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64老知青的回忆、一
安宁64老知青的回忆
——回眸60年
记葡萄桥文艺组
缪以煊,赵浣华
1964年9月,我们从昆明第八中学到葡萄桥下乡的同学共5人,还有一个从街道办事处安排来的小女孩--李树芳,年纪还小,像个孩子。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六人中,刘家麟、肖玉德、胡昆雄喜爱文学和绘画,缪以煊、赵浣华两人在学校就是文艺方面的活跃分子,平时嘻嘻哈哈,自然性格外向开朗。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告别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对于农村单调、枯燥的日子,我们大家都十分不习惯,这也让我们萌生了要想办法把农村的业余生活活跃起来的冲动。
64年昆八中下乡同学留影
我们和村里的年轻人认识后,便发现这些可爱的小伙伴,甚至中老年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他们会唱很多山歌、小调、花灯,特别在插秧、割谷子的大忙季节,一田的山歌,一坝子的小调。小伙会换上心爱的褂子,姑娘和小媳妇们穿上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换上色彩鲜艳的围腰,边拔秧、插秧或挑秧,边你唱我答的对起调子来。这时,附近工厂、铁路上的青年工人,也三五成群地来到大田边,和村里的姑娘、媳妇唱山歌、对调子。这些山歌小调或优美、或粗犷、或含蓄、或直露,有的道出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的追求;有的则是打趣、互相戏谑,歌声伴着笑骂。这对于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来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然而,我们也不甘寂寞,不会唱山歌小调,我们就唱《社员都是向阳花》、《请到我们山庄来》.《地道战》、《打靶归来》等,这些具有时代感的歌曲,或激昂高亢,或优美动听,农村的小伙伴们对这种有别于传统花灯小调的"好听得很"的美妙弦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在劳动之余和晚间,在我们的"家"里,随着同学们的琴声和歌声传出,一群群姑娘小伙和娃娃来到我们家里,他们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弹琴,听着唱歌。冲动一些的年轻人还会扯起嗓子跟着唱,即便是唱"左”了,也絲毫不影响他们学习的劲头。很多青年非常直率地要求我们,每天晚上教他们唱一支歌。
由此,我们深切感到,农村青年和我们一样,不愿禁锢在沉闷的环境里。他们同样需要文化交流,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需要健康有益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来陶冶自己的性情。过去,只是苦于没人去组织他们,教他们(全村只有小学毕业生七人)。现在下乡来的学生就在村里,他们的会唱会跳,又热情,正好当个小老师,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你教我学,这不正是瞌睡遇着枕头,皆大欢喜么。
肖玉德、赵浣华、缪以煊、胡昆雄在葡萄桥村前留影
肖玉德、赵浣华、缪以煊、胡昆雄在住房前留影。
昆明学生(当时还没有"知青"这个称谓,乡亲们都习惯称我们"学生")的到来,给沉闷的小山村带来了清新多彩的文化氛围和丰富业余生活的空间。从此,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山间丛林,亦还是河边溪旁,都会时不时传来欢快而嘹亮的歌声。寂静的小山村变了,变得越发生机勃勃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家太小了,容纳不下村里的孩子和年轻人。生产队十分支持我们开展文娱活动的想法,将生产队堆放农具、粮食的公房腾出一半给我们作为活动场所。当夜幕降临,便会看到星星点点的火把在移动,听到青年们边走边唱欢乐的歌声。还不到活动时间,那半间公房就被来的人坐得满满当当的了。活动中,我们除了教青年们唱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外,还有意识地为他们改编山歌小调的新歌词,如原来青年们爱唱一首"砍柴莫砍包枝儿枝,跟汉莫跟老倌儿倌,半夜三更亲个嘴,胡子戳着腮墩儿墩。"我们根据曲调,把内容改为"天上星星亮晶晶,扯块花布绣手巾。右边绣上毛主席,左边绣上总司令。"或者干脆教他们新词:"大田栽秧两头来,小秧綠后谷开花。田地要靠众人盘,果树要靠众人栽。"由于歌词通俗,容易上口,自然比那些唱了多年的老掉牙的旧词受欢迎,我们与全村男女老幼的思想感情也进一步融洽贴近了。
缪以煊,胡昆雄和农村青年在田间
田间休息
掼谷子
秋后,我们成立了葡葡桥文艺小组,这是全县第一个知青和农村中青年相结合的演唱小组。积极分子有曾经在县上学过"唱灯"、见过世面的老把式"马车司机"陈兴文,以及爱唱花灯的村姑马琼仙、李桂芝等。开始,我们排些传统花灯剧,是老陈他们口传心授学来的调纲戏,没有固定的唱词和对白,内容也很陈旧,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于是我们就上昆明找来些农村题材为主的现代小戏、独幕话剧剧本,利用晚上活动时间,排出了花灯小剧《送肥记》、《四块腊肉一只鸡》,以及方言独幕剧《向北方》等一组节目。花灯曲调我们不熟悉,就请老陈他们几位"老花灯"配曲和教唱;对不识字的青年演员,我们就一句一句边讲意思边教念台词。不懂如何导演,我们就买了本《怎样导演小戏》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何导演的书来边学边导、现蒸热卖;服装道具全是由我们自做,乐器凑了两把二胡,一个文子林铃琴,连戏中武打的场面都无法排练。但大家兴趣很高,很团结,决心要排好演好,要露露脸就能给观众一个好印象。节目排好后,我们就在村里正式演出了。没有舞台,我们就选一家正堂屋稍宽的农舍,把屋里的东西收拾归拢一下,点上一串马灯,就成了一个“小小的舞台和剧场”。全村老少闻讯,晚饭后,自己就抬着小凳、草墩坐在天井里观看。真没想到,第一次演出,就满满一天井观众。尽管我们的演技很笨拙,唱得很差劲,妆也画得特难看,有的台词还不熟,可是大爹大妈见到自己的子女在台上表演,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场完了还热烈鼓掌、议论。"演员"们受到观众的鼓舞,越发卖力、认真。整场演出深受全村群众的喜爱,接连几天,人们都在议论和赞扬。不少老人说:“这些学生娃娃来了以后,把葡萄桥的姑娘儿子教得像八哥一样会演会唱了!"之后,我们又演了几场,葡萄桥文艺组受到了象石大队党、团支部的重视。
1965年,葡萄桥团小组被评为优秀团小组。群众都把我们的这些活动称之为"葡萄桥文艺"。
演出剧照
文艺队乘翻斗车到外村演出
葡萄桥文艺的出现,在大队引起了轰动。本大队地处山区的三个小队七孔山、下凤凰、上凤凰村的队长,都先后邀请我们去演出。能被邀请到外村进行演出,无疑使文艺组全体同志受到鼓舞,成为一种动力。大家收工后,互相催促着吃完晚饭,背上乐器、行头,拿着手电就上路了。七八公里的山路,大走得大家气喘嘘嘘。进了村,休息都来不及就赶紧化妆、布置,准备演出。上凤凰村的村民们把各家的马灯、油灯都集中起来,这样的舞台灯光,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到七孔山演出时,他们借来两盏气灯,算是最豪华的了。每个节目演完,由该村青年带头,都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时,已是夜间十二点多。全村老小提着灯,送我们出村口,队长和一些青年,将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高兴地说:"变人到现在,才看到在自己家里演的戏,扎实爽心啰!"临别时,队长希望我们再来演出。他反反复复地说:"你们演的现代戏,又好看,又有教育意义,比我开几十次会都强”。
1965年元旦,葡萄桥文艺组代表象石大队和修建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新建铁路管理处联合组织了"职工、军民新年联欢晚会"。面对上千的观众,我们文艺组的小伙子、小媳妇、大姑娘,包括我们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心儿怦怦跳,腿在"弹三弦",有几个"演员"甚至抖得瑟瑟不知所措,手老拿不住化妆笔,或者脚老套不进服装的裤筒里。哎,从露天的小土台一望下去,这么多人,有认得的,有认不得的,还有这么多的解放军、工人。有几个调皮的小伙子还向着你眦牙裂嘴……面对这有生以来的头一遭,我们互相鼓励、打气。左遍右遍地背台词。经验证明,只要台词熟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在部队给予的热烈掌声中,我们终于成功地演下来了。这次演出影响了临近的大队,受到了其它村寨社员群众的夸奖和赞赏。特别是没有知青的队更是羡慕不已:"瞧人家葡萄桥真是露脸,要是我们村的人,拿牛拉都拉不出厩门。今后下知青,我们硬要争几个来。"
闯过这一关,大家更有信心,劲更足了,接连又排了几个现代小戏。葡萄桥活跃起来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从城市带来的先进、健康、文明的文化在洗涤着愚昧、落后和丑陋的习俗。
到了春节,安宁县文化馆专门安排我们在县剧场演出。这天,全村人喜气洋洋,队长派出了队里所有的小马车,载着"演员",载着一同前往的社员群众,一路欢笑,一串歌声开到了安宁县城,向全县人民汇报,向全县人民拜年了。
1965年9月,在"昆明市上山下乡总结大会"上,葡萄桥知青以"在下乡插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一年中,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劳动中刻苦锤炼。虚心为贫下中农服务,並积极开展业余文化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取得显著成绩,受到表彰,被评为先进集体。
回想在安宁奋斗的岁月,我们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了我们的第二故乡。在安宁,我们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在平凡的生活道路中踩踏出不平凡的足迹。我们就像点缀在广袤大地上的一丛绿草,虽然它们平凡致极,但却不忘扮靓美好生活的初心,并始终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当年的豪情与欢欣,将在我们的记忆里永存。
排练节目
乐队排练
自编剧本《土药厂》演出剧照。演员分別是缪以煊、赵浣华、董启南。
几十年后,缪以煊成长为著名昆明方言相声演员,昆明曲艺家协会主席、云南省第三届曲艺家协会主席、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艺术生涯就从葡萄桥村起步。(注:缪以煊于2013年10月8日因病逝世,64老知青都深深地怀念他这个泥土里拱出来的笑星。《记葡萄桥文艺组》一文由赵浣华改写、修定。)
2005年7月葡萄桥知青王琨祥与尹忠福、张翠兰老俩口合影。远处是葡萄桥村。
从葡萄桥远眺骡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