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张骞的凿空之行，打通了中国与西域诸国的交往路径。这条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西域、非洲和欧洲的商贸之路，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丝绸之路历经千年沧桑，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激荡、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丝路文化。它融汇了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绿洲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文化特征，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簪花仕女图
簪花仕女图中的拂林犬
一只宠物狗从东罗马跑到了中国。
这是一只不太被人注意的小狗。它被画在一座五代时期的墓室墙上。在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内容的画面中，它正扭头仰视一名女子。它是一条黑狗，间有白毛，四肢矮小，体胖，嘴尖，一望即知，是一条深受宠爱的宠物狗。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西工区苗北村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发现了它。而在发掘简报中，它并没有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甚至没有给予适当的说明。
这是一只什么品种的狗？它迥异于中华田园犬的长相，引起考古学家的好奇心。她翻阅大量文献，比对了众多考古资料，最终将它认定为“拂林犬”。
这种“拂林犬”是唐初由高昌国进献而来，但它也不是高昌国原产。据《旧唐书》，高昌国所献雌雄两只狗，高仅6寸，长不过尺余，很是聪明，据说能“曳马衔烛”，高昌国进献时也说明了这种狗原本出自“拂林国”。“中国有拂林犬，自此始也”。
在《酉阳杂俎》中，还记录了一个杨贵妃观棋的故事，说唐玄宗将要输棋，贵妃便让小狗去捣乱，玄宗“大悦”。书里写的这种小狗名为“康国猧子”，意即从康国进献的小狗。
学界多认为“康国猧子”就是拂林犬，陈寅恪甚至认为它就是后世所称的哈巴狗。
自唐初进入中国后，拂林犬渐渐增多，像开国男爵、唐都督鄯州刺史元师奖家、章怀太子家、韦氏家族成员韦浩家，都曾养过拂林犬，他们也十分喜欢这种聪明的小狗，所以在死后，都将它绘制在墓室壁画上。
此外，四川名伎薛涛、河北洺州刺史卢顼的表姨，都养过或见过这种小型宠物犬。可见，唐朝中后期，这种宠物狗渐渐走进士绅之家，不再为皇家贵族专有。
唐人有《醉公子词》：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来。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考古学者对猧犬或拂林犬形象的认定，让我们还原唐人生活细节变得更为具象。
那么，拂林国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而康国位于中亚的撒马尔罕，是东罗马帝国到中国的重要中转地。商春芳介绍说，从东罗马帝国要到达中原，有一条历代必经的丝路通道：经中亚的康国，再到高昌，然后才能直至中原。所以这种小型宠物犬，无论是康国所献，还是高昌所献，犬名虽有不同，但最大可能都是出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拂林犬”。
当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动物，狮子、大象、长颈鹿等等，还有很多。
一只狗，从欧洲跑到了中国；同样的，有一头牛，也从中国跑到了欧洲。
意大利画作《好政府的寓言》模仿了中国的《耕织图》
欧洲模仿中国的犁耕皇帝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一座名为锡耶纳的城镇的市政厅内，挂着一幅超大尺寸画作《好政府的寓言》。这是欧洲绘画史上风俗画的代表作。它以锡耶纳城的实景为环境背景，以政府理想的施政目的为内容，呈现了一幅秩序井然、繁荣富饶、和平吉祥的生活图景。
在这幅画作上，除了关注城市生活，画家还画了大篇幅的农村生活场景，其中便有一头正拉着犁的牛。日本研究者田中英道认为，很明显，这幅意大利画作部分模仿了南宋的《耕织图》。
意大利的这幅画作是14世纪的作品，绘者是著名画家安布罗乔·洛伦采蒂。他大约在1290年出生，1348年去世，所处的年代，换算成中国的纪年方式，正是元代。
一头“产自”宋代的牛，怎么会在700多年前的元代，跑到了意大利一个城镇的市政厅的墙上呢？
中央美院教授李军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其著作《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中，他认为，蒙元帝国不光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还带来了欧亚的整体性和世界的新秩序。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频繁交流的过程。李军在其著作中写道：“蒙古征服全球的狂风巨浪，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使东西方相互隔离的藩篱，”“更多的商人，在马可波罗的传奇和裴哥洛蒂的《通商指南》的指引下，蜂拥般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而各种版本的《耕织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了欧洲。这头正在耕地的牛也从中国的江南被带往了意大利，最终站在了锡耶纳市政厅的墙面上。
这只是对画面的简单模仿，而在300年后，欧洲一些皇帝也学模仿起了中国皇帝的躬耕。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会在某一天扶犁亲耕，并绘制成画卷。这个场景传入欧洲后，法国王储也学着在皇族成员和农民在场见证下扶犁耕地；德国的约瑟夫二世，在路途中，亲自请求一位农民，让自己来耕田。欧洲的皇帝们也将亲自耕田的场景做成铜版画或雕塑，大为宣传，他们希望借此促进农业经济的改善。海德堡大学历史系学者苏珊·里希特认为，“中国犁耕皇帝的示范，对欧洲这一新的统治观念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这些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不仅带给人们物质上的富足，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彩陶骆驼载乐舞俑
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唐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廉(字庭诲)墓中。胎质为高岭土，质地洁白且坚硬，釉色莹润。驼高59厘米，器物整体人物塑造比例适度，生动表现了唐代汉、胡文化娱乐生活。三彩陶骆驼载乐俑以其精美的造型、艳丽的色彩、逼真的形象而为世人所注目。
我国传统乐器中的琵琶和笛子均来自西域，三彩骆驼背上的乐俑手中所持乐器亦有琵琶、笙、和笛子，这些都与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艺人来到长安献艺，以及唐初几代皇帝重视乐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