我们？就在这时，新的消息说火车不进河内了，大家深感失落和遗憾。
火车折向西北方向行驶，不一会就到了永安，火车不是停在火车站，而是在郊区的一片树林中停下来，我们下火车后就在附进的竹林中休息，一是为了防暑，因为太阳很毒；二是为了防空，这样隐蔽。在这里，我们中午吃了一顿肉丝面条，肉放的很多，肉质细腻，也很可口。后来听说那肉丝是老鼠肉，有的又说是竹鼠肉，到底是什么肉，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黄昏时分，我们上火车后继续前进，又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凌晨到达安沛。一下火车，映入眼睑的是满目疮痍。一个好端端的省会城市，被美帝国主义糟蹋的面目全非。火车站已无站台和站房了，周围的房子不是千疮百孔，就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炸弹炸过的弹坑和瓦砾。车站旁，只有几盏路灯有气无力的闪着昏暗的亮光。眼前的一幕，让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和非正义战争的残酷，给我们这些来自和平安宁国度的军人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使我们心里陡然升起了无比的仇恨和怒火，决心与越南人民一道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和平的环境到战火纷飞的前沿，眼前的景象反差太大，比原来想象的景况严酷的多。美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别国领土和涂炭他国人民的生命。他们的侵略行径和残暴的行为，令人发指。美帝国主义不仅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彻底埋葬美帝侵略者。
刚到安沛的日子
从安沛火车站到驻地不算太远，大约10公里左右。是安沛省安平县的范围。
汽车驶离火车站，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前行，不一会就进入山区。这一段道路都是新修的，为了我们部队运送物资装备之用。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驻地。我们连队就住在一条山沟的两边。山沟是一条小河，还是一条溪流，我们分不清，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当天气晴朗时，小河的水很少，有的地方才一尺多深，小河窄的地方也只有几米宽。河床是砂石，水也清彻见底，我们洗漱都在河里进行。一下大雨，河水就涨的很高，小河最窄的地方也有几十米宽，有几次暴雨，水位达十多米高，连我们的住房和食堂都淹了。所以，只好搬家。
我们住房随山的走向沿着溪流而建，一个排一幢房，都间隔几十米远，不集中。我们一排相对远一点，但与中队部较近，食堂却在河对面。
我们的住房是越方派人修建的，但资金由中方支付。房子是全竹子的，柱子是竹的，大梁是竹的，墙体是竹的，窗帘是的竹，房子顶上的瓦也是竹的，连钉子、绳子也是竹的。总之无木头和砖头瓦片。房子简单，不过也很实用。用楠竹做柱子和大梁，将竹子破开后编成一大块，高约一米左右，长两米左右，将其固定在柱子上就成了墙。上半部也是用竹子剖成篾之后编起来，大小与上面说的竹编差不多，四周用竹杆绑起来，然后就将竹编的一边面固定在屋檐上方，一边挂在屋檐下，成了窗帘，白天用竹杆把其撑起来，晚上就放下去。房顶上盖上竹片，一般两至三层，这样下雨就顺着竹子流下来了，有的是用葵叶盖的。我们的床也是竹子搭起来的，上面放上床板就成了床（床板是我们从国内带去的）。一幢房子一般有三个门，前面和左右各一个门，后面是山体，所以没必要开门。所有的门只有门道而无门，是敞开的。可能大家会说这安全吗？回答是肯定的，安全。除我们自己外，周围也常有越南老百姓从我们驻地路过，但从没有发生过丢失物品的事情。
由于越南气候湿润，下雨多，加之住房靠山体很近，所以，房屋里很潮湿，如果连着下几天雨，被子潮的像拧的出水一样。几年下来，不少同志都得了关节炎，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患上的腿关节炎。所幸的是我们的驻地还没有发生过塌方和泥石流的事，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山体全是风化体，很危险的。
我们支队（师级单位）住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区，纵横交错，大多是羊肠小道。大队与大队之间，中队与中队之间都间隔很远，因而，我们很少与自己一起入伍的老乡联系和交往，只是在施工时偶尔碰上了就说几句话，互相嘱咐一下，注意安全。
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在国内时，我们吃饭都是一个连队蹲在一块吃饭。到了越南，由于美帝经常来干扰，我们只能分散以班为单位进餐。每个班发两个军用搪瓷盆，一个盛饭，一个盛菜。每次由两个人值班去食堂把饭菜打回来，然后分给每个人。以免全连在一起敌机来了难以疏散，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用水也发生了变化。没有自来水，我们都是取河里的水用，洗衣,洗澡就在河里洗，食堂用水也是取自河里。不久，上级要求，为了防止钩端螺旋体危害干部战士的身体，各单位要使用井水。这样，我们就开使打井。这里虽然是山，但基本都是风化石，只要用铁锤和铁钎就不太难了。没几天的功夫，大约打了五.六米深，我们的井就打好了。由于我们把水井地点选在比较低的山脚下，而且离河又较近，所以水很充裕。我们还用竹编围起一个洗澡堂，洗澡也很方便。我们一年四季都是洗冷水浴，这样对身体却大有益处。 刚到越南时，早操我们还是坚持的。以后，因施工紧张，还要两班倒，又加上美帝飞机不分白天黑夜来侵犯，人都很疲劳，所以，就基本取消了。
我们对房前屋后的卫生进行了清理，清除杂草，修理道路。只除生长在树木和竹子下的杂草，不得伤害树木与竹子;道路不宜修的太宽，还应尽量不破坏植被，减少暴露，利于防空。好在我们周围竹林很多，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到越南一个来星期，敌机一次也没来。这时我们的思想紧张程度也松弛了许多，不象刚下火车看到安沛车站那种惨状时的心情，愤怒且有些害怕。
在一个星期六下午，按国内的传统，我们连队都要包饺子，那天也是如此。大约五点半左右，我们排的水饺包好了，几位战友正端着从河里走到对岸食堂去煮，刚走到河中间，突然，一架约半个蓝球场大小的敌机超低空顺着山沟冲了过来，巨大响声掠空而过（按常规，敌机在一百公里以外，我们的雷达都会捕捉到它，如判断它们是向我们方向飞来，就会发出警报（在整个区域按装了大型报警器，周围几十平方公里都能听到）。一听到警报声，高炮部队就位，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其他非参战人员一律进入防空设施。但是，敌机往往使用狡诈的手段躲过雷达的监视，如利用山势超低空就是一种，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这下子，端饺子的同志也顾不了水饺了，扔到河里就跑。有的钻进竹林，有的爬在河边，在房子里的人有的钻进床底下，让我们这些第一次遇到敌机突袭的人出了不少洋相，把训练的要求忘的一干二净。等防空警报解除后，大家对视着哈哈大笑。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次敌机的偷袭，从而反面教育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对待敌人，时时刻刻都不要放松警惕！
构筑防空工事
美帝飞机的一次又一次突袭，却给我们松懈的思想敲响警钟。引起了部队各级首长的重视，支队要求部队全体指战员务必提高警惕，重视防空，尽早尽快的因地制宜的修筑防空工事。
说起防空工事，其实刚开始时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以往从电影上看到的那种战壕，我们叫它防空沟。我们接到指示后，立即着手防空沟的构筑。按照就近、方便、能防的要求，我们从住房右门的上方，约10多米的山坡上往山上开挖。一般情况下，防空沟挖1.5米左右深，1米左右宽。我们挖防空沟大都是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的，如中午午睡时间，晚饭后的活动时间，星期天休息时间等。尽管山体是风化石，但在狭小的空间也是不好施展的，所以，挖起来还是很费劲的。我们那时，只要是休息，大家不用提醒，就很自觉比扛起铁镐和铁锨去挖防空沟。越往下挖，风化石就越硬，年轻的我们，又都是来自农村，再硬也不怕。尽管大家的双手都磨得满是血泡，不注意弄破了再去挥镐弄锨时，就会钻心的痛，当时还没有创可贴之类的东西，其实大家也没太放在心上，也不去找卫生员包扎，继续坚持干。晚上干时，我们就利用月光，没有月亮时就点马灯（当时在越南，又没有电，加之部队住的比较分散，所以，基本上是用马灯。后来，对稍集中一些的连队由自己发电，但一天大约3个小时左右，为了防空，必须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干起来就只穿一条短裤，人人争先恐后，个个挥汗如雨。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铁镐砸向土石，汗水和着泥土，一镐一锨，一锨一镐的不停的干着。张运海（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担任过副班长、班长，1973年退伍）、卞书宽（江苏盐城人，1964年参军，担任过副班长、班长，1970年退伍）、刘又树（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担任过副班长，1973年退伍）、金克忠（金克忠，北京通县人，1964年参军，1969年退伍）、谢国启（谢国启，北京密云县人，1964年参军，先后担任过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后勤处助理员，八十年代初期转业）、张家泰（山东新泰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后改为军工，1969年转到地方）等战友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干的最卖力的几位。正是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防空沟很快就挖好了。
初期的防空沟是以排为单位挖掘的，普遍比较短小。随着美帝的狂轰滥炸的不断升级，各自为阵的防空沟不适应了，一旦遇到敌机袭击，不利于人员转移。所以，连长、指导员动员全连再加一把劲，把连队防空沟联成一体，串成一条整体的防空沟。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不久，一条长约一公里左右，纵横交错，弯弯曲曲，时上时下的防空沟就联在一起了，这样，活动空间增大，安全保障增强。 其实，我们做好防空工作，是为了保存自己，更好的完成施工任务。因此，我们防空构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我们挖的防空沟，是防不了美帝的大炸弹的，只是为了防其子母炸弹（当时的子母炸弹不是今天针对地面装甲车的那种炸弹，而是针对战斗人员的。我们口头都称子母炸弹为菠萝弹或钢珠弹，故名思意，子母炸弹就是由母弹、子弹组成的，一个大母炸弹里装上几十上百个子弹，子弹像菠萝大小，所以，我们叫它菠萝弹。当飞机把母弹投出后，在空中母弹会自动打开，里面的子弹就散开，同时旋转着下降，到离地面几米高时，子弹也自动炸开，子弹里装有几千颗像自行车上的钢珠，所以，我们又称其钢珠弹。它的钢珠就成网状形的射向地面，如在空中爆炸不了的，它会落地时触地爆炸，每个菠萝弹杀伤面积为半径6---9米，杀伤有生力量，当钢珠打中人体，就会旋转着往身体里钻。一个子母弹其威力较大，对宽200米，长约1000米的范围里的有生力量具有杀伤力）对人员的伤害。
为了防止菠萝弹在防空沟上空爆炸或掉到防空沟里，我们又在防空沟里挖猫耳洞，这样，防空时不仅进防空沟，还进猫耳洞，更可减少伤亡。以后，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猫耳洞里再挖个拐弯，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菠萝弹的危险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排的防空系统也越来越完备。为了防大炸弹，我们排又在靠水井旁挖掘了一个大防洞，可以进好几十人呢。在住房边，在路边，在水井旁，在厕所旁......只要我们能活动到的地方，都挖了猫耳洞，以防万一。战争的残酷事实告诉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因此，我们不断改进的防空工事，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环境，为我们减少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
安沛省地处越南北部丘陵山区，介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是热带湿润季风区。这里雨水充沛，空气潮湿，长夏无冬季，二至四月多梅雨，夏秋多台风暴雨。这种气侯给我们的战斗、施工、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安平县更是丘陵广布，山多路险，山岭大多在海拔1000米以下，山岭表层基本上是风化土层，所以，山上植被茂密，树木竹林杂草丛生，毒蛇、蚂蝗、蚊虫非常之多并很猖獗。到越南后，我们住在山坡，走在山间，施工在山顶。我们的行动就离不开山。因此，只要我们上山，事先要做好准备工作，把衣领扣扣上，把衣袖口和裤腿绑上，穿上高腰解放鞋，戴上盔身帽，拿上砍刀和竹杆（既当拐杖，又用于打蛇），可称得上全副武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预防蚂蝗的。大家可能要问，我们那里蚂蝗是在水里，越南怎么在山上？是的，可能是气候潮湿、雨水较多的原因。蚂蝗是依附在各种植物的茎杆和叶子上的，只要你一动植物，它就很快的滚落在你身上。一会就人身上的血吸满它的肚子，一下子就胀大起来，变得红红的，你见到这种情况马上就会起鸡皮疙瘩。蚂蝗吸在身上不能硬拽，否则会把你的皮拉下一块来，只能在蚂蝗吸附的旁边用巴掌拍自己的身体，通过震动使其掉下来。有一个冬天，我们上山归来后，有个叫张运海战友检查不细，几天后，他感觉腹部痒，就隔着衣服挠，但怎么也止不了痒。当他回到宿舍后，脱掉衣服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蚂蝗吸在他的腹部上已死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至今想起这件事还头皮发麻。
我们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房后离开挖的山体往往才一米多，山上的竹子很多都倾斜在我们房顶上，所以，蛇是经常光顾我们的宿舍，甚至爬上床，钻进被窝。有一次，副班长卞书宽打开被子准备就寝时，一条长二尺多长的蛇突然从被子里掉出来了，吓的大家惊叫起来。
再就是蚊子多且个大，晚上根本不敢穿背心短裤，就是晚上洗澡都得与蚊子打仗。站岗时，每个人都得戴一种专用帽子，就像养蜂人戴的那种帽子。睡觉时在把蚊帐扎好后，要清理钻进蚊帐里的蚊子后再入睡。尽管如此，夜间翻两个身就可能把蚊帐弄出口子，这时蚊子就会趁机而入，笫二天你的蚊帐里就会歇满鼓胀胀红肚子的蚊子，你身上就会满是红色的疙瘩。
由于那里天气炎热，雨水又多，在施工时，一动就汗流夹背，随身带的水往往不够，又不允许喝溪沟里的水，所以，有时嗓子里干得想冒火。大家也是忍耐着，施工干劲和速度一点也不能减。有时，也要冒着倾盆大雨施工，穿雨衣干活不方便，干脆光着膀子干活。1967年的夏天，有天下暴雨，河水猛涨，冲垮了小桥，住在河对岸的三排吃不上饭。怎么办？河水流速湍急，各种树木、竹子等东西又随河水奔流而下，中队首长考虑良久，决定组织几个水性较好的同志强渡过河，我（尹晔君）当时立即表示参加，因为我水性较好，来越南之前，我又参加过北京空军的培训，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中队首长从安全考虑，用绳子系在我腰间，如有问题，赶紧拉绳子。我根据河水的情况，选择好时机，还顺利，一个冲刺就游到对岸，将绳子拴在树上，这样通过绳子把饭送到三排，让大家吃上可口的饭菜。
气候潮湿，我们这批兵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及以北的地区，所以，不很适应这种气候。有一种病，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男性军人几乎人人都得过，叫阴囊皮炎。起初不知是什么病，又是难以启齿的地方，结果是发炎，霉烂，流水，疼痛痒难忍。以后得此病的人越来越多，这才公开了。其实也没什么特效药，只是用紫药水涂涂而矣，走路都很艰难。那时我们上下班都得走5、6公里路，有的地方还是羊肠小道，爬坡涉水。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来没有人叫苦，也没人请病假休息。仅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到我们革命战士身上的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拖不乱，打不垮，战无不胜的无敌之师。
打响施工的战斗
我们三支队援越的任务就是修建安沛军用机场。 越南安沛军用机场位于安沛西北4公里处，属于安平县境内。这里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地势起伏坎坷，沟壑纵横。修这座机场，必须推平59座山头，填平数以百计的河流和溪沟及坑塘。也就是说，这座机场是建在50多座山头之上的。不难想象，任务之重，困难之多，形势之复杂是我们部队前所未遇的。 为了早日落实中越两国领导达成的协议，我们部队于1965年5月组成由总队秦参谋长率领的先遣队开赴越南。当时部队还在遵化修机场，还没有正式动员援越抗美之事，仍处于保密状态。先遣队是由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测量队的一部分测量人员组成，其中就有与我们一块参军的老乡，直到到越南见面后才知道他们5月份就进场了。他们说，先遣队到达越南的时候，正是夏季，他们顶烈日、冒酷暑、抗暴雨、战蚊虫，整天在几十座无人行走过的山中跋涉、堪测，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赶在部队进场施工时能用上图纸，他们是白天跑测量现场，晚上又挑灯夜战，抓紧绘制机场的各种图纸。先遣队员们每天工作都在15个小时左右，因此，他们人人都掉了10多斤肉，脱了几层皮。
我们大部队到了后，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住地，就投入了紧张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在1965年11月22日正式开工前修好进场公路，机械设备到达施工位置，实际上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重，时间紧。特别是进场道路，是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进场道路不通，施工机械就进不了场，会影响工程按时开工。根据总队统一部署，各施工单位是分段施工的，所以，进场公路有几条。广大指战员夜以继日的忘我奋战着，我们千方百计用实际行动创造着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提前修通了进场公路。
我们排担负的是全支队各个施工队伍所需的空压机供风工作，为凿岩机提供动力。我们在道路开修的同时，就着手机位的平整工作，还要搭建空压机房，少量油料存放房，还要对机房进行伪装等。道路一通，我们马上全力以赴，把空压机拉进场。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难。当时还真不容易，因为那时机械化程度低，没有那么多的车辆牵引。再说，有些地方车辆还真没用武之地，主要靠人拉人推。又加之新修的道路有的是山体，路面比较硬，但沟河填起来的路面就比较软，有的地方还冒水。所以，空压机的轮子常常会陷进去，这时我们还得挖陷进去的轮子，找些硬东西填起来，才能前进。有时，大伙忙前忙后的折腾半天，搞得大家精疲力尽，才能将空压机向前推进几米。 经过大家近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排的空压机分别进入指定的地点，并圆满的就位。兄弟单位的推土机、铲运机、拖拉机、平路机、碾压机等都已陆续进场就位，一场与美帝抢时间、争速度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我国援建的由中国后勤三支队修建的越南安沛军用机场，于1965年11月22日正式开建。从此，拉开了大规模施工的大幕。支队领导根据当时越南战场的形势，结合我们的任务实际，提出了"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以激励支队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做到一边修机场，一边与美机作战，在敌机的扰乱轰炸下抢时间、争速度。
首先，要清除部分山头的树木、竹林、藤条、杂草等。当然，这项任务要根据作业面的进展而定，暂时施工不开展的地段，还不要清除，因为暴露过多不好，这不利于防空。
清除工作是很繁重的，13、14、15三个大队都是施工大队，战友们在清除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骄阳的暴晒，雨水的浸泡，蚊虫的叮咬等困难。双手磨起了血泡，浑身被树枝竹条划破的伤痕，他们不吭不响，顽强拼搏，与美帝争分夺秒的战斗着。 我们12大队是机械运输单位，其中5中队是推土机和压路机。他们在清理山上植被的战斗中是功不可没。因为那时候我们部队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绝大多数的项目还是靠人工完成。所以，5中队的机械作业，无疑是进度最快的。 由于我们修建安沛军用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的施工现场和住处成了美帝飞机的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加大了对安沛市区、交通道路、安沛机场的轰炸和扫射，不分白天黑夜的派飞机进行干扰和破坏，频率比以往明显的增强，企图阻止我们修建安沛机场。当时我们听说，美帝国主义和越南南方傀儡的广播狂妄叫嚣，在他们的破坏下，中共军队休想在越南修好机场。
我记得在大规模施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天刚黑下来。我们上夜班刚走到施工现场边，突然"嘭、嘭、嘭"几声响过，天上出现了几颗特别明亮的灯光，把我们的施工区照得通亮。这时，有人大声喊，美机投照明弹了，大家注意隐蔽。战友们迅速卧倒在路边的草丛里，我当时却站在那里没有动。望着明亮的夜空。不少战友看到我还站着，叫我卧倒，我仍没动。有的开始骂起来了。正说时，几束巨大的光束从四面直指夜空，对准敌机，为高射炮提供打击条件。高炮部队早已严正以待，战士们满腔怒火，万炮齐鸣，把仇恨的炮弹射向企图偷袭我施工现场的美机。天上的照明弹，地下的探照灯，加上高射炮弹的发射时产生的光束，把夜空照的犹如白昼。由于我们高射炮部队的猛烈炮火的打击，美机的偷袭没有得逞，灰溜溜的逃走了。 过去，我只从书本上看到过抗美援朝时美机使用照明弹和我军使用探照灯的事，亲身经历这还是笫一次，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自这次以后，美机的照明弹也没有再使用了。不久，我们部队探照灯编制取消了。这说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提高了。
事后，我对自己不按要求做好防空的行为在班务会上做了检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不但容易暴露目标，而且还会给部队和战友们带来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大规模的施工开始了，到处是推土机的轰鸣声、风钻的钻探声、爆破声、战士的劳动号子声......，一派争分夺秒、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我们的施工是24小时的轮班作业。从驻地到工地单程在6公里左右，有的兄弟大队比我们的路程还要远。上下班全是靠走路，没有车坐。当时的条件，你也不可能想坐车，因为没有车。从我们中队到公路上还有一公里多路，是崎岖不平的山间羊肠小道，且是泥土路，还有一段路要跨畦沟和爬近两米高的坡，爬坡时必须借助坡上的树枝才能爬上去或溜下来。我们把这段路称为腊子口。晴天尚可，雨天泥泞更难走，摔跤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一班两个人开一台空压机，申师傅（申师傅叫申金锁，山西屯留人，1955年参军，后改为部队工人，1969年回老家工作。我们部队原来人数较少，以工人为主，一部分军人，主要是干部，兵很少。我们那批兵才改变了部队以兵为主，工人为辅。13大队和14大队是施工单位，没有工人。我们（12大队）有少数工人，15大队是木瓦工，工人为主）带着我，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但是，对工作极其负责，真是一丝不苟。平时休息没事了，他就会给我们讲部队的往事和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的一片笑声，使紧张的战斗和工作气氛得以舒缓。申师傅手把手的教我空压机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使我较快地掌握了初步基础知识和操作。空压机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主要做好"三检查"，就是开机前，工作中和停机后要对空压机的油、水、供气、声音的情况进行检查，看是否正常。另外，要按空压机的原理和要求，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发生故障则由修理班来修理。那时的施工，夜间比白天效率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白天美帝的飞机干扰轰炸的频率高，有时一个白天多达二、三十次，仅跑防空就花费相当一些时间。晚上能见度低，准确度差，虽然也常来破坏，但次数少的多，特别是下半夜要平静很多。二是白天气温高，因为越南雨水多，潮湿加上高温，非常闷热，指战员们流汗多，体力消耗大。晚上气温就凉快许多，这样就使指战员们的体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我们就与敌人周旋，利用晚上的时间，争分夺秒，多装快跑，大干快上。
真正辛苦的是那些靠人工干活的施工部队，主要是13、14两个大队，这两个大队分别还有一个中队为高射机枪中队，担负着保卫我们，打击敌机的职责，剩下的就是每个大队还有3个中队为施工部队。那时机械化施工程度很低，多数还是靠人工。比如，他们打孔放炮后，土石方就靠手推车一车一车的推至低洼处。近的则十几米，远则一、两百米，就这样推着车跑来跑去。他们三人一个车，自己装自己推，拼命的奔跑着。部队还开展施工竞赛活动，看谁装得多，跑得快，推的车次多，完成任务好。那种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革命精神和拼命作风，真是令人赞叹！
我们那个机组主要是与13大队9中队配合施工，因为天天在一起，彼此也很熟悉了。如朱生阶（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副连长，七十年代转业后从事公安工作，任派出所长。可能因与我们打交道多，后调我们排任排长，我是副排长，一同共事多年。我对他作风泼辣，雷厉风行，严格要求部队十分钦佩，他后来担任副连长时，我担任指导员，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张维富（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协理员，八十年代转业），张继成（湖北汉川人，1964年参军，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工区主任、团参谋长、团长、济空后勤部工程处长等职，享受副军职待遇，在部队退休。他担任工区主任时，我与他搭档，担任政委）等战友，他们那种敢打硬仗、敢于拼搏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带领着自己的班，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哪里活路艰巨他们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的骨头最硬他们就在哪里，凡是危难险重的工作，他们总是冲在前面。晴天雨天都是一身泥，常常是只有一个嘴巴，两只眼睛在眨巴眨动一动。这些情景在今天想起来都令人肃然起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顽强的工作作风，是拼搏的冲天干劲，是忘我的牺牲精神……为越南人民付出的是什么？是汗水、是心血、是青春、是生命、是全心全意的深情厚谊……他们真不愧为"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的代表！
从他们身上使我们感受到无比的精神和力量，我们搞机械施工的的确比他们人工施工轻松许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学习，不以他们为榜样，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