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父亲
今天2024年4月11日，又是父亲的生日。
一年前，在殡仪馆，当看到火化后的父亲已变成皎皎白骨，我真想大喊，那血肉呢？那双眼睛呢？触摸到父亲头骨是那么的不真实，不真实。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昨晚，十点，春夜恬静。我又打开我整理归纳多次的父亲遗留的各种材料，拿着放大镜阅读父亲潦草且有形体的文字。抚摸着各种杂乱无章的草稿纸，各个年代的日记本，笔记本，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很近。可当我看完一段，把它们再放入书柜，我又觉得我离父亲又很远很远。。。
这是本小学生使用的作业本，里面记录了父亲的生活片段和心历路程。我看过几遍，却没注意，笔记本的启用日期竟是父亲68岁生日那天：1992年4月11日。32年过去了，我又走近了父亲，又走进了父亲的心灵。
1937年9月的一天，50多户的屈家庄的人们在议论，闫马迷家的大秃儿抗日去了，家里老人怎么劝也不回来。。。关于这件事，父亲是这样描述的：
“1937年8月的一天，我与同村的几个孩子跑到了长治市第四中学，我曾在这个学校的后院割过驴草。我们报名参加了‘山西抗日民族革命大学第六分校’。校长是阎锡山，副校长是廖鲁言（共产党党员，解放后曾任农业部部长）还有一个共产党女领导叫刘湘屏。
那时，我多少知道一些时事，这个学校是共产党帮阎锡山创建的抗日学校。记得当时在场的有两三千人。分为工农队，学生队，妇女队。小学生文化的分在工农队，初中文化分在学生队，我自然被分在工农队。随后，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廖副校长大声宣布：愿意抗日的站到这一边来，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全校学生一分为二，但大部分都站到抗日这边来了。那个学生队大多数是富家子弟，很少站到抗日这边。妇女队也有一部分回家了。学校当时给我们发了两个大手榴弹袋子，用绳子扎在一起挂在脖子上。
弟弟士奎从家里给我拿来一条被子和一双布鞋。当天夜里就向南太行山出发了。
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是多么羡慕那些能上高小和初中的孩子，能够继续求学该有多好。每当看到他们穿着童子军服装打着洋鼓，吹着洋号招摇过市时。我不禁相形见绌，破衣裹身，蓬头垢面，兜里没有一文钱。我的出路在哪呢？我曾几天不回家在外游荡，看到有钱的商人，戏子，军官在长治城大饭馆里锦衣玉食，挥金如土，可我上哪弄到一顿饱饭，穿一身新衣呢？
在长治东大街一处大院落里，看到里面有当兵的来回忙活并拴了许多骡马，我走进去问他们要不要人，说我会喂牲口。他们收留了我。忙了一个白天，晚上，住进了一间十几个人的大通铺房间。周围的人都穿着军装，横眉鼠眼的，没好人样。我有些害怕，想起白天就是这样的兵在大街上欺负小商小贩流浪汉的。干了三天，我就跑回了家。。。。。。
现在，我参加了抗日革命大学，是革命大学的学生，我浑身都是劲。冥冥中我找到了出路。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学校队伍都是昼宿夜行。我脖子上挂了两个大手榴弹，背着背包，从来没有这种长途行军经历，疲惫不堪。行走了150多里地，学校在高平县扎了营。清晨时分，我们正围着炉子做饭，忽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接着就是机枪向地面扫射的恐惧声。我按照几天来学校的基本训练，迅速躲进一处高墙角里。周围都是浓烟和土灰，看不清有几架飞机。飞机第一轮轰炸间隙，我们快速向城外撤退，一路上看到炸死的老百姓和牲畜的尸体，还有街边破碎的店铺。。。也有些胆子大的人在枪店铺里的货品。在城西门集合时，我们这个近800人的工农队仅剩下100多人了。我们班长说，很多人被吓的开小差了。我们这个班长曾在阎锡山部队干过，很冷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馒头和饼让大家吃。可我们受了惊吓，哪里吃的下呀。
傍晚，我们剩余的队伍越过高平县继续继续向南走。在乱哄哄的队伍中，我看到了邻居杨根泉的表叔，他是学生队的。他告诉我，我爹让我回去，说外边太危险，一个小孩子家能有什么用。回家有一口饭给他吃。我跟杨根泉的表叔说，我不回去，我要跟这个学校走。”
读了这些文字，我眼睛有些模糊，我在想：一个14岁日不饱食，衣不遮体的孩子，身历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没有被吓到，选择继续前行。在没有任何人指导下，这个孩子选择了廖鲁言，刘湘屏两个陌生人作为他的出路向导。父亲的基因到底隐藏了什么样传承！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一个瘦弱的，破衣烂衫穷孩子，我的父亲，揣着一双布鞋，背着一条旧棉被，脖子上挎着两个简陋的手榴弹，义无反顾的跳入民族大义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