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政治迷信》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
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百般推崇的政治道德准则是忠君，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令百姓的灵魂都浸没在迷信之中。
这里有对天命的迷信、对圣贤的迷信，这里有对功臣的迷信、对清官的迷信，以及对等级政体的无条件服从，对大一统模式的尊崇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政治迷信，最终都会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也就是忠君。
古代的政治迷信历史悠久，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这非常恰当的体现了国人对太阳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融合。在政治权力的炎日之下，赤地千里、满目枯焦，似乎没有任何文化观念和社会实体，可以阻挡那普照一切的光芒。
与西方不同，我们的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可以和王权相抗衡的宗教势力，任何宗教势力都只能服务于王权。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利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其中政治迷信是毫无疑问的主纲。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秦王政成为始皇帝，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制作了一方国玺，上刻李斯亲笔书写的八个虫鸟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此向天下臣民宣示：皇权天授、至高无上。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所采纳，首策便是天人感应。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成功的让世俗的政权与宗教的神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古代历史上“政统”与“道统”的合流，也是儒与法的合流，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教派——礼教。
从此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贴门神，还是朱元璋黄龙转世，都说自己是天上的星象下凡，或者是佛国的菩萨重生，都会以这种方式强调权力的正当性。帝制时代的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擅于利用百姓的政治迷信来加强统治。政治伦理、政治道德、政治法纪、政治秩序，都是建立在政治迷信的基础上，因为迷信的基础是百姓人格的自我压抑，它是对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当面对跪伏着的民众之时，皇权就会显得特别高大。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看似荒唐，实则这才符合逻辑。汉文帝的权力不是来自苍生，而是来自鬼神，他当然只会关心鬼神之事。而贾谊没有悟透这一点，也注定了他士途多舛的命运。因为在古代，除了最高统治者擅于利用政治迷信粉饰自身之外，官员们更加热衷此道。
开创唐朝中兴的宰相李吉甫有一个故事，他在任之时，在政事堂一个显眼的位置，摆了一张床榻，放了很久、又脏又乱，也没人敢动它，原因就是相传这个床榻的位置、朝向等等，暗合风水之说，丝毫不能动，否则就会影响士途。为何官员如此迷信，究其原因就是官员本身的信仰危机，以及担心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
历朝历代权力场上的人总会特别迷信，各种求神拜佛、算卦问卜、阴阳风水，在他们的政治生活里，不确定性太高，跌宕起伏太大，患得患失太重。从心理学来讲，主要是源于压力过大，需要通过风水寻找寄托来排解焦虑；从个人愿望来讲，主要是为了求晋升、避惩罚；从社会现实来讲，是因为官场前途的高度不确定性；从精神信念来讲，是因为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
古代政治，是帝王张官置吏，也就是权力金字塔体系，官员的升迁与否，并不完全由政绩、资历或者民意决定，而是上级的喜好。为了获得升迁，下级对上级只能表现出尊崇和服从，小吏面对长官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在这种倨傲以临下、谦恭以奉上的政治风气之下，造成了一道道横裂的文化断带，让低级官员人格的完整性不可避免的遭到破坏，这正是造成官员迷信的根基。
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官场的潜规则忽明忽暗地起作用，不可避免的让官员内心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最终只能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当然，官员们看似笃信风水和宗教，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敬畏，心里装的只有金钱和私欲。
政治迷信的本质是反理性。理性思维会发现矛盾、产生怀疑，而拒绝理性就抑制了怀疑。在这样政治迷信的风气下，当然就不会诞生政治民主。就像西方社会倘若没有宗教改革剔除迷信思想，就不会有启蒙时代一样，因为政治民主的基础是基本理性。英国著名的宗教学家弗雷泽认为：没有一种仅仅是建立在迷信，也就是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制度能够持久。因此，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洗刷其残迹，让人回归理性。毕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上帝。
资料部分来源 《 权力的黑光》《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