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是在江西省玉山县中学（江西省玉山中学）就读的。
1972年2月，我们来自南铁玉山采石场的十七名初中毕业学生跨进了玉山中学的大门，开始了二年半的高中学习。
玉山县五七中学历史悠久，原名“江西省玉山中学”，又称“玉山县中”，成立于1939年。成立之初为“玉山县立初级中学”。校址设在学宫（即孔庙，今玉山一中文苑学校）。1942年夏，因日寇入侵，学校先迁至县内横街，再迁至县内童坊；1944年秋，学校迁入现址张家花园（鸿园）。1953年，更名为“江西省玉山初级中学”。1958年开始招收高中生，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更名为“江西省玉山中学”。1968年8月，校隶属玉山糖厂，校名改称“玉山糖厂五七中学”，工宣队进驻学校，取消班级制改为连、排、班军事编制。1969年，学制由“三三制”改为“二二制”，初、高中均为二年制。1970年，校名改称“玉山县五七中学”。全校4个年级（连），18个班（排）。至1972年2月我们入学，校名为“玉山县五七中学”，时任校革委主任邱深泉。1977年10月，驻校工宣队撤离，学校恢复“江西省玉山中学”名称。1978年9月，学校分为两个学校，校本部为玉山一中，北门山分部为二中。
玉山中学作为传统老校和玉山县的最高学府，汇聚了玉山县最优秀的教师。他们当中有耕耘教育战线多年的老教师；有省城下放的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或江西其他高校的老师；有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名校的毕业生，真是兵强马壮，人才济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老师被抽调到各大学去任教了或当领导。文革后上饶师范学院的首任教务长杨德基就是玉山中学的老校长。学校的教学质量堪称一流，并且拥有着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与环境。正是因为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与工作热情高昂的教师团队，为在校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指导，让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受益匪浅。
学校管理严谨，教学氛围浓厚，是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的温床。那片肥沃的知识土壤培养出了大批德智体全优的人才，学校走出了数名两院院士和数以千计的博士、成千上万的硕士和学士；走出了多位省部级干部；走出了一众的专家学者。至今学校已跨越85载时空，成为广受称赞、校友遍布全球的一所高级中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玉山中学大门（网络照片）
现在的玉山一中大门（网络照片）
我们的年级组长张克典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兼我们的政治课。年级副组长汪熙尧是解放军通信兵学院的资深教员转业，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物理。他讲课从来不需要看教案，课讲得那是一个棒呀，后来担任了玉山一中的校长。年级开大会，两位年级组长上面一站，一股军威油然而生，下面学生鸦雀无声。
学校在我们入学的时候进行了摸底考试，主要是考语文和数学，我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我们热爱毛主席”。写文章我有优势，便一气呵成。考数学的时候，因为我给其他同学传递解题答案，被监考老师把卷子给收缴了，把我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被取消入学资格。结果有惊无险，我们南铁的学生被全部录取。
我们入学时的高一年级有七个班，到1973年9月，良种场中学、三湖中学的高中停办，学生并入玉山中学，高中二年级调整为8个班。
南铁17名学生入学分班如下：一班刘桂梅、彭美秀、刘送云；二班无；三班王锡良、王厚伟；四班徐建华、唐洪田、李建慧、龙广香、孙成英、吴秀萍；五班张守文；六班徐国华、吴新城、胡根秀；七班、许尚云、余美贞。
刚开学的时候，我分在六班，和我弟弟一个班，而且还坐在同一桌。班主任是林赛男老师（女），也是六班数学老师。一周以后，我调到了四班。四班的班长开始是邱少贞，后来调到六班去了，田骧元接任班长。
刚到四班时，班主任是范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是江西师范学院下放的老师，教学严谨，人却很随和。数学老师是柳老师，家住岩瑞公社龙琴大队（现在的岩瑞集市区），和我们南铁采石场相隔很近，是邻居。柳老师平常不苟言笑，上课时要求极严，尤其是对我们南铁的学生，让我们一点“邻居”的亲切感都体会不到。不久，由张老师来教我们语文，过了一段时间郑玉松老师来当班主任，教我们语文。郑玉松老师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到下镇中学去当校长了。郑玉松老师当了一个多学期我们的班主任就由陶崇敏老师来当班主任。陶崇敏老师毕业于江西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到内蒙古工作，才调回玉山中学当老师，教我们数学。陶崇敏老师一口北方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如果说普通话听不出来他是江西玉山人。上课的时候一双皮鞋擦得铮亮，在地上走起来“咔哒、咔哒”地响。后来也是玉山一中的领导。主要任课老师还有：物理周老师，三班的班主任；化学杨老师，上海人，五班的班主任；英语徐老师等。体育老师叶世荣是华东师大毕业，一口宁波乡音浓厚，对此戴学明一直念念不忘：“叶世荣老师的宁波普通话说得我捧腹大笑。特别是在点我名的时候。不笑才怪。”还有占耀庭老师也教过我们语文，诸葛老师教过我们地理，其他一些任课老师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们七四届高中毕业的400多人中也出了许多人才，在各个战线和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许多同学参军入伍，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用热血书写了青春。我们班就有朱发明、李先喜、徐兆明、吴汉明等同学参军参战。还有一些公众人物和高级干部，其中著名的当属三班的罗田喜，是国内、军内知名画家，国防大学教授，大校军衔。七三届比我们这一届更强，像他们那一届的黄建始、孙平、杨雨文等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
在新的环境里，在美丽的校园中，我自由地成长，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营养。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以后，我连续两年参加理科和文科的高考，成绩均在录取线之上，其中1978年的文科考试成绩名列玉山县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全靠在玉山中学打下的良好基础。
学习过程中也有一些趣事轶事，现在想想也是很有意思和好笑的。
那时候大家虽然都是高中生，但还是和小学生一样分清“男女界限”，班上的男女同学基本上互相是不讲话的，除有事与异性班干部能简短交流外，男女之间泾渭分明，不管是学习、劳动还是其他，互相不搭界。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一般是不说话不交往的。男女同学如果有来往，立刻会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嘲弄。完全不像现在的少男少女那么靓丽开放，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的场景。田骧元因为是班长，所以田骧元和女同学的交流不受此限制，他和女同学经常说话交流也没有受到男同学的嘲笑。
我们四班的隔壁是三班，两个班是背靠背的。班上我坐最后一排，三班郭小平也坐最后一排。两个班靠墙角的隔墙有一道缝是相通的，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用一根小棍子穿过去，头上绑上一张小纸条，与郭小平进行简单交流，很有一些神秘感。有一天数学柳老师发现了我上课的小动作，但可能不知我们是在通信，下课后他在这道缝前面端详了许久，好像不得其解。结果下节课的时候就叫我把桌子前移，不准靠墙壁。单元测验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后面监考，好在题目我都会，而且全对，后来柳老师就放松了看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陶崇敏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课时基本上都是普通话。但有一天讲课，在讲到“也就是说”（证明题）的时候突然冒出玉山话“呀就系罡”（音），全班刹那寂静，马上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大家都用诧异的目光看向陶老师，只听到郑水林冒出一句话：陶老师你上课终于也会说玉山话了。以后陶老师讲课中再冒出一些玉山方言同学们也就习惯了。
数学课（网络照片）
那个年代，吃饭是第一大事。我们住校的同学每天在学校食堂就餐，还有一些走读的同学在学校吃中餐。那个时候粮食是要定量的，不能敞开肚皮吃。农村来的同学是自己背米来交给食堂，每斤米付3分钱的炭火费换成饭票，城镇、厂矿来的同学是拿粮票交给食堂，每斤粮票交1角7分钱换成饭票，大家就用饭票直接打饭。学校食堂的菜比较简单，品种不多，每餐也就3、5个菜，以蔬菜为主，个别荤菜，价格从3分钱到1角5分钱不等。农村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自己带菜，可以省点钱，我们家里没有菜带就在食堂打菜。南铁有些学生年纪小，不能计划使用菜金，有时候两三天就把一个星期的菜金用完了，结果到后面几天只能吃一些豆腐乳或萝卜干下饭。每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响之后，在学校吃饭的同学蜂拥而至食堂，每人端着各类各色的饭碗、饭盆在窗口排队，食堂里面一溜七、八个窗口全部打开打饭打菜，打到饭菜的同学或在饭厅的四方桌上，或各端各的饭碗饭盆到寝室很快就吃个净光。虽然饭菜不能管够，也不丰盛，却也吃得挺香。为了早一点吃到饭，一些同学把饭碗带到教室里，下课就从教室百米冲刺直奔食堂。早饭和晚饭除了住校的同学和一些老师在食堂就餐外，其他人员比较少，开饭的时候也没有中午那么拥挤了。
逛街几乎是我们这些住校学生每天的例行科目。玉山县城就两条街，一条三里街，一条七里街。三里街是城里的闹市区，主要店铺都在这条街上。三里街从大桥头一直到东门老城墙，怕是不止三里长。七里街则从大桥头到糖厂，主要是民居和单位，没有什么店铺。如玉山酒厂、玉山铁小等，据说解放前浙赣铁路的路局机构就设在七里街，也还是比较热闹的。但我们估计七里街决没有七里长。我们逛街主要逛三里街。走在长长的三里街上，与一帮好友同学，转转百货商店，看看街边小摊，到新华书店翻翻书，有时也会进社稷坛三岔路口的国营饮食店，买一个5分钱的烧饼或吃一碗一角钱的清汤（便食），边吃边聊国事家事天下事，还会一直走过了电影院到老县政府再返回，逛够玩足了再回学校去，还是蛮惬意的。
当时南铁玉山采石场在玉山县人们口中统称为“南铁”，所以我们这些学生也被称之为“南铁学生”。其时在玉山中学就读的各个年级的南铁学生有20多人，全部住校，每周日晚上由场交通车送来，周六下午放学坐交通车回场。当时玉山中学除地区水泥厂的子弟是如此通学外，其他尚无先例，但他们人数没有我们多。有同学和我说过：在一些同学眼中，总感觉多数南铁的学生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在校园里抄着一口的南铁话而不屑于与其他玉山籍的同学说话，开口就说南铁话，你能不能听懂与他无关，不学玉山话，也很少讲普通话，不论在班里或在宿舍，大部分南铁学生只与自己圈子的人打交道，形成校园南铁小团体，基本不融入学校的其他群体中，很有一些厂矿企业子弟的圈子特色。
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学习完全是靠自觉，老师主要是教授和引导。一些学生的年纪也小，不懂事，不愿学习，所以南铁学生不爱学习和调皮捣蛋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除了课余时间经常成群结队的在外面游逛，一些小同学还经常惹是生非，主要是在教室或寝室里捣捣蛋，在街上小商小贩那里摸个枣，到附近农村菜地里摘根黄瓜等。李石川等其他几个住校同学也会和我们一起玩。大家玩遍了玉山县城的大街小巷，看遍了电影院反反复复放映的那几部影片，实在没有什么消遣了就自己找乐子。有一次吴新城和张守文、王厚伟准备去玉山电影院看电影，看见电影院门前广场停了一辆拖拉机，就不看电影了。他们几个人上去把拖拉机发动起来，吴新城跟他爸爸摆弄过汽车，会一点驾驶技术，就把拖拉机开到了大桥头，然后把拖拉机丟在那里扬长而去。估计那个拖拉机驾驶员看完电影出来要一身冷汗都吓出来，再去找拖拉机恐怕要找遍整个玉山县城。我和唐洪田几个同学则千方百计收集各类书籍，看了很多课外书，甚至还异想天开的要改编小说《敌后武工队》为电影剧本，前缀都写好了，但后续没有写下去。
我们班有一个组合人称“四大金刚”，由班上年纪最小的夏世山、喜欢打架的郑水林、不服输的李先喜、小个子刘玉林四人组成，做什么事四个人一起，上学四个人一起进校门，放学四个人并排轧马路，谁有事情必定是四个人一起上，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陶崇敏老师都在班上点过他们“四大金刚”的名。他们中后来又加入了戴学明和祝开荣，“四大金刚”也就变成了“六大金刚”。
记得当时学校在初中部组建了一个文艺班，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学校搞活动文艺班也经常表演节目。那年文艺班排演了京剧《杜鹃山》全剧，我们班的徐智萍同学被邀请参加编排，并且担任了剧中主角柯湘，有一个多月都没有在班上上课，我们还以为她调到文艺班去了。《杜鹃山》排练好了以后，还在玉山县进行了巡回演出，也在学校的舞台上演出了数场，校内外反响很好。我们甚至觉得文艺班的演出水平不会比县文工团的水平差。
现在学校里把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叫“学霸”，学习成绩差的则叫“学渣”。我们那时不管学习好坏，都不这样叫。成绩好的同学也不会歧视成绩差的同学，学校班级也不搞成绩排名，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同学中间也没有因为成绩好坏产生隔阂，不管是成绩好坏，家庭是否富裕、贫穷、居住城乡，大家都是一样的学生，都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都有一股朝气蓬勃精神。但是班里哪位同学学习成绩好、哪位同学差一点，大家心里都还是有数的。像田骧元的数学成绩好，大家都经常向他请教；夏世山的化学成绩好，大家都叫他“化学脑袋”。唐洪田作文写得好，大家都叫他“大作家”。大家也会经常在一起谈论学习上的问题或讨论习题，倒也是其乐融融。
玉山县城老照片（网络照片）
1973年2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教育战线开始抓教育质量整顿。同时，教育部通知各类学校由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于是我们的学制就成为了二年半。据说，当年就要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入学的文化考试，这个消息令大家激动不已。玉山中学立即行动起来大抓教学，整顿教学秩序。由于我们1972年入学的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少部分同学的水平较低。于是，学校通过再一次的摸底考试，在年级组建了一个“加强班”，单独加强教学，以使这部分同学的水平能够尽快提高。是年9月，良种场中学、三湖中学的高中停办，学生并入玉山中学，各班进行了调整重组，除加强班外，年级分成了8个班，共400余人。一些同学调出，一些同学调入，很多人就有了几个班级呆过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班组织活动，一些参加活动的同学在七四届高二（4）班毕业照和《1939-2013玉山中学毕业校友名录》中的高二（4）班名录中均未留痕，而统计到其他班去了。还有一些同学中途退（转）学，也未在校友名录和毕业照中留痕。据我的统计，七四届高二（4）班毕业照上的同学是46位，《校友名录》中的同学是51位，我的学号是49。实际上我们四班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待过的同学差不多有70余人。
七四届高二（4）班毕业照
一九七四届高二(4)班校友名录(学校编录)
吴淑贞 杨桂芬 吴秀萍 徐冬花 徐智平 孙成英 徐禄化 田骧元 余钟诚 徐建华 唐洪田 占大财 李先喜 赵淑英 陈郁坤 黄建敏 占郁华 陈红英 梅海军 黄木香 吴若勤 李水祥 朱 太 罗小丽 罗桂玉 李建慧 戴学明 夏世山 龙广香 叶剑明 刘玉林 戴丽琴 祝开荣 郑水林 钱贵福 余亚民 李远森 袁小龙 王卫民 林庶辉 章仁水 朱温田 郑河水 曾木福 杨乐枝 刘方友 黄龙清 杨贵玉 朱发明 黄昌淦(岳) 郑邦栋
玉山县五七中学校名冠名了“五七”，所以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在1973年初夏进行了军训，记得军训了一周多，每人发了一杆79步枪练习瞄准、射击。那个时候是全民皆兵的时代，对武器枪支的控制并不严，我们每人一支步枪，枪随人走，我们背着枪可以自由活动，休息的时候还背着枪三五成群的到糖厂、七里街等处走走，自我有一点“武工队”的感觉。军训结束最后每人还实弹射击三发子弹，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实弹射击。
学校在北门山等地开垦荒地数百亩，建有农场，种水果、蔬菜，养奶牛、猪、禽、鱼和水稻良种试验田，有专门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我们每周一次的劳动课就是去北门山果园里面劳动，或从学校拉一些农家肥，或是在果园里面松土、除草等。送肥料去农场用的是板车，去北门山农场的沿去“七一水库”的大路出县城是个大下坡，同学们把两辆板车相连，由钱贵福、曾木福等几个老手“驾驭”，记忆中田骧元也当过“车老大”。坐在车上从坡顶上滑下，风驰电挚，别提有多惬意了。但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好在那个时候路上没有什么车，也没有什么行人，翻个车最多是“鼻青脸肿”或“头破血流”而已。如果放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
我在学校后门的水田边
每年夏天，农场果园的梨、水蜜桃等水果成熟了，我们男生会轮流在果园值班看守。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的确自觉，值班的时候既无老师盯着（老师只是进行查岗），又无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同学们通宵值班楞是不摘一个果子吃，思想觉悟真是高。我们经历了二个暑假，也就值了二次班。
1973年国庆节后，大约是11月份，学校根据县革委会的要求，组织我们男生支援“七一水库”改扩建工程，主要工作是打碎石，为混凝土和垫层提供原材料。我们自带行装，像部队一样行军拉练步行20余华里，到达水库工地后住在由生产队提供的大仓库里，集体食宿，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像工人一样每天每天在工地上用锤子把大块的片石敲成小小的碎石，吃饭是集体用餐，睡觉是睡大通铺，这种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我们很有新鲜感。现在回想起当年我们这些打着红旗，背着背包，挎着水壶，抡着大锤打着石头的学生们，谁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境界高尚，这种劳动锻炼是多么深刻的思想洗礼呀！10天后我们劳动即将结束，工地指挥部给大家加餐，晚餐的菜是黄豆烧肉，大家敞开肚皮吃，我就吃了五碗饭。不知道是肚子里长时间没有油水还是食物没有烧熟，第二天同学们步行回县城学校时，途中好些同学都腹泻了，我也不例外，拉了好几次，沿途随时可见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公路边、田坎上、树丛里、荒草堆“大解”的形象，煞是壮观。
学校的门口是一条公路，西头连接七里街，东头连接大桥头和三里街，过大桥就是火车站。跨过校门口的公路就是信江的上游冰溪河，公路的路堑就是冰溪河河堤。一到夏天冰溪河这一段的河段，就成了附近居民天然的“游泳池”和“洗澡堂”。夏天同学们洗澡也都是在校门口的冰溪河里，下午放学或吃完晚饭后，住校的同学们会邀伴去河里洗澡，在河里游泳。
在冰溪河游泳不像在湖海或游泳池里可以游来游去都在原地，因为江水是流动的，游泳时不管怎样尽力，都会随江水顺流而下。因此游泳都是从上游处下水，游到下游某处上岸，再走到上游处下水往下游。游下去多远，往上就要走多远。大桥下方的江中筑有一条水坝，是用石头修建的水利设施，连接冰溪河两端。为了保证河中行船的需要，水坝中间留有一个缺口，二米多宽。坝上坝下落差有一米多，坝下乱石嶙峋。被水坝拦住的河水无处流淌，便集中向行船缺口倾泻，在缺口处形成一股湍急水流，白浪滚滚，水声隆隆。水流夹着无数旋涡冲出几十米之后，奔腾向下游而去。游泳时在水坝上从湍急缺口处横渡而不被冲下去有种非常刺激的快感。游泳游得好不好，敢不敢横渡行船缺口是一个衡量标准。因为泳技不行或者不小心就会被水流冲到坝下，轻者喝上几口水，重者被乱石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即使不呛水受伤，但肯定也是狼狈不堪。所以能够横渡行船缺口的人在伙伴中都有炫耀的资本。我们这些去冰溪河游泳的同学都有横渡行船缺口的表现，而且未有被冲到坝下的败绩，但也有例外。有一次学校的方宗荣老师（初中物理老师）游泳时横渡行船缺口时就被水流冲下大坝，眼镜都被冲得不知所踪，只好在下游摸索着上岸。
记得1973年夏天冰溪河里涨大水，冰溪河大桥下的大坝已经被水完全淹平，水面已经扩大到对面的皮革厂（万柳洲），我们南铁男学生和李石川等这一伙人还要去河里游泳，而且还横渡了冰溪河。水流湍急，我们从学校门口下水，冲到差不多到七里街对面才上岸。返回的时候水更大了，下水人就往下飘，控制不住，我们试了几次无论如何也游不回来了，体力也不行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沿江步行，从电杆厂上公路，十几个人穿着游泳裤过冰溪河大桥招摇过市返回学校，着实有些狼狈。
还有一次我们在河里游泳，又是横渡冰溪河，水也比较大，六班的俞初阳和我们一起横渡。他年龄比较小，个头不高，水性也不是很好，游到中间的时候就游不动了，随江流往下飘，只露一个头在水面上保持呼吸。我们发现时他已经飘下去几十米了，见状我们几个人立即往他方向游去，一直快到糖厂时水面开阔，水流平缓起来才追上他，把他拉上来，沿七里街走了回学校。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
学校虽然教学质量一流，但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的洗漱用水要去食堂自来水龙头上去打，要穿过整个大操场，晴天还好，要是下雨或冬天，是比较麻烦的。后来学校在我们寝室门口打了一口井，同学们纷纷用茶杯、缸子等自制打水工具到井里打水，满足生活用水的需要，有时候一不小心打水工具掉入井中，就需要打捞上来，我就用铁丝做了一个三爪钩，用这个工具能够从任何方位把掉入井中的打水工具打捞上来，很受同学们欢迎。
学校门口的冰溪河（网络照片）
1973年12月12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长篇编者按语跃然于《北京日报》之上。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文章。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浪潮。运动来势凶猛。我们学校也出现了个别“反潮流”的同学，我们年级就有一位这样的同学，好像是年级团总支负责人之一，又是年级什么小组的成员。运动开始后他异常活跃，到处发动同学们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的“师道尊严”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问题，有一些学生领袖的派头。但同学们响应者寥寥，跟随者更少，在年级和学校没有什么市场。此人后来好像没有毕业就回家了。这场运动一来，玉山中学从年初开始的从严管理，大抓教学质量的势头受到严重冲击，教师们战战兢兢，生怕“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帽子戴到头上。第二年新学期开始，“加强班”撤销了，学生回原来班级，上个学期新成立的8班也撤销了，学生分配到其余七个班，班级又一次进行了一次调整重组，玉山中学已经开始好转的教学形势戛然而止。
1974年2月，我们开始了高中第五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延长的这一个学期，我们使用的是一套过渡教材。这套教材编辑比较严谨，有一定的深度，知识面也广，很能学到一些东西，估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编的教材。但随之而来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批林批孔”运动也在校园蔓延。校园宣传栏里贴满了大批判文章，上课有时也是断断续续的，考试测验也改成了开卷考试。整个学期我们学习少了，大批判多了，玩的时间也更多了。家在农村的一些同学干脆回家去帮助家里挣工分，家在城里的同学和我们这些南铁学生则是继续满大街满校园的玩，所以教材虽好，但真正学到手的人不多。
很多同学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说，从玉山中学毕业或许就是他们人生求学生涯的结束，因为从这里毕业以后他们就步入了社会，那个年代除少数人可以继续进入中等、高等院校进行深造外，其他同学就可能再与学校无缘了。
到了七月份，我们高中毕业了，同学们纷纷照相留念，有些同学则组织起来去照相馆照合影，学校也给我们每个班照了毕业照，作为同学们永久的纪念。中旬，我们怀揣高中毕业证书，走出了校门，结束了我们的高中学习生活。
再见了，玉山中学！
再见了，我们的高中！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
毕业时和部分老师同学们的合影
2004年10月2日高二（4）班同学聚会时与老师合影
2017年7月15日高二（4）班同学聚会时与老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