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景河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二《酸甜苦辣自己说》
传说,狐狸和恨狐前世曾是一对情侣。男的骗得了姑娘的爱情后,又背叛了她,并勾引外部落打劫了姑娘所在的部落。死后,那男人变成狡猾的狐狸,姑娘化作小而俊健的鸮,凄厉地叫着:“恨狐、恨狐、恨狐......”凶猛地追杀着狐狸......
——儿时听老奶奶讲的故事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是一棵树,这棵树终于被岁月的风刀锯倒。我的灵魂出窍,居高临下察看树的年轮。年轮深浅不一,皱折扭曲,简直是杂乱无章。我疑惑了:“这真的是我生命的轨迹吗?”——苦痛多于甜蜜,拂逆多于顺利。我只有无奈和苦笑。突然,从那杂乱的点圈面中跳出两个字——“情缘”。那“情缘”二字,小妖精般在年轮间跳跃,合着年轮发出的乐曲跳着“忠字舞”。我吃了一惊,敝人生在山东儒教意识很浓的农家,又受了“文革”前十七年“旧教育”,在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跳“忠字舞”年代,哪敢冒“情缘”二字?我打开记忆的门窗,用“倒卷帘”法,把年轮展开来,再现一页页自己历史的真实,“情缘”的青枝绿叶竟鲜活地摇曳着,我枯寂的心田波飞浪卷。于是我把记忆的窗帘拉开到二十八岁那年……
我本该是“文革”前一年大学毕业,中间一病而跌入倒霉的“老五届”。“文革”乱腾腾的,没人给我办复学手续,弄不清自己该是66届还是67届毕业生。1968年秋风肃杀之中,姚文元写文章骂大学生是“癞蛤蟆”,于是我们一夜间成了“书念得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绵羊般成群结队被赶入部队农场或广阔天地的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我去的是3009部队。到这个部队的学生很多,编成了十二个学生连队。其中十一个连开进北大荒,那是古代的犯人流戍之地,解放后仍是劳改犯或劳动教养人员改造的场所。我有幸编在一连,没有去流戍之地的北大荒,而是去了盛产格格、美女皇后的科尔沁草原的军马场。
与军马打交道该是多么潇洒的事情啊!其实不然,我们是军农战士,不戴领章帽徽,地位略高于“二老改”,只配刨粪、拾柴、打马草。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羊——四周无有屯落,更没有格格,皇妃。来自福建的一位“造反派牌气”很大的军农战友,一下汽车,四顾茫然,于是大怒,言称此地纯属“三脱离”,怎么接受“再教育”?“我不能在这里!”你不在这里就请回!大会批判了他一个星期,派人专程押回家去,连四十二元五角月工资也领不到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不看就杀猴。
我很快地明白了自己的定位,要夹着尾巴做人,不怕苦累地干活,搜肠刮肚地斗“私”,默默无语地忍耐……
其实,人的野性和寻求自由的天性是禁锢不住的。来军马场的第一个休息日,憨厚的排长告诉大家:今天自由啦!个人可以随意。顿时我便有个“欲凌空飞去”的感觉,随即约了一位军农战友A,每人一把镰刀防身,走出场部。
干啥去?说起来荒唐,就是要寻找“人烟”,看看蒙古包啥样,还有漂亮的蒙古族格格。
有诗云“胡天八月即飞雪”,何况时节已进入隆冬,草枯了,地冻了,四周一片死寂。但这并没影响我俩高涨的情绪,一跨出场部的围墙,顿觉天高地阔,太阳光均匀地洒下来,让人觉出一些暖意。
我俩迈开大步,把定正北方向走下去。两眼尽可以放心地远望地平线,不必担心绊了跤——草地平坦极了,一块石头也没有。
我的战友A,个子细高,下巴往左歪,是吉林财贸学院毕业的。我说"咱们向着一个方向箭直走下去”,他“嗯”了一声;又说“直到见着屯子为止”,他又“嗯”了一声。此后,彼此便没话,挺着腰板使劲儿地往前走。没遇到狼,也没见到黄羊,连山雀也没见一只。就这样不言语地走出十几里,我心里有些害怕起来。这样走下去,见不到屯落又该怎样?啥时是个回头呢?我不知A想些什么,他脸上一种扭曲的笑,让人莫测高深。我真地害怕了——我与A并不熟,他别是苏联的什么特务吧?把我引到外蒙古去?被抓个“叛国”罪不是好玩的。——现在这样说让人好笑,那时候就那样,相互间不了解,疑心重。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走出去已有二三十里地,仍旧是无边的草原、蓝天、昏黄的地平线。
脚板儿发僵,腿肚子发酸,我真地要打退堂鼓了,向A征询意下如何?他并不停步,只答了一个字:“别!”
大约又走出四五里地或六七里地,远远看到一处长着树棵的平岗下,一个水泡子旁有地窝棚,还有忙碌的人影。八成是凿冰抓鱼的吧?渐至近了,出现了三个泡子,都结着冰。有人在凿冰取水,打出一桶桶水往冰面上泼。七八位蒙古族人,汉语很差,比划半天,才弄懂,这儿是碱场。把深层碱水提上来泼于冰面,过几天冰面上会出现一层碱,扫成堆,用大锅熬成碱砣,送到纸厂,可以卖到四分五厘钱一斤。
见到碱窝棚,算是见了人烟,只是没见到女人。我们折而回返。回程的路上,时而野雉飞起,时而兔猫蹿出,我嗷嗷叫着妄图撵上这“翅膀”和”飞毛”,直到两腿发软瘫在草地上......我畅快极了,回场部后,竟鬼使神差地把这一天的舒畅、自由,写给一位女知青小E,从此开始了一场至今还使我有罪恶感的“感情游戏”……
并非色胆包天,实在有难言的苦衷,K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回安徽完婚,又急急赶回来。连首长大怒,“再教育”期间怎么可以跑回去结婚?他自然成为对抗“再教育”的典型,开会批判这个活靶子。K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批判“私”字一闪念,连排首长斥责其“享乐思想”作怪,战友们严肃谈“深刻教训”,末尾要宣布处分决定(材料会可怕地装入档案)时,他“扑通”跪下来,说我没法子呀,她显身子啦!首长怔了一霎,处分照旧。
从此,K多了一项“改造”内容——院子里支了一口大锅,他便起早贪黑为连队烧洗脸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竟一天也没有间歇。没人教他这样干,他必须这样“自我改造”,以感动连首长,争取那该死的“材料”不装档案。军农战友也习以为常了,或者认为他这是应该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六个月后,也许比六个月还要长些,他的媳妇来了,抱了一个胖娃,到各班住处亮“相”,那娃小模样酷似 K。过后,我将这件事写给小E。她在我的信上批了八个字:“少见多怪!人之常情!”我吃了一惊,这女孩,这么成熟啦?
不要认为是K的“浪花”激动了人们的心海,古老贤人的话是没错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床自有诱人的力量,婚约已久的男女耐不住折磨,竟大起胆来向“禁欲”宣战。
第一位要吃“禁果”的人是B,吉大外文系毕业,是我隔系校友。小个,近视,其貌不扬,山东快书说得很溜。他第一个正式向连部提出结婚申请。连部以“来场时间过短”为由,拒签“通行证”(结婚登记介绍信)。
B"造反”精神极强。他父亲像是还有点什么小背景,不知用了什么“暗渡陈仓”的办法,没出一个月,很清秀的妻拿着结婚证、带着喜糖来“探亲”,惊得连队首长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急命下士管理员速速打扫专间接待新人。
B“抗旨成婚”如同小原子弹在军农战士间炸响。当晚,军农战士们到新屋狠闹了一顿洞房,北大荒另几个连队的同学还来电祝贺,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没想到这里“禁欲”城防如此脆弱,竟让小小的B给攻破了。此后效法者接踵而来,连里的“荤房”(大家故意称“婚”为“荤”)几无空闲。
一天,A坐车一百二十里到乡下来看望我(此时的我正代表军马场下乡支农,原本三个月,由于我被认为“贫下中农感情深”,又延了三个月)。他把我叫到房山头,未曾说话脸先红了,一开口嘴巴又歪又笨,原来是求我给他弄张大队介绍信,回去结婚。呀,这还了得!“再教育”期间,不让结婚,让连队知道如何是好?再说,大队会计是工作队选出来的不假,却非常原则,A虽说在这支过农,却并非这里的社员,告之实情,会计是绝然不会给开介绍信的。但有那段步行“北游”的友情,还有共同在这个兴发大队支过农的感情,怎好拂他的面子?我只好用时迁的手段,将会计保存的介绍信偷出来,扯下一张空白的交给这位结婚心切的战友(当时怎样抖着手,不留痕迹地往下撕那张介绍信,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很高兴,要我跟他去王家大院喝“高力板”。我说:“爷呀,算了吧!祝你俩幸福啦!你快走吧!”
半个月后,A结婚回来了,喜滋滋的。是呀,神不知鬼不觉把事办了,偷着乐吧!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他媳妇来探亲,还给我带了几块喜糖。媳妇个头不高,挺受看的。这使我心里很不是味,连歪嘴巴的都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自己五官还算端正吧?才气也还有一点吧?居然还没找到媳妇!
于是提笔给小E写信。
请读者饶恕,我只有深深地忏悔,不然也不会把“恨狐的传说”写在头里。我拿不准是否在感情上欺骗和伤害了这个女孩。只是,那个年代,在我沙漠般枯燥的感情世界里,她的来信无疑的如清泉般甘甜着我的心。此外,我并没深想过其他。
说起来,我们的认识也算偶然。都在郊区一所医院住院,她是师大附中的学生。师大附中赫赫有名,考上这所学校的学生天资都不错。那时候,我是大学生,在我眼里,她还是个孩子。
1967年6月,“文革”趋于激烈,两派争夺《长春日报》社,重庆路新华书店一带成了恐怖之区,常常发生不测地被殴打事件,没人敢去。我想去“体验”一下,制作了一打传单,只身一人去了。一亮观点即被包围。那就辩论吧,说好“君子动口不动手”,对方答应不动武。我是有备而来,铿锵有据,对手很快陷入被动;再换上一位,还是不行;第三位又败下阵去,便有那不三不四的人推推搡搡,样子像是要闹事。我一看不好,顺势甩出手中的传单,趁乱抽身便走。走出好远,发觉后头跟来一个女孩,一看是小E。她长高了,也水灵了。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你胆子真大,这块儿你也敢来?我一直跟着你,怕你吃亏!”兴许是惊魂未定,兴许是追赶我走得太急,她边说边喘息不定。
就这样,她到吉林大学宿舍来看我,我到师大附中宿舍去看她。她父母已过世,是姐姐供她念书。姐夫像是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划清界限的年代,弄得关系很紧张。何必呢?应该和解啦!我心里这样想,但没说出口。
元旦了,我即将奔赴科尔沁草原。发了五十元报到费,替她买了一兜桔子(那时桔子算希罕物),让她去姐姐家看看。她很感动,厚实实的胸脯起伏着。
奔赴科尔沁草原那天,她来火车站送我。上站送我的还有一位男同学,他很奇怪怎么会有个女孩来送我。这位男同学和对象本是分到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到那里一看,是让他俩去放牧,就双双跑回来要求重新分配,结果被取消了分配资格。他握着我的手颤声说:“你去吧,你的命运会比我好!”小E没有跟我握别,只是目送着火车缓缓把我拉走......到军马场后,我把那个休息日寻找蒙古包的事写信告诉她。我说从地球这一点照直走下去会回到原地,可惜时间不许我......她的回信写得很简洁,说自己没有什么好心绪可挥洒,不久就下乡当“知青”,命运从此系于浮萍,将漂浮不定.....
此后,隔不了多长时间她会有信来,我会有信去。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氤氤氲氲的亦真亦幻的情感。就在吃过A的喜糖后,我又是鬼使神差,竟给小E 寄去一张照片,骑在五号马(军马场最棒的马) 上,看不出有什么英姿飒爽的“骑士”风度。她回信说同户的人抢来抢去地看照片,还跟她开玩笑。我很是得意,觉得很开心。
没见“格格”想“格格”,见了“格格”怕“格格”。
社会上说,知识分子像块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应该说,在当时这句话算是对知识分子很高的褒奖了。
因我能说会写,对下层百姓不错,支农中小有“德声”。临撤点时人往公社集中,一位姑娘(我们姑且称她为“格格”)带着煮鸡蛋步行二十多里到公社来送我。她母亲很希望女儿跟我处下去。格格很漂亮,人也聪明,感情纯真而真挚。可惜,“再教育”的身份,有那心没那个胆,竟采取了“藏猫”的办法躲着她,白白辜负了这位格格的心。
公社女话务员,中等个头,秀色可人,传接电话时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知她是怎么打听到我在洮南县城为军马场运送饲料苞米、扛大麻袋的驻地,便连连来做客,称是来洮南看望老姨的,顺便来看看支农的老熟人。我对她连续来看老熟人并没在意。第三次来,她说要回公社了,明天。她很乖觉,知道我们半军事化的纪律,一到饭时抬脚便走。这天中午炖兔肉,我们留她一块儿进餐,她说老姨在家里等着。我便出门来送她,她眼里闪着泪光,悄悄说:“我根本没有什么老姨在这里,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我的心禁不住砰然一动,两眼肯定是放着光亮,嘴上却冷冷地应道:“是吗?谢谢!”我没有勇气直视她失望的表情。其实,我真的很感激,还有姑娘特意来看我这扛麻袋包的。
“洮南的姑娘不土”,这句话很给光棍们打烙印。军马场东距洮南二百里,一切军需马料都要到洮南府置办,我们便轮流到洮南驻地扛麻袋。这一天,鬼使神差第三次坐进她的理发馆。女理发师不动声色地把别人都打发走,只给我一个人理发,用热辣辣眼光瞅我。女理发师高挑身,杏核眼,谈吐不土,人也长得很精神,在洮南府算是一位有本事的人。前些时老妈生病,我回去探亲,托她走后门买了名酒“洮南香”和大安产的肉罐头。我很感激她,这次来理发兼致达谢意。我说,我们就要回省城重新分配工作了。她的手突然颤了一下,险些伤着我。她忙向我致歉,接下去是沉默。沉默了一会,她很委婉地问我的年龄,我故意多说两岁,说刚进“而立”年的门槛。她笑了:“您往镜子里看,像三十吗?顶多二十四五岁!”我说是您手艺好,替我瞒去五六岁。接下去,好心的女理发师为我按摩头部和两肩。当时我并不知道手艺高的理发师都精通按摩,以为她这是多余的甚至有意让我不得脱身。我被弄出一身热汗,赶忙付钱(她不肯收,我说这是军队纪律)。她送出门来,我像个逃犯似地急急地离开。接下去没过几天,她的哥哥便来说媒。话虽然说得很委婉,弦外之音是听得出来的:“我妹子有意找个军农战士做对象,请你考虑......帮帮忙.....务色一个!”我只能“诺诺”地敷衍着。
其实,大可不必为此而自鸣得意。那个时候提倡“与工农兵相结合”,人家主动跟你谈,算是高看你一眼,臭豆腐一块!还有那很看不起你的,甚至愚弄你的,你又能怎样?你发怒啦?布衣之怒,没人理会;“臭老九”之怒,更无人俱怕。算了,不写也罢。
恕我在这里时间倒置形成错乱。还是支农回来那时,时节已近初夏,洮儿河突发大水,毁了庄田冲了屯落。小E驰信来,说她从梦中哭醒,仿佛见我在洪水中挣扎,讲述了她挂念的苦情。我心里“格登”一下,才知道小E的感情是认真的。既然双方年龄、条件相差太大,干什么总热乎乎地给人写信,来填补自己感情的空白?让痴情姑娘傻乎乎地动了真情,不是太残忍了吗?我感到自己很坏,却又无有勇气戛然中止这种传情书柬。
晚饭时,碰到B携着俏丽的媳妇从饭堂打饭回来。这已经是媳妇第三次来探亲了。来前B申请“荤房”,连首长认为,已探亲两次了怎么还来?还是劝你媳妇别来了,影响你接受“再教育”。B说我老婆来会促进我接受“再教育”,不安排住处我就自己想办法啦!办法总是有的,不就是找个合房睏觉的场所吗?他拿着扫帚,把苇席粮囤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挂上了一幅鸳鸯戏水的布门帘......连首长慌了,赶忙命下士管理员布置“荤房”。
B又一次得了胜利,才有眼前的得意神情。他把这颇有颜色的媳妇介绍给我,并悄声问我:“糟糠如何?”我笑着,戏占二句: “日照三杆慵不起,苇囤可曾睏鸳鸯?”
饭后,通讯员交给我一封信,一看是小E的,说要来军马场看我,顿时如雷轰顶。当晚立即写回信,劝她不要来。你要来又咋解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不久,我们便坐着闷罐军车返回长春,集训学习重新分配。我分回老家延边。等待报到时遇到了我现在的妻,也是“老五届”的,在北大荒德都的龙镇八连接受“再教育”回来。共同的学历,共同的经历,便很谈得来。一块儿逛公园,孔雀开屏显吉兆;老妈摇卦又抽了个吉帖,我们便很快成了家。军马场那段与小E 的书柬传情戛然而止。然而,真地把小E忘了吗?没有!
两年后的一天,突然接到小E的一封信,说寻了我好久才得知我回了延边,又说自己被拔到公社学校当了教员。显然,她觉得自己有了工作,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奋发进取,一直亮着希望的灯;我这里却没事一样,连封信也没给她。她又费了多少周折打听我的信址(还是误把出版社写成了报社)?其实我哪里会忘记她!只是,一个偷了东西的人,有勇气把东西送还回去吗?当年制造过种种假象,取得女知青的纯真感情,滋润自己饥渴的心田,尔今有胆量坦然相对吗?于是我想起那则该死的“恨狐的传说”。难道我真地是那只坏狐狸啦?那封信笺仿佛变成恨狐追击我的怒吼了:“恨狐、恨狐、恨狐......”
大山的回音分明是:“恨你、恨你、恨你.....”我的心颤抖着,滴着血,觉得无处藏身.....
作者简介:陈景河,男,山东蒙阴人,1940年1l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为吉林省作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