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孝亲敬长美名扬

在天津市最高峰九山顶的脚下，有一个小村庄——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这里人口不多，民风淳朴，是全国文明示范村。近些年，旅游业蓬勃发展，年轻人当导游、开观光车，中年人开办特色农家旅店、高端民宿，老年人采山珍、卖山货，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走进村里的山货市场，你会发现那里活跃着一对耄耋老人，高高的、瘦瘦的，虽然腰弯了，耳背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迎送游客的真诚。每天你总能见到二老，一个摆摊，一个吆喝；一个称货，一个收钱；一个看摊，一个端饭……偶尔游客稀少时，还可以看见他们和“牌友”聚在一起玩儿扑克。他们是那样普通，和村里的每一位老人没什么两样，然而他们活得又是那样潇洒。因为回望走过的路，他们内心是满满的无愧；打开记忆的门，他们曾收获乡邻无数的赞扬与敬仰。这就是我的父母——王宝林、马素香。当年他们因孝亲敬长名声远扬，也因此负债累累十几年没有翻身，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这还要从我的家世说起。我的太爷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成人后娶妻生子，分家单过。二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结婚后没有分家，在大家庭中生了二女一子。我三爷和四爷一时还没有结婚。不知什么时候，我四爷参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经常跟刘庄子村的抗日名人刘继抗一起打日本鬼子的伏击。日本鬼子恨透了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斩草除根。1944年农历10月25日清晨，日本鬼子又进村了。原来他们从叛徒那里得到消息，知道了我四爷就是八路。他们把我爷爷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我四爷的下落。我爷爷吃尽苦头，头部被打了一个大窟窿，鲜血流得满身满脸都是，但爷爷咬紧牙关就是不说，最后敌人气急败坏，残忍地把我爷爷杀害了。至此，刚满六周岁的父亲成了孤儿（因为，早在一年前，我奶奶也因病去世了）。与他的奶奶和三叔相依为命。

一年后，日本宣布投降，中国解放了，我们这个小山村也解放了，全村人翻身做了主人。也许是错过了最佳的结婚年龄，也许是为了照顾这个残缺的家，我三爷始终没有娶亲，一直把我父亲当做亲生儿子看待。转眼，我父亲长大成人，在他19岁那年，与我母亲结了婚。一家人白天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早、晚去山上采草药、摘野果，然后运到镇上去卖。由于全家人精打细算、吃苦耐劳，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也有了一些积蓄。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好日子没过多久，突然发现我三爷的身体似乎出了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食欲不振，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觉得难以下咽，后来竟然连喝水都有些困难。我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去生产队请假，带我三爷去北京市平谷县人民医院看病。一看不得了，我三爷得了癌症——食道癌。消息传来，全家人的心头都被阴云笼罩着。我父母商量一定要给老人治病，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就是生命；一定让老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保证最好的疗效。看到父亲为三爷治病如此心切，医生、护士们都很感动，可医院的技术有限，最后院方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给我三爷做手术。很快，专家来了。我父亲带上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领着三爷赶到了平谷医院，专家一检查，建议立即住院并准备手术。可是去交钱时才发现，带去的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差了很多。这下可把我父亲难住了，做吧，没有钱；不做吧，眼看亲人性命不保。没办法，我父亲求人找了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跟我母亲商量，我母亲坚决的说：“治！一定得治！砸锅卖铁也得治！”于是，父亲回医院跟医生商量先治病后交钱。母亲在家筹备医药费，她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她突然想到了村里，村里应该有钱，再说给老人治病是正事，村干部应该会借的。母亲带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孙瑞丰。孙书记说：“给老人治病，村里应该支持，但这么多钱，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得召开全体村干部会商量一下。”我母亲一听有希望，高兴地说：“行。这样的大事是应该商量。等你们商量好了，马上通知我，好救老人的命啊！”第二天，母亲就接到村里通知，让他去取钱。到了那里，孙书记拿出厚厚的一叠钞票递给了母亲，神情严肃地说：“这是1000元钱，你可以拿去救急，但你要想好，这是村里的钱，是全体村民的钱。不能拖太久就要把钱还上，不然的话，村委会作出怎样的决定，还不好说。”我母亲想都没想，连忙说：“只要能把老人的病治好，我们一家人甘愿吃苦受累，也会尽早把钱还上的。”看到母亲如此着急，如此孝顺，几位村干部欲言又止，望着母亲急匆匆远去的背影，他们摇着头叹息着走开了。

母亲把钱抱在怀里，请我的姥姥去家里照顾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然后又请我舅舅帮忙，把她送去平谷医院。到了那里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三爷手术顺利，已经离开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看我三爷状态很好，她也就放心了，把欠医院的钱还上，第二天一早就和我舅舅返回来了。

回到家里，望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看看体弱多病的自己，再想想那笔欠款。1000元钱，在现在或许不值一提，可是在五角钱就能买一斤猪肉，在生产队里挣一天工分，只给三角钱的六十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母亲急得起了满嘴的火泡，但她不后悔，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老人的病治好是最重要的事。钱嘛，我们利用早晚时间多采野果，多采草药，一定会还上的。

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太幼稚。三爷出院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失去劳动能力不说，还需要我母亲在家专门照料。这等于一下失去了两个去生产队挣工分的劳力。欠了一屁股债不说，家庭收入又减少了三分之二，这真是雪上加霜啊！即使这样，母亲毫不后悔，她说：“三叔做了手术，哪怕比不做手术多活一天，也是我们的福分，也说明钱没有白花。”于是她不顾自己的身体，精心地伺候着。母亲是怎样照顾三爷的呢？

先说吃的。从医院回来后，三爷就不能吃粗粮了。只能吃一些面汤、饺子之类的。可是家里根本没有白面，只能拿家中的粗粮去粮站兑换。据说，一次最多只能带5斤粗粮，换回2.5斤面粉。而这2.5斤面粉，三爷正好能吃五天。于是，母亲就选择大集的时候去，每集去一次。开始几次还行，后来粮站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看到我母亲就板着脸爱答不理的。有一次，一个姓穆的会计直截了当地冲着我母亲说：“咋这么馋呢？每个大集都来换白面，吃点粗粮不行吗？”我母亲这才明白了他们态度越来越不好的原因，耐心地给他们做了解释。了解了我家的情况，知道了父母这样孝敬长辈，粮站的员工们个个竖起了大拇指。以后再去兑换，母亲总会受到热情的接待。从他们的嘴里，父母的事迹也传遍了十里八村，大家都知道常州村有一对特别孝敬的夫妻。

再说如何做吃的。首先我们全家要吃粗粮的一日三餐。而三爷需要少食多餐，每天需要吃五顿饭。我们的三餐母亲可以对付，但三爷的每日五顿饭，她绝不马虎。虽然条件不好，母亲却换着样的给三爷做吃的，这顿吃面条，那顿吃鸡蛋饼，下顿吃饺子。有时饭刚做好，三爷突然不舒服，什么也不想吃了。只能等三爷不难受后再去热一遍。这样算来，一天要生火十来次，母亲的劳动量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似乎不算什么，可我母亲却不一样。当时她身患好几种疾病，但她没有时间去治病，更没有钱去治。于是，她就这样忍着、忍着……

其实，众所周知伺候我三爷这样的病人，远不止“换细粮”、“做饭”这两件事。有时，她忙完家务悄悄地去西屋躺一会，往往刚躺下，三爷就在东屋喊上了“你嫂子，给我倒口水喝”、“你嫂子，扶我起来坐一会儿”、“你嫂子，我又饿了”……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听到了命令一般，立刻起身过来服侍。手术后三爷回到家又整整活了三年。三爷卧病在床36个月，1000多天。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在母亲这里，这句话却被推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总是笑脸相迎，态度和蔼。无论是端水、喂饭，洗脸洗脚，还是端屎端尿，他从不厌烦。有时三爷发现母亲脸色不好，劝她去休息一会儿，她总是说：“我年轻，一点都不累，三叔您就放心吧！”说得好听，病、累、营养匮乏折腾得她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觉，可是她不在乎。后来，每当提及此事，她都倍感欣慰。她说：“你三爷做了手术，又活了三年。邻村那位同姓大爷得了相同的病，没做手术，不足一年就去世了。我们的付出留住了老人两年的生命，这太值得了。”

母亲整日操劳，父亲的日子更难熬。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唯一的劳动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山上采野果、采野菜、采药材……凡是能采回卖钱或或能充饥的东西，他都采。采着采着，一看时间差不多了，马上赶回家“安顿好”一早晨的收获，匆忙吃口饭就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中午回到家首先要去一华里以外的一处山泉水井挑水，挑满一个大缸，至少需要三、五趟。挑完水也该吃午饭了，吃完午饭父亲顾不上休息，得赶忙把他早晨弄来的“宝贝”晾晒、收拾一番。有时还没弄完，就又到了下午上工的时间。晚上回来，吃完饭他又要帮母亲把一大家人的衣服洗净。用我母亲的话说，父亲在40岁以前，每天总是很晚才睡，很早就起，（那时我家没有钟表，父母都是看着天上的星星估计时间的）从不知道午睡是什么滋味，但他从未叫过苦，从未说过累。

三爷虽然没有儿女，但他得到的照顾远胜过一个有儿女的老人。父母的孝心他看在眼里，父母的操劳他痛在心里。只是他不善表达，他只会一遍遍地对探病的、串门的、过往的每一个人重复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活的值了！”

几年里，一家七口就剩下我父亲一个劳动力。他每天去生产队劳动，赚回三角钱，再利用早晚时间采些山货和药材，每个大集去镇上卖一次，能卖一、两元。即使这样，每年能还上的钱也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又出生了，家里的负担更大了。这些欠款，家里还了三年，也没还上多少。村干部一看不行，就决定让我大哥辍学，去给村里放羊挣工分还钱。要知道那时我大哥才12岁，还是个孩子，刚刚上小学四年级。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大哥也很懂事，听从了村干部的劝说，回家为村里放羊，村里按半个劳动力给记工。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行。因为钱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钱，全家省吃俭用，足足还了13年，直到1980年，才刚刚还完。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生活。可是大哥的学业就这样耽误了。

如今，大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的事。他说：那些年，为了还清给三爷治病欠下的债，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在我的印象中，咱家十几年没有买过家具，没有买过衣服，我们兄妹几个甚至连一块水果糖都没吃过。就连我们上学用的本子，都是密密麻麻的写完正面，写背面，正反面都用完了，只要纸还没有破，就用橡皮把字擦掉，接着用。吃的呢？更不用说了，每天中午吃的是野菜多于玉米面的菜团子，野菜很老，一点油水都没有，简直是难以下咽。早饭和晚饭只有稀粥，是那种稀得不能再稀的粥。每次都是父母从上面盛，把下面稍稠一些的留给我们几个孩子吃。一年到头，我们根本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有时看着母亲给三爷做好吃的，我们站在旁边都不舍得走，母亲又怜惜又无奈地催我们去外面玩儿，我们都很懂事，明白母亲的意思，但就是挪不动脚步。这时，机灵的二姐说话了：“妈，你放心。我们知道这是给三爷做的，我们不吃，我们就站在旁边闻闻味。”大哥说：“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把脸扭向一边，我们永远看不到母亲的表情。但我们的心和她一样的痛。”

我不知道那时家里的日子有多艰难。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突然一只冰凉的大手放在我的脸上，把我冰醒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惊喜地发现外出干活的爸爸回来了。爸爸端着油灯把我们几个孩子的脸都抚摸了一遍。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第二天醒来找爸爸的时候，他已经回去了。那天我们全家第一次改善了生活——餐桌上多了一碗蒸碗肉。我们五个孩子吃得香极了，觉得比过年都高兴。后来我才知道，那年父亲随村里的壮劳力一起去30华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去“修沙河”。据说是修整河滩，然后再铺垫成可以种庄稼的土地。这是劳动强度很大的重体力活。连续干了近两个月，好多人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于是政府领导决定给大家改善生活，每人发一碗蒸碗肉。只有这一碗啊！可是父亲舍不得吃一口，他不顾一天的劳累，连夜把这“宝贝”送回家，送到我们几个孩子的口中。一个夜晚，他步行往返60华里，就为了我们能吃上一口肉，就为了弥补为了三爷不得不忽略我们的“过失”。这是多么伟大的父亲啊！

在今天看来，村干部是没有权利剥夺大哥受教育权利的。但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特殊的原因使他们这样做了。有人问大哥：“你恨村干部吗？”他总是说：“村干部也没办法呀，如果有一分之路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的。我父母这样孝敬长辈，耗尽了半辈子的心血。我这点付出又算什么呢？再说，三爷生病时我已经懂事了，我也非常赞成给三爷治病啊！”

我想这就是家风的传承吧！的确如此，耄耋之年的父母，之所以过得如此潇洒，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孝亲敬长的过去，更因为他们有一群孝顺自己的儿孙。我想有父母做榜样，这种家风一定会一代代传承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