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更关系党风政风。帮腐，虽一时享受与奢华，但终将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助廉，虽生活普通而平淡，换来的却是亲人的温馨相伴和幸福的持久绵长。
为了营造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良好氛围，椰博小学特别推出《廉洁家风建设》系列。今天推送的是《于敏的家风故事》。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震惊世界;一个名字,“绝密”28载。这就是于敏，一位把毕生心血和全部才华都奉献给了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著名核物理学家。
身负惊天的事业、辉煌的成就，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大半辈子。正如他1999年在73岁高龄时写下的《抒怀》七言诗所表达的那样,“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于敏和他的家留给世间所知的并不多，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记述里感知他的执着坚守和淡泊家风。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于敏用一生践行着爱国二字，爱国也成为这个家永恒不变的主题，默默传承。
于敏成长于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荒马乱，流离失所幼年的于敏，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军吉普车碾压。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化为他此后一生“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转入理学院物理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于敏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很快崭露头角。
1961年1月，一次重大人生选择摆在了35岁的于敏面前——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安全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一旦参与其中，就意味着今后将长期隐姓埋名、忙碌奔波。这对任何人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何况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
“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抛掉”“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挚爱的物理基础理论研究，接受了氢弹研究任务。自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工作，一起变成了绝密。
“我所有的压力都在工作上，不敢有任何一点对自己的放松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如果错了一点点，核武器研制肯定会失败，而一旦失败，对我们国家的损失非常大。”直到1999年，于敏及其对中国核科技发展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家国同构，爱家首先是爱国，于敏同样如此要求家人。他有一个堂弟叫于确，曾经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所在的厂子下岗裁员，让有两个孩子的于确感到迷茫，生活也一度陷入困境。于敏得知情况后，给弟弟寄去一笔钱，同时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民族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
于确比于敏小 26岁。于敏作为大哥，早年除了自己家庭开支外，几十年间，从未间断给老家寄钱，不仅如此，他在物质接济的同时还给于确写了上百封家书。
于敏十分钦佩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爱国情怀，在给孙子起名字时特意叫了小名“重重”，与“仲”谐音。他把自己最爱的一首词《满江红》教给孙子，作为对他的启蒙教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希望把爱国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后辈的心里……
在整理父亲于敏的遗物时，儿子于辛曾不经意间打开一个寻常无奇的柜子。当把里面的纸张、摆件一件件收拾出来后，于辛才忽然注意到自己平日里一直忽略的细节:家里除了母亲孙玉芹觉得好看才摆出来的寥寥几个奖章奖杯外，其余的都很少能看到踪影。
原来这些“失踪”的奖章奖杯，都被归置在了这个柜子里，蒙尘许久。那一瞬间，于辛觉得手里的这些东西格外烫手，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让它们“重见天日”。然而仔细收拾归类后，他又不禁哑然失笑——有的获奖证书竟然只找得到复印件,“聪明的父亲在这方面可真是'糊涂’啊”。
于敏“糊涂”，是因为心无旁骛，他知道，只有继续全身心投入事业，才是对荣誉的最好回应。正如他家中客厅悬挂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实写照了他的人生。
也正是因为这种“糊涂”，于敏在事业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能以最快速度成功研制氢弹、创造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于敏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然而，于敏却只是将自己看作科研事业的“千万分之一”，他说，“这样提(指称自己为'氢弹之父’)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冷静看待贡献，面对荣誉更是始终保持清醒淡定。2014年，于敏得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颁给他后，一直谦让，提出奖项应该颁给一线的研究人员，“这样能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2015年被评为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儿子于辛代领奖时转述于敏的话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在于辛的记忆中，家人从没有听父亲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过骄傲情绪。于元、于辛姐弟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获得了哪些成就。
1987年于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于辛看到黑板报上写着“向劳模学习”“向于敏同志学习”后，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父亲。谁知父亲和平常一样淡然，只是随意说了几句，弄得于辛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心中高兴，但也就是一家人吃顿饭庆祝了一下，后来家里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没有骄傲自满，不愿突出自显，于敏如此，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在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于辛第一次出镜接受了媒体采访。于辛的大学同学、单位同事看了节目才反应过来，原来于辛“深藏不露”，竟是大科学家于敏的儿子。
“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于敏对金钱、对物质极为淡泊，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家人的生活极其简朴。
这既是于敏的家风特色，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密码”所在。“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学术科研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于敏的这张书桌在自己心里，他的内心安静而圆满，坚定又强大。
单位曾给于敏特配了一名警卫员。于敏不担任领导职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特配”取消。他当初接受，是因为事业需要;他现在取消，是因为不再必要。退下来后，许多大学、单位都希望邀请于敏当评委、顾问，给出的报酬也颇为可观，但除了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
学术会议和学术顾问，其余的于敏一概婉言谢绝。他不需要从“特殊待遇”中证明什么，更不需要从对物质占有中求得心理满足。
普通人怎么生活，于敏和家人也怎么生活，甚至更为节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于敏一家经常会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车费而选择步行。有一年，在天津读大学的于辛放假回家，母亲孙玉芹突然说了一句，“下回你别走路了，还是坐公交吧”。但于辛早已习惯笑着回答,“走走路也挺好的”。
于敏家的节俭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一张20世纪90年代简陋的铁架床，睡了二三十年;一台老旧的小电视，看了几十年。于辛曾琢磨给父亲换一台，于敏却不愿意，还和于辛急，说能用就行，最后于辛无奈之下只好将就给电视加装了个机顶盒，让父亲能收看更多节目。“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们做人立世的标杆，不断影响和指引着我们。”在父亲身上，于元、于辛姐弟俩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真谛，学到了家人之间的关心与爱护，获得的是精神世界的充实。
尽管工作很忙，于敏对子女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忽视。他把历史文化融入教育之中，注重从精神上充实孩子们的生活。于敏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尽量陪着妻子和孩子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地给他们讲历史人物故事。一次全家去颐和园，于敏指着长廊上的彩绘给孩子讲“岳母刺字”等，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了一上午还没走到长廊尽头。于敏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往往将人生道理“夹”在其中，引导孩子们认识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爱国家，要对社会有责任感，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
即使对孙子，于敏再疼爱也不会给予过多额外帮助，更不会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孙子走捷径。他一直认为，人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大事，有点挫折或许对成长更有好处。
对于辛来说，父亲立下的“标杆”早已成为自己的人生坐标。“除了学术上达不到父亲的要求，在做人上我力争按父亲说的在做。”
以史为鉴，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有春风化雨的浸润熏陶，也需要有力有效的教育引导。 家风的浸润、 家人的监督，在古代那些清官廉吏身上时时透着清廉家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加强家风建设，营造清正廉洁的优良家风势在必行。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以德治家、以情暖家、以廉养家，树清廉家风、建勤廉家庭，用实际行动铸就反腐倡廉的坚固长城！
编辑：郑苑
审核：刘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