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
“喂，你好。”
“你好，袁宁。”
“……你……是？”我犹豫着把问号说出来。
“听不出来我是谁吗？” 似曾熟悉的声音，记忆的潮水从远方向我涌了过来。
“你可能早已忘记了，我是方军。”
真的是他？
“怎么？没有把你吓着吧？”
“呵呵，会吗？我在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
“怀疑我的能力？”
我似乎看见当年那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还是那样，咄咄逼人。”
“还是那样？那你是说我一向是咄咄逼人的了？我逼过你没有？”
嗨，我怎么慌不择言，把自己逼到死胡同了？
“我准备到Y城来，欢迎吗？”
“当然欢迎。”
“88年我到你们家去过，你不在家，阿邓跟你说了没有？”
“说了，我一回家他就说了。”
我想告诉他，那天晚上我病了，否则我会去看他。可是这种解释显得有些做作和虚伪。 …… ……
“好！一言为定。到时和几个老朋友聚聚。”
“好的，再见。”
“再见。”
老朋友？再见？这最最普通的两个词对我和方军来说可真是难得。我们当年是僵了很久没说一句话分手的同事，是的，只能用同事这个词来定位我和方军的关系。当然，现在我们又是老朋友了。
时间，真是个滑稽老人。
我不记得方军来我们家是哪一年，但是我记得是个冬天。
那天，我到市里开会，散会后已经打算回家了，一起开会的几个其它单位的同行说：难得一聚，中午别走。我一直后悔自己太没有主心骨，就这样留下来了。
下午回家时碰到一场大雨，当我冒着雨冲进家门的时候，阿邓眨着眼睛对我狡诘地笑道： “你猜，谁到我们家来了的？” “谁？” “方军。” “方军？不会吧。” “真的。” “什么时候？” “中午。” “中午几点？” “大概一点多钟。” “他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小胖子他们几个人把他引来的。”
我一句紧逼一句。然后神经质的环视了一下房间，紧张地把桌上的装饰品移移，沙发巾拉拉，好像马上要有重要首长来参观考察一样。
我向阿邓追问着一点点细末之处，比如，他问了什么，你怎么回答的；他都进了哪几个房间……我责怪阿邓：我不在家，你也不把房间好好整理一下。 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象电影和小说里的情节一样。要知道，方军恨我是恨到骨子里了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到他调走。而且，有人曾说是我把他气走的。以方军那个脾气，他竟然会主动到我们家来？我简直怀疑阿邓在和我开玩笑。 我算了算，如果我散会直接回家，肯定会碰到方军。唉，怎么偏偏今天开会，偏偏要滞留一下午呢？ 感觉有些发冷，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阿邓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在发烧。你先吃点药躺下，我去熬点生姜红糖茶。”他对我一直都很体贴。
发汗了。我把手伸到被子外面，阿邓坐到床边，把我的手塞进被子里。 “方军还没走。” “没走？在哪？” “在小胖子家打麻将。”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现在晚了吗？你想去看他？” “我要是没睡下来就过去看他。” “那你现在还可以起床再去。” 起床？外面下着大雨，烧没有退，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太狼狈了？再说阿邓会怎么想？ “我躺一会再说。” 不去真有点不甘心。 烧得不高，可就是不退。昏昏沉沉的脑袋里，十多年前的往事东一片西一片地浮上来。 “几点了，我想起床。” “怎么，旧情复燃，迫不及待了？” 阿邓终于开始讥讽我了。 “别说这些，你们谁也没方军对我的感情深。” “你一直这样以为？” “谁会为我瘦十斤二十斤？只有方军。” 一句话脱口而出，我有些清醒了，这不是让阿邓以后挖苦我更有口实了吗？ 不曾想，他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以后从来没有用这句话和我开玩笑或者拌嘴。
那一年，我招工进了地区盐厂。 如果不是这次招工，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在我的档案里有一份黑材料。多次招工我都过不了政审关，大城市是回不去了。不得已通过亲戚找关系才进了当地的盐厂。亲戚告诉我们，档案里有一份外调材料：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定案，怀疑特务。 父亲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又从台湾跑了回来。这段历史虽然老实交代了，可是文革中重新翻出来，谁能证明他不是派遣回来的？特务嫌疑即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父亲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一点，现在变成文字躺在我的档案里却是全家始料不及的。父亲说：“特嫌比特务更糟。”永远没有结果的调查和没有定案这几个字，使一个又一个房门在他的儿女面前紧紧闭上。 父亲叮嘱我：“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档案里的事。只要不犯错误，很少人翻档案看，领导上要调查那是领导上的事，你填成份还是象从前一样填职员。” 从此，只要填表我心里就发慌。
到了盐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年轻人，个子很高，有点胖，是那种很结实的胖，浑身上下好像是用“刚劲”这两个字拼起来的。眼睛不是很大但很亮，眉宇间渗透出一股英气。他说他叫方军，然后发给我们一张张表格。一进厂就是填表，我的心立刻提在了半空中，偷偷用眼角扫了一下四周，找了个角落写起来。手似乎在发抖，我尽量屏住气，默默告诫自己沉着、冷静。好像我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似的。
我不想让别人看着我填表，可方军偏偏走到我的旁边站着。他还告诉我他和我出生、成长在同一城市，只是他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哦，难怪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厂长在新职工座谈会上豪情满怀的说道：“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无往不胜，我们创造了真空制盐法，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制盐工人的痛苦生活。” 为了让我们永远牢记过去制盐工人的阶级苦，盐厂特地在真空车间和食堂之间的空地上挖了一排地下炉，上面放了十口大铁锅。盐厂每招进一批新工人，都要先到土法制盐去忆苦。等下一批新工人来接了班，再去思甜。至我们进厂之后招工就停止了，于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直承担着旧社会工人阶级代表的具体形象。
土法制盐棚就象一个蒸馒头的蒸笼，火炉和铁锅就在我们脚下，站在铁锅边铲盐锅巴，一阵阵盐水蒸汽扑面而来，又热又闷。沸腾的盐水还会象煮稀饭一样瀑出来，这时把淘米水洒进去，盐水就平静了。真是一物降一物。
土法老师傅经常让我和另外一个新工人去抬淘米水，这样可以到外面透透新鲜空气，还可以偷偷懒。
饭厅里正在布置大批判会场，方军带着几个人在忙着挂横幅标语。我穿着土法里必须穿的橡皮工作裤，脚上套着胶鞋，更显得人委委琐琐，从他身边走过时，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我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标语横幅，“砰”地一声，我吓得直往后退。 “还走？停下！”方军一声令喝，我才清醒过来，狼狈地呆在那里。 原来我把他们装墨水的钵子踩翻了，看着一串黑色的脚印我手足无措，同伴也痴痴地看着我。 “去提点水来。”方军指着淘米水桶吩咐我的同伴。 水来了，我把胶鞋放在水里荡了荡，方军已经弄了一个拖把在拖地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想接过来。 “算了，你去看看这几个字怎么样？横幅的两边是不是一样高？” 我很疑惑地看着他。 “不用看我，我的两个肩膀肯定一样高。” 脸上一阵发热，我的眼睛不知看什么才好。 “你的字写得很好。” 我的字？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看过你写的字。” 看过我的字？难道他看了我的档案了？我的脸通的一下红了。 文革中，我倒是又抄大字报、又写标语的，那时候我是在虔诚的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管自己的水平怎么样，勇往直前。 现在，我是个特嫌的女儿。
“袁宁，看看这边是不是太低了点？” 方军已经爬到了梯子上。 我一下子惊醒过来，赶紧往中间一站：“再高一点……还高一点点，好，好。”
盐厂有个颇有点传奇的老乡叫姚建华，是66年文革前夜分配到Y城的中专生。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打回老家闹革命，要求重新分配。因为是造反，是推翻文革前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手续都是一路绿灯。可是关键的地方卡了壳——公安局瘫痪了，户口问题得不到解决，一切都等于零。 不过，文革给姚建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凭着肚子里的墨水，凭着两张薄薄的嘴唇吐出的连珠妙语，还有鼻梁上那副不算很深但凭添了几分书卷气的眼镜，加上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成熟和小小的韬略。杀回母校不久，姚建华就成了一群学妹崇拜的偶像。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最后是户口本没弄到，结婚证拿在了手上，而且娶到了人人仰慕的校花。
十来个老乡中，姚建华年龄最大。毋需置疑，他在这群老乡中也是中心人物。因为他的才气，因为他的沉稳，也因为他已婚，大家——特别是女孩子，更觉得他值得信赖。 秋莲和金芳是在我之前进厂的，她们带我到姚建华那里去玩过几次。除了老乡，整个厂里人人叫他姚师父，可是方军他们个个小姚来小姚去的，连比我小的秋莲和金芳也是如此。我不敢叫小姚，也不怎么敢说话，我喜欢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吹牛。
有一次，他们聊到交异性朋友，谈兴正浓时方军却叹了一口气：“找个老婆很容易，找个爱人却很难。”
对男同志而言，老婆不就是爱人，爱人不就是老婆吗？我细细地琢磨着这之间的不同，很欣赏这句话的独到之处。
邱立平不以为然，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你象喝了蛮多墨水的，喜欢咬文嚼字。一句话，要有共同语言，志同道合。”
“我的要求不仅仅是这点，我要象马克思一样，找一个像燕妮那样的，革命的伴侣，事业的助手。”石破天惊，屋子里的人都被他的豪言壮语镇住了，“我最喜欢马克思的致燕妮的最后一段： ‘如果我有雷鸣般的嗓音，如果我有说仙语的神通，那么，我就要用明如闪电的文字，向全宇宙对你宣布爱情……’”
狭小的屋子里如同有雷电划过，空中闪着爱的誓言。
过了好一会儿，邱立平斯条慢理地说道：“同志，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
“我早就想过了，我的理想达不到，绝不委屈自己。如其找个小女人一天到晚在耳边唠叨，倒不如找个乡下女人。”
“找个乡下女人？”小胖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是呀，找个乡下女人。她每个月除了找我要点生活费，别的不管我，等儿子长到七岁，我就接到身边来上学，好好培养。”
方军说这话的神情，好像他的儿子已经长到了七岁，就在他旁边站着。 不同凡响的思维在我心底荡起一股激流，我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听他侃侃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