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赠书的目的与心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
今年一月，现代中国历史最悠久且声名最显赫的商务印书馆推出了24卷本《陈平原文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荣誉与鼓励。花了两年半时间，将已刊几十种图书重新甄别、编辑、校对，最后集结成一部文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有朋友注意到第24卷所收《陈平原著作目录》记载已刊专著及论文集52种、书评及随笔集33种，合起来应该是85种才对，为何文集只收44种？那是因为，有的本来就是选集，有的日后新旧交替，有的水平不够，还有若干自刊本，另外，早年的文章太幼稚了，也不愿收入。这样七折八扣，删繁就简，读研究生以后一直到2022年8月间的写作，基本都在这里了。
《传记文学》2024年第2期刊发长篇专访《兼及学问、思想与文章——陈平原教授访谈录》，既谈《陈平原文集》的编纂宗旨及策略，也回顾自家学术历程，多有总结与反省。新学期开学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将联合召开此文集的研讨会；四月间，商务印书馆将和相关单位合作，在北京、广州、深圳三地推介这套24卷的大书。发令枪还没响，我提前起跑，将文集的第一场公开活动定在故乡潮州，并非为了销售，而是表达感恩之情。
我生活在特殊年代，上大学前从未离开过潮汕地区，跟今天的孩子们很早就四海游荡、见多识广完全不同。作为文革后公开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的经历很特殊，改为春季入学，且各校报到时间不同。我到底是哪一天上广州读书的呢？当初没有日记，说不清楚。几年前，母亲给我一包当年的家信，上面还有父亲的批注，我这才最终确定——1978年3月10日清晨从潮州集体乘长途汽车，傍晚到达广州，入住康乐园的中山大学学生宿舍。此后每次回家，经过西荣路口的公共汽车站，看那棵高高耸立的木棉树还在，我都十分感慨。到今天为止，我离开故乡潮州外出求学，已是整整46年。念及此，涌上心头的，自然是唐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带感恩意味的汇报演出
大约七年前，我在《潮州日报》开设“一纸还乡”专栏，其“小引”称：“如今，没能衣锦还乡的我，应邀从近三年撰写的短文中，挑二三十篇交给《潮州日报》刊发，权当游子的工作汇报，也算是‘秀才人情纸一张’。”专栏文章刊发后，儒商李闻海引申发挥，拓展成“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的对联，且请饶宗颐先生题写，放置在潮州砚峰书院内的潮商名贤祠。在卢瑞华、李英群、李闻海的“韩江流域文化三人谈”——《三江出海 一纸还乡》（《潮州日报》2020年4月8日）中，李闻海自述：“‘一纸还乡’的由来，还与潮籍学者陈平原教授有关，当时我见他在潮州日报开设专栏，栏目名就叫‘一纸还乡’。报社编辑告诉我这件事后，我也被这栏目震住了。当时我就联想到潮人的侨批，不也是一纸还乡？不管是文字还是纸字，都蕴含着一种乡情。现在名贤祠谈‘一纸还乡’，更是让海内外潮商传递一种心愿。”
以前是过番与侨批，现在则是求学或经商，无数潮汕人竖起脊梁，打起精神，放开脚步，走遍全世界。即便已在外落地生根，很多人依然记挂潮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家乡。此次给潮汕各图书馆赠送刚出版的《陈平原文集》，便是一种带感恩意味的汇报演出。
24卷文集，将近一千万字，如此篇幅，其实不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与收藏。出版个人文集的主要目的是整理与总结，保存雪泥鸿爪，以及若干自认为值得留存的文本，以便研究者查阅。文集到底该如何编，哪些进入，何者淘汰，是否修订，有无忌惮等，属于专业问题，此处不论。这里想说的是，怎么赠书才最合适，不是越多越好的——这就好像行礼，过犹不及，若对方不需要，说不定还成为负担。
为何兼及潮汕三市
我最终选择的赠书对象包括：潮汕三市图书馆，潮州市的湘桥区、潮安区、饶平县图书馆，加上古城里的文化地标金山书院。另外，就是潮汕地区的两所高校——汕头大学和韩山师院的图书馆。
我出生在潮州古城，三岁起转往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初小就读潮安枫洋小学，高小就读潮安古巷小学，小学毕业已经是1966年夏天了。如生活在北方，很可能被中学拒之门外。好在广东的文革开展得晚，我得以就近进入潮安古巷中学。1969年秋，我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又不愿到海南岛军垦农场，于是选择了回原籍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父老乡亲对我特别优待，半年后让我当民办教师，那年我才十六周岁。乡下生活八年半，抽空到潮安磷溪中学补读了两年高中，因此，同龄人中，像我这样学历完整的，从初小到博士一步不落的，还真是很少。
我1978年外出读书，填履历表时，籍贯为汕头地区潮安县；1991年潮汕三市分立，加上近年磷溪镇并入了湘桥区，我的身份一变再变。需要自我介绍时，看语境，有时说自己是城里人，有时又说自己是乡下人；有时说是潮州人，有时又说是潮汕人。
关于家乡，我写过一篇比较得意的文章——《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那是2016年5月8日在汕头市举办的“2016潮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说，初刊《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及2016年7月12日《潮州日报》。其中特别谈及潮汕三市分立的遗憾，以及我说话及思考的立场：“互联网时代，无效信息铺天盖地，这个时候，符号建构很重要。必须删繁就简，面目清晰，人家才记得住。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潮汕三市合力，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若各走各的路，必定越发显得微弱。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改变，悠闲、清淡、精致、优雅的潮菜及潮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
刚过去的一年，我多次回潮汕参加学术活动，且兼及潮州、汕头与揭阳。1月出席潮州《畅神集——刘明康绘画作品展》开幕式；6月在韩山师院第十季“韩江讲坛”演讲，题为《阅读的边界与技艺——读书、读图与读博》；在潮州电视台的“潮州文化大学堂”演讲，题为《阅读与生命的痕迹——故乡、食物与记忆》；在汕头市接受市委书记颁发“汕头市潮师智库总学术指导”聘书、并在汕头大学演讲，题为《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9月出席广东揭阳市政协主办的“古城文化纵横——揭阳文史荟”首期主题活动，发表主旨演说，题为《地方性知识与古城文化重建》。此外，还有两场与潮学或潮州文化相关的活动——3月作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出席“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并做主旨发言《“地方上的”：学问、思想与情怀》；11月在暨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上作主旨发言，题为《潮学的魅力及可能性》。
这就不难理解，我为何赠书须兼及潮汕三市。其实，大部头文集的拟想读者是学院中人，比如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教师等。很高兴最近十几年与韩山师院和汕头大学深度结缘，使我能以某种形式回报家乡；而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林伦伦和黄景忠两位教授的穿针引线。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即便我很有心，恐怕也无法如此挥洒自如。
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迹
半个月前，我应新加坡吴德耀基金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前去做专题讲座。最初邀请方希望讲潮州文化，我谢绝了：一来这不是我的专业特长，二来新加坡的族群论述是个敏感话题，怕讲不好。但安排参观时，涉及潮州的有粤海清庙、义安城、醉宇轩经典潮膳、修德善堂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应邀参访陈慈黉第五代孙陈克湛的天猛公基金会。听说我们夫妇对晚清文人及学者颇有研究，主人专门找出珍藏的康有为墨宝：“良农不以年荒而辍耕，芝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虽未题书写时间，但印章可资考证，这里就不细说了。联语出自《荀子·修身》：“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号称诗书双绝的新加坡“国宝”潘受，看过此作，挥笔大书“芝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若是我写，更愿意题“良农不以年荒而辍耕”，因其背后有自己的人生感怀。
当初为“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提供书稿《压在纸背的心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我在序言中称：“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有感于此，选择42则长短不一的随笔、序跋、对话或评论，勾勒自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以及路边的野花野草、远处的好山好水，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在《陈平原文集》的《总序》中，我再次提及：“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状态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劳作勤奋，成绩有限。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八十年代的艰难崛起，九十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觉扪心有愧。但反过来想，换一个时代或国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吗？也实在不敢打保票。聊以自慰的是，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能有如此微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实话，看到康有为“良农不以年荒而辍耕”那一瞬间，我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几十年的读书与思考，以及对当下年轻学子的希望，似乎被这句古语激发出来，且得到了最佳表述。当时就想，回潮州演讲，就以此为基调。
先说我自己的故事。几年前，新华社制作“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节目”，每十年一个专访对象，1969—1979这十年很不好办，于是选择我的参加高考来谈时代大潮。专访以视频与文字两种形式刊布，题为《“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就坚持了一件事”》，因是根据录音整理，语言有些啰嗦：“阅读，是我的一种本能。我不能够想象，将来会有一天，能有那样的机会，能有那样的舞台。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代人都是这样的，当初并不能意识到，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能走到哪一步，时代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出乎我们想象的。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青春年华稍纵即逝，一下子就过去了。而在没有办法预测将来有什么样的好机遇在等着你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本能，坚持走下来，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故事。”最后这句话，节目组觉得很精彩，也很重要，甚至用诗句的形式，重复写在封面上。
直面小城在教育及文化上的差距
必须承认，相对于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学生，或生活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华人子弟，像我这样在潮安乡下长大的，教育及文化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好在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既不自卑，也不气馁，一路闯过来了。其实，乡野的气息，大地的辽阔，以及生命的韧性，也自有可敬可爱之处。我曾经说过，熟悉大自然、理解人世间、兼及苦难与欢乐，这些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对人文学者来说十分重要。
刚才说了，我成长在特殊年代，只要有书读就行，不存在什么名校崇拜。我妻子毕业于邓小平题写“三个面向”的北京景山学校，听她讲当年的课程设置（如小学一年级开设英语课），读她们学校自编的教材（《儿童学诗》《儿童学文言文》等），确实与我在乡村小学的学习经验相差太远。中国的教育资源很不均衡，生活在什么环境，决定了你受教育的方式，这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但不等于就没有突围的机会，完全可以通过上大学后的自我调整，实现逆转。
潮州的教育资源不算很好，但也不算太差，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让我痛心不已的是，近年中国县城中学的坍塌现象——为了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孩子们纷纷离乡背井，向大城市集中，甚至过早地留学海外。因县城中学的学生很少考入顶尖大学（所谓“县城再无清华北大”），推衍出寒门再难出贵子，我以为不是很恰当。这里有三个思考的维度，第一，不要神化北大清华的优势；第二，应该反省超级中学的利弊；第三，教育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高考很重要，但不是唯一成功的标准。像我这样的中等才华，抓住了机遇，且锲而不舍，也能略有所成。借助《文集》的出版，也想给家乡的年轻学子提个醒，起点激励作用。
那天参观新加坡天猛公艺术基金会，我回赠陈克湛先生《陈平原文集》宣传手册，还有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制作的木制书签：正面是我题写的“采菊东篱下，读书韩水边”，背面则是“潮人潮学”的印章。此书签一箭三雕：纪念家乡、提倡潮学，以及自述志向与经历。
我和很多漂泊在外的潮人一样，都希望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因个体经历及能力的差异，我侧重的是文化与教育。央视一套为今年元宵节制作“开讲啦”专题节目，因允许嘉宾谈论自己的故乡，我答应出镜。其中涉及游甘蔗巷、吃鸭母捻、看英歌舞与扛标旗，还有观赏《陈三五娘》等，兼及历史、民俗与文学，虽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算见缝插针，为自己的家乡说好话。其内在思路，与赠书是一样的。
（本文系作者2024年2月6日在潮州市《陈平原文集》新书分享会上发言）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
六十年前，鲁迅在回忆“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时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是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这句话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实了谁高升谁退隐谁前进。平心而论，以继续坚持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鲁迅道路来否定前二者，实在不算是公允。如把这三条路抽离特殊语境，还原为普泛化的概念：从政、述学、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学者、舆论家），我以为鲁迅体验到的统一战阵中伙伴的变化，正是大的政治变动或文化转型必然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
鲁迅作以上表述时一腔悲愤，学者们更引申发挥，抨击“高升”者的堕落与“退隐”者的倒退。表面上这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运动为评价标准，其实质则是坚持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将这段话普泛化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中国人的潜在思路：知识分子阶层特殊的社会责任感。我对此既受鼓舞又感不安。在我看来，这三条路都能走，很难区分正负高低，只不过各人性格、才情、机遇不同，选择的路向不一样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坚持“前进”的朋友，似乎对“高升”者和“退隐”者评价过苛。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像闻一多《死水》所吟咏的，“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去开垦”，毕竟不是好办法。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游戏不同，规则当然也不同，清流可以监督、批判“混迹政坛”的“前学者”。所谓“一入宦途便无足观”，就像过去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样，是一种情绪化的谩骂。我相信政治运作很不简单（起码比我的文学研究复杂多了），值得全身心投入。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
相对来说，知识者比较容易认同或欣赏学者（述学）和舆论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这两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好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力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等，也属这一行列。这些“舆论家”（借用胡适的概念），可能并非专门学者，也不从事直接的政治运作，而是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学术界的生机，与一批并非专门学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关系。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批舆论家兼学术活动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正常运转，扮演这一角色（其职业可能是教授、作家、记者、编辑，也可能是公务员甚至政府官员）的知识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热心议政的知识者（如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留学生），被左翼人士讥为“小骂大帮忙”——其实这正是独立的舆论界的基本特征，改良政治与稳定社会的双重目标使其无法极“左”或极“右”。遗憾的是，国共两党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军事斗争，使得舆论界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就比较难以做到这一点。不过，述学和议政，二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这点还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年代初，鲁迅在写作《热风》、《呐喊》的同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前两者主要表现作者的政治倾向和人间情怀（当然还有艺术感觉），后者则力图保持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删去其中情绪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讽刺小说“嬉皮笑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阶段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读者，都明白“共同忏悔”是那时鲁迅小说、杂文的一个关注点；可引入小说史著作则显得不大妥当。因中国历来缺少“忏悔录”，那么怎么能苛求清代讽刺小说，再说讽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本就很难表现“忏悔”。鲁迅将初稿中此类贴近现实思考的议论删去，表明他尊重“述学”与“议政”的区别。
原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1928年办《新月》，1932年办《独立评论》，直接议政。先是人权问题，接着是民权作用，后来又有对日外交方针、信心与反省、民主与独裁等一系列论争，当年声势很大，直接影响当局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胡适又写作了大批没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著作，如《荷泽大师神会传》、《淮南王书》、《醒世姻缘考》、《说儒》等。十年间，胡适始终坚持两个方向同时活动：议政的文章越作越“热”，而述学的著作越写越“冷”。
徐复观也是个长期既写论著又撰写杂文的学者，余英时说“很少人能够像徐先生一样深入到政治与学术之中”（《血泪凝成真精神》）。徐氏的《杂文自序》说自己每周五天面对古人，两天面对当代。这话当然不能完全当真，不过他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等著作，与其杂文很有区别，这点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杂文主要是针砭时弊并表达政见，而“学术行为，是专以求真为职志的”（《扩大求真的精神吧》）。徐氏的这一思路，与鲁迅、胡适相当接近，尽管这三人的政治理想大相径庭。
这里有几点容易引起误解，需要略加分辨。
人文学科无时无刻不受社会人生的刺激与诱惑，学者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乃至政治倾向，都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与策略。如鲁迅撰小说史而不做骈文史，胡适研究禅宗只谈史实不论教义，都有其思想史背景，但从学术思路说不清。不过，由人生体验而来的理解与感悟，对于学者来说很可宝贵，但不能代替严谨的学术思考。我强调的是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可以反叛）、对学术规则的理解（可以超越），以及具体研究中操作的合理化。也就是说，学者选择学科选择课题时不可能不受现实人生的制约，可一旦进入具体研究，从搜集资料、设计理论框架到撰写论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学的原则，尽量避免因为政治见解或现实需要而曲学阿世。完全纯净或彻底独立的“学术”并不存在，学术难保不因“自动挂钩”而为权势所用；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搞人文科学的，如履薄冰，陷阱太多了，即使成熟的研究者，也难保不立论偏颇或操作失误；但这与借学术发牢骚或曲学阿世，明显不是一回事。
像康有为那样“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在政治史上有其意义，但学术史上则只能算是“歧途”。有人想用心学术之邪正来区分两类借学术谈政治的学者，我不大同意。就一时一地而言，此类背后有“影事”的文章可能反应甚好，让同一阵营的读者感觉“出气”；可从长远看，对学术发展弊多利少。政治局面不会因你在论文中安插几处借古讽今的“文眼”而略为改观，而你这几句苦心经营插科打诨的“妙语”，反而会损害论著的严肃性。在我看来，在研究过程中，政与学，合则两伤，分则两利。谈学术时正经谈学术，这样有理路可依循，有标准可评判，争论时也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弄成杂文漫画式的学术论著，你不知道他的游戏规则属于哪一类，无法对话。有政见或牢骚，可以写杂文或政论，为了“出一口气”而牺牲学术，实在不值得。上两代学者中不少人为了服从政治权威而放弃学术的尊严，难道我们这代人愿意为了反叛政治权威而牺牲学术的独立？若如是，殊途同归。之所以苦苦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不外认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类对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还必须谈谈中国学者自身的非学术倾向。政治家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深根植于中国学术传统。除事功的“出世与入世”，道德的“器识与文章”，还有著述的“经世致用与雕虫小技”。作为学者，其著述倘若无关世用，连自己都于心不安。东林党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写照，难怪其对无关兴亡的纯粹知识普遍不感兴趣。进入20世纪，“士”这一角色明显分化，出现许多专家型的读书人，可专业化思想仍未深入人心，连专家本人也对自己无益于人生（实际上是无益于政治生活）表示惭愧。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明朗的天》等，都让知识分子现身说法，批判专业思想。丁文江30年代的名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挺沉痛的忏悔与感叹，只是思维方式一如传统文人，以能否经国来判断学术之有用无用。我们已经习惯于批评学者脱离实际闭门读书，可我还是认定这一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这一点中外学者的命运不大一样。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
我也承认，在20世纪中国，谈论“为学术而学术”近乎奢侈。可“难得”并非不可能不可取。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
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这点跟传统士大夫不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孙衍、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带着这种信念谈政治，老期待着登高一呼应者景从的社会效果，最终只能被群众情绪所裹挟。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1991年4月中旬
原载《读书》199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