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智纲
本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二《酸甜苦辣自己说》
迟到的办公桌
1968年9月，焦急等待了两年的毕业分配派遣证，终于拿到手。
盼望已久的工作岗位就在眼前。当我走近河北省邢台市织染厂的大门时，高音喇叭里正播放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刺耳的高音，使我高兴的心情，顿时凉了半截，进厂门的脚步随即慢了下来。
记得报到时，政工科长的话是:“不管学什么专业，统统都下车间劳动。”话语冷冰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住在车间工人的大集体宿舍，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那年月，被视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能披上工人阶级的外衣，是很光彩的事，自我感觉，似乎“臭”味少了些。
下到车间，车间主任把我交给班组长，跟老师傅一起干三班倒。如何干，没人培训；不会干，总是站在最不显眼的位置，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就是苦读寒窗十七年的结果吗？
我于1960年从河北省威县一中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应1965年毕业；因我酷爱美术，在南大领导帮助下，于1962年转入天津美院学习，在美院又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毕业时间便正好赶上1966年。“文革”动乱，学校停课，党委被砸烂，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谁来管分配？
1967年，国务院虽有文件，可美院两派仍在打架，便拖到了1968年。命运就这样安排，无可奈何！
1969年春，“文革”中停刊的《邢台日报》复刊。6月，我被调入报社工作，做美术编辑。报社给我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一张很平常的旧办公桌。
三个人挤在一间平房内，这自然没有考虑美术工作的需要，可比起工厂大车间，就有了质的变化。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办公桌。二十九岁的我，第一次走上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尽管美术编辑并不完全是所学专业，但我依然尽心尽力，甘愿为党报做奉献。我做业务工作一向勤奋刻苦，逐渐干成编辑工作的行家里手，一干就是三十年。从《邢台日报》美术编辑，到《散文百家》编审，路，便从第一张办公桌走出来。
自找的苦中乐
报纸美术编辑，单调、枯燥，又比较辛苦。每周六张报纸，天天有事做、不得离岗，值夜班值到最后定版。70年代的报纸，印刷落后，手工拣字，手工制版，铅字字体不全，大标题多要手工写、写美术字的功夫必须过硬。为活跃版面，插图题图很多，而插图的内容广泛多样，不管你有没有生活，一定要在限期内搞出来，这就更需要积累素材的水平。
报纸美编的任务虽然繁重、具体，经过努力，对于一个经过专业学习的美术工作者，完全可以胜任，并能熟练地完成全部工作，搞出水平来。完成本职工作，是自觉的行为，是觉悟所在，可作为一名美术专业学校毕业的美术编辑，决不能只满足于本职工作，而应在美术创作上有所作为。
那年月，领导不提倡搞创作。何况，当时报刊杂志很少，美术活动不多，没有稿酬，中国画创作基本上不能进行，若想搞创作，既要冒风险，又必定劳而无功。
1972年春，报纸要宣传一个模范民兵典型。为加强宣传力度，我主动提出搞一套小连环画，这创作便是名正言顺的了。我利用这套连环画的创作机会，努力提高创作水平，争取达到上级报刊的艺术标准。我从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到草图设计，都竭尽全力，小创作当大创作去搞。1972年初夏，当小连环画已进入创作阶段时，领导突然决定让我进五七干校劳动半年，至于连环画的创作，根本不予考虑。当年的五七干校，是对干部劳动改造的场所，去劳动是政治任务，因而我只有服从。但我舍不下小连环画的创作，为了实现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只好把稿子偷偷带到干校。
干校劳动强度大，麦收、整地、插稻秧、除草、收割，差不多天天有繁重体力劳动，还要政治学习，不得请假。多亏当时我年轻力壮，劳动之余，也还有精力，把所有时间都利用起来搞创作。夏日早起，中午省去午睡，晚上加班，星期日自不必说了，把别人打扑克、下象棋、看电影的时间统统利用起来。酷夏挥汗如雨，蚊虫叮，都因事业的乐趣而自感虽苦犹乐，乐在其中。半年后，当干校劳动将结束时，一套小连环画终于创作完成了。
1972年10月，《河北工农兵画刊》发表了我的十七幅连环画《孟祥军》。这是我的绘画作品首次在省级刊物发表，虽然不是大作品，没有稿酬，领导也并不表扬，但我心里依然十分激动，因为我的心血和汗水已转化为对社会的奉献了。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问世，才是最大的幸福，也是心灵的最大安慰。
转年，1973年1期《华北民兵》，又发表了我的这十七幅连环画《孟祥军》。该刊的美编黄驾宇先生在编这部连环画时，看到了我的黑白画作品《备课》，对我说:“目前中国画创作复苏，你能否改画成中国画？本刊将刊发彩色封面。”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酷爱中国画，但我的创作已停笔八年了，早就想画，可如何才能画好，心里没底。为此，我远上天津，求教母校老师。从“文革”开始到1973年，美院老师恢复中国画创作的时间也不长，他们听说我的事，非常支持。著名画家孙其峰先生，青年画家陈冬至先生，都亲自动笔相助，使我的中国画作品有了新的提高，终于圆满完成任务。1973年19期《华北民兵》彩色封面，发表了我的第一幅中国画作品《备课》。
争来的时间
1976年冬，我参加地区赴宁晋县农村工作队。当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专业上却一事无成，宝贵的青春年华被无情的政治风雨冲洗远去；而眼前这谁都可以干的农村工作队，又无情地夺去了我即将恢复创作的画笔。面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我满怀苦闷彷徨的心情，又能给谁诉说？
那时的宁晋县县委书记刘荣惠同志，是60年代初的老大学生，常到我们工作队所在村蹲点。他理解知识分子的处境，得知我想搞专业的愿望后，立即表示可以让我到县招待所画画不必再管村里的工作。1977年麦收后，我利用招待所之便，备齐笔墨纸砚，铺上摊子，大胆地画起中国画来。
那时节，“文革”刚刚结束，因此仍然还有诸多思想禁锢，连花鸟画都没有彻底解放。但是，画红梅、修竹、泰山、长城等已可以了。对我来说，这就很可满足了。我十分珍惜这次争来的机会，虽只是为招待所布置房间做画，也仍然按搞创作的要求严肃认真的对待。我分秒必争，尽力多画出些作品来。通过半年的实践，我的中国画创作水平，迅速恢复和提高，心情极为舒畅。这为日后从事中国画创作，也打下了良好的开端。1978年，报纸上开始发表国画作品。我的花鸟画作品《荷花》、《芭蕉小鸟》，首先发表在《河北日报》副刊上。接着，1979年《河北工农兵画刊》发表了花鸟画《丝瓜》，1982年第6期《河北画报》彩色封面发表了我的花鸟画《雪梅》，在省内产生较大影响，标志着我的花鸟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北京展览
1980年，我加入省美术家协会，后任理事。1981年，我调到邢台地区文联工作，同时兼任文学刊物《百泉》(《散文百家》前身)美术编辑。这一年，我还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并任理事。1984年，我任文联副主席，仍做专业工作。至此，我才真正进入文艺界，开始真正从事我的美术专业工作。
80年代，是我甩开膀子大干的年代。大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也舒畅了。按常理，三十而立，人过四十，更应该事业有成；可我从毕业之后，一直游离于专业之外，直至如今才能理直气壮地搞专业，才刚刚进入文艺界门槛。思想起来，真令人感叹！好在，起步虽晚，总算盼来了好时代，现在补课，为时不晚。我决心倍加努力，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艺术大师齐白石说:“画者，寂寞之道也。”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向前人学习，向今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艺术是长时间磨炼出来的，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
自从有条件全身地投入绘画创作以来，可以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心里总是有一种紧迫感。要学习传统，学习前辈大师之长，研究中国画的创作规律；又要向当代名家学习，尽可能多学习他人之长；同时，还要不断地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真是做不完的学问，干不完的事。
艺术贵在有我，一定要走出前人的圈子，开辟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面貌。
如果说，70年代只是借其他工作之便，顺便深入生活，并没有结合创作实践的条件；那么，80年代则是自觉地为绘画创作深入生活，其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进入80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有外出活动。登泰山，攀华岳，走青城，观峨眉，川江蜀水过三峡，黄山风光入画多。为画梅花，我曾亲赴南京梅花山，到无锡梅园赏梅:为画荷花，我也曾远上洪湖观荷。大自然无尽的丰富营养，滋润了我的绘画，开阔了我的视野，启迪了我的艺术情感。这都是课堂上、画室内得不到的宝贵财富。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王国。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都是野生，在大自然中随意生长，高大，壮美，气势恢宏。尤其是西双版纳的一品红，还有大理野生的仙人掌，那鲜明的个性，那雄浑、粗犷的多姿多态，令我画意油然而生。它不但扩展了我的绘画题材，更大的收获是大自然对心灵的触动。以真情实感去讴歌大自然，是情感的升华，有了情感的升华，才能有艺术的升华。
80年代后期，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的花鸟画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逐渐追求个性，创出自己的风格面貌。1987年、1989年我分别在省会石家庄和深圳举办了画展。虽然这两次画展都是与别人联展，我个人的绘画作品规模不大，但能把几十年心血铸成的绘画作品展示于观众面前，仍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我，远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艺术水平。通过画展，更使我开阔了眼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但也更增强了我奋发向上的自信心。我决心更加努力，争取进北京搞个人画展，到水平高的“圣人府”检验我的作品高低。
1990年6月，我第一个个人画展终于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宋任穷同志参加了开幕式，著名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王琦先生，亲临展览指导。首都新闻界、美术理论权威数十人参加了座谈会，首都十家报刊发表了报导和作品，中央电视台做了新闻报导。展览初获成功。
难圆的出书梦
出书是总结学术成就的标志，既然终生为自己的事业做了付出，谁不想看到成果？出书，往往成为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出书难并非始于今日。多少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知名人士，因有生之年未见到自己的著作而留下遗憾，并非因他们水平不高，个中原由，谁能说清？
我也想出书。进入90年代，这个欲望时刻萦绕心头。我没条件出书。在计划经济时期，论资排辈，连出书的梦都不敢做；改革开放以来，出书的机会多了，可我没有资金。命运没有安排我在中心城市或沿海城市，更没有权威文艺部门的岗位，蛰居小城，无名之辈，岂敢设想出书？何况，出画册要比出版文字书难度大得多。
但是，我是敢于和命运挑战的人。我深知，自己身居小城，没有地利的优势，无职务之便，若想在文艺界混出点知名度，将是十分艰难！面对命运的安排，我虽无力回天，但通过奋斗，总会有所改变。我相信，作品是有标准的，不管你在南京还是在北京。艺术水平的追求，没有地域的局限，就看你视野有多宽。
自进京举办个人画展之后，1990年，我的作品入选“全国第六次新人新作展”；1991年，我在天津举办了个人画展；1993年，我的作品获“北京国际书画博览会“优秀奖；同年，我的作品为天安门城楼珍藏；1994年，我的花鸟画《情系南北》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报纸和美术专业刊物《美术》、《中国画》、《国画家》等，都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和评介文章。1993年，我的专业技法著作《怎样画木本花卉》，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书虽小，毕竟是正式出版物。每当我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到我的这本小书时，心灵上便得到一个小小的安慰。
出版画集，谁都知道经济压力的分量，可我感到大的压力是作品的水平。出画集是长远的事，一旦把画作变成印刷品，再想改变就不可能了，后悔也来不及。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求新求变，因此必须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进入90年代，每年我都要有精心创作的作品，加上要搞画展、要出画册，压力很大。但是，只要有锲而不舍的追求，压力必然会变成动力。有了大目标，高追求，必定会有高水平的作品问世。
1998年，我五十八岁，以我的五十八幅作品结集出版了《李智纲画集》。画集并不高档，可它是五十八年人生历程、三十年绘画生涯的一个小结，是长时间辛勤耕耘、执着追求的小小果实。相比前辈老师留下的遗憾，我算是幸运者。画册出版了，在社会上有多大影响，提高多少知名度，不必去管，管也管不了；下个目标是什么，何时再搞画展，还要不要出画册，也并不很清楚，只是觉得下个目标会更难。如同最后攀登珠穆朗玛峰，每前进一步，将比已走过的路要付出更加数倍的努力。而能否实现目标，或是会不会被狂风暴雪吹倒，则要看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能否相辅相成。但无论如何，我的信心是十足的。我想，这应当是成功的最起码要求。
作者简介：李智纲(原名李志刚)，男，河北威县人，1940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现任河北省邢台市文联副主席，《散文百家》编审，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