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5周年了，25年来父亲的身影常常晃动在我的眼前，父亲的声音常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父亲走的时候离他70岁生日仅差2天。70岁，现在来讲还不算太老，也就刚刚步入老年行列。可是父亲50多岁时在行动方面就显得苍老了。1983年10月，父亲才54岁，就患中风（脑梗），在徐市卫生院住院二十多天。那天傍晚，我放学后，来到乡政府父亲宿舍（兼厨房会客室办公室），只见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炒肉（父亲特爱吃肉，尤其是排骨，猪舌头），而是躺在了床上，我叫他：“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只听见他嘴里发出“呃呃”的声音，我还没明白过来，就进来几位乡政府干部和医生，他们拿着担架，将父亲抬上担架，其中一位干部告诉我：“你父亲中风，要住院。”
经抢救，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听说政府派车专程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取来最好的药，才有了这么好的疗效。出院后，乡政府安排父亲回家休息。第二年，父亲又去上班，但政府没让他继续担任水电工作站站长，而是让他到北岸村当工作队队长。不到一年，乡政府就没让他继续干，让父亲提前退休，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了。
当时老家正赶上轰轰烈烈的基础大建设。水电站、礼堂、村部、学校、填坑修路全在那几年进行，父亲被村里请去协助做工程（这是他的内行）。所有工程结束了，父亲又清闲了下来。喝酒、吃肉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1998年，我已经调往建阳二中任教，父亲的病又复发了，二哥把他接到市立医院治疗一段时日又恢复了正常，喝酒、吃肉也成为了正常。到1999年，病情再次复发，住院一些时日再次康复；没过多久又再复发，这一次，就不再康复了，医生说已无能为力（病情皆如此，要么不在复发，如果复发，一次重于一次）于是二哥将父亲送回了老家，大哥还请人做了一把挖洞的便椅，做好长期服侍的准备。
父亲回到家不到一个星期就因并发症昏迷了过去，从此不省人事。多少瘫痪病者必受的折磨痛苦阎王都给父亲免除了，于1999年10月3日直接把他送进了天国。
一号我回到家，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双眼紧闭，口张开，吸气和呼气都用口腔，也不会进食。此时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躯壳，前往天国探路去了。就这样，全家人守在他的床边等待他的嘴巴合上。祖母两只手臂搭在床头的栏板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父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直至深夜-------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痛有几人能够承受！在祖母直愣愣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忧伤，看到了慈爱。此时此刻，多少往事在在祖母忧伤、慈爱的眼神里浮现。
我还没有出生父亲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了。据祖母说，解放前，祖母用了一担半的谷子让父亲到桐木教会学校念了一年半的书，可就这一年半的书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这一年半书，让他学会了写字、记账、打算盘。解放后，要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那是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人材奇缺，父亲就被招到黄坑供销社工作，不久又调到省安装公司，还曾到过厦门、泉州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沉稳的父亲为了躲避武斗，申请调回建阳，分配到徐市公社水利电力工作站，一直担任站长。
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父亲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很少回家，在我很小，有了记忆的时候，记得每到过年，饭菜都端上了桌子，却不见了祖母，我们兄弟四处寻找，祖母却坐在茶厂河坝的石头上痛哭。能不哭嘛?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而且一去就是几年不见。好在三个孙儿一直跟在身边，我想，这也也许是祖母的精神支柱。文化大革命武斗最猖獗的那些日子，父亲也曾几个月在家，当时还住在茶厂，全家只有两个间，一前一后，前间开两个床铺，就是母亲和父亲睡，用两个长櫈一放，架上几块木板，就是大哥的床。我和二哥在黑咕隆咚的里间和祖母睡。父亲在家的这段日子，少不了和母亲吵架。一次母亲悲痛欲绝，在生死关头，父亲毅然选择了对母亲的抢救，可见父亲善良的本性。
直到家里盖起了新屋，父亲就开始年年回家过年了，而且是每次回来就要带上很多年货，什么白粿呀、腊肉呀、米糕呀。每次回来都在坳头吃晚饭，要么在华伯家，要么在他唯一的同学郑春逢家，他都要喝得半醉，我们兄弟来接他，他空着手趔趔趄趄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欲倒而又不倒，我们总是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会摔到路下去。
过年期间，就给我们讲一年来的故事。如怎样三拳两脚打倒某某无赖，怎样打猎，到过哪里哪里参观，怎样把人的病治好等等。农业学大寨那阵子，他给我们讲去大寨参观的经历。北方缺水，所住的旅店跳蚤特多，晚上睡觉只能全身赤裸，把衣服挂在天花板上，北方人基本不洗澡，早晨全家共用半盆洗脸水洗脸。他还到过古田水电站参观，说整个发电的地方都在山洞里，外面根本看不见，这些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听得全家人目瞪口呆。有一次父亲去邵武和崇安等地参观，途径坳头，我正走在五颗大树那里，父亲看见我，立即叫停了车，从车上走了下来，和我说了几句话又不得不上车了，看着浮尘而去的汽车我的眼泪便流了下来，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我们基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和父亲团聚，平常只能写写信。
过年期间，父亲做得最多的是篾工。父亲的篾工手艺十分了得，什么篮子、簸箕、筲箕、火笼等做得不比专业篾工差。他还会创造，为了我们去黄坑读书带米和菜的方便，他独创了一种扁形篮子，便于提和背。父亲做的火笼特别牢固，一个人站在上面坚不可摧。
也就是自从家里有了自己的新屋起，父亲不仅是年年回家过年，而是也承担起养家糊口的生活责任。我和二哥读中学的时候，父亲每个月给我们寄10元前，直至毕业。我在建阳读师范的两年里，他也给我每月10元钱。在七十年代，家里粮食总是不够吃，他便会给家里寄些粮票。父亲提前退休在村里负责基建的那些日子里，父亲也为家庭做了很多事。在原来木屋后面挖开一块地基，砌起了墙，盖了四间厨房，他的计划是三兄弟每人一间，老人家自己一间。不管后来的事情这样发展，他的初衷是美好的，是为整个家庭考虑，是长远计划。
父亲心灵手巧，耿直善良。读一年半的书就能算你能写，硬笔字写得极有特色，而且毛笔字也很有功底，篾器做得不亚于专业篾工。父亲的聪敏才智最显示在他的医术方面。他没有进过一天医学学校，也没有拜过任何师傅，他的医学本领全凭自己的一份爱好、毅力和智慧。他自行购买了很多医学书籍，很多都是关于草药和中药的，有的图文并茂，也有纯文字的，还有文言文的。父亲一有空闲除了看看报纸，看的更多的就是医药书籍。《论语》里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父亲将学和思紧紧联系起来，一边在书本中学一边在实践中思。我读高一那年，脚踩到开水锅里，严重烫伤。二哥同学的母亲给我挖了一种叫酸桐管的根，烤干，磨成细粉，先涂上茶油，再把药粉撒在伤处。痊愈后，不留任何疤痕。父亲过年回来知道后，就挖了很多带到徐市去，治好了很多人。后来年年回来都要大量挖这种草药带走。他说，这种药不仅可以治疗烫伤，还可以治疗其他一些溃疡病，如疱症带疹，我就亲眼看见他用这种药给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治好此病。父亲说，这种药能治好烫伤，说明它性凉，能消毒、抑菌、生肌，那就也能治疗其他需要消毒、抑菌、生肌的病。这就是父亲学与思的结合。
父亲除了会看烫伤，还会看很多的疑难杂症，什么深度浓肿、疔疮创伤都会治疗。他还会治疗蛇伤，跌打损伤。而这些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再经过实践中的学和思，就成为他的一门技术，一门为百姓解除痛苦的技术，一门他行善积德的本领。从父亲身上，我不但懂得了做人要行善的道理，也懂得了还必须要有行善的本领这个道理。父亲给人看病不会收取病人很多钱，只收一点人工费，因为采药是要花费时间的。看好一个较严重的烫伤也就收取20来元。因这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多的方便。所以当地人称呼父亲为王医生，也经常请父亲到家里做客。我在徐市工作的那几年就常常随父亲到当地农民家里吃饭，当地人都知道父亲爱喝酒，就拿出家里酿造的红酒和腊肉招待父亲。父亲也常常喝的晕晕乎乎，一路要我照顾着回来。像极了孟浩然的写得《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也因为父亲会看病，过年过节就有很多乡民送些米粿、鸡鸭、鱼肉之类的年货让父亲带回来。父亲病退后落叶归根，还有许多人跑到坳头找父亲看病。
父亲给人看病十分地认真，一丝不苟。他给人看烫伤，每天换药一次，每次换药要将原来的药用泡好的冷药水轻轻洗去，将坏死的皮肉轻轻刮干净，然后用药棉吸干，再用鸭毛将茶油涂在伤口，再用鸭毛将药粉均匀地铺撒在伤处（我给人看烫伤就没有这么认真）。给人用草药，要将草药洗净晾干，放入石臼捶打到稀巴烂。如果是我帮他捶打，都要问好几遍：“爸爸，这么烂可以了吗？”而他看看看，又用手捏捏了捏还是说：“还要打细点。”就这样要重复几遍，弄得我很不耐烦。他说打得越烂药效越好，当然他是正确的。
父亲不仅给人看病一丝不苟，做其他事情也不含糊。他担任水电工作站站长，经常有工程要做，他对任何工程的质量都十分重视。夏天，烈日下，他戴顶草帽，骑自行车来到工地，亲自查看各个工序用料、施工情况。徐市北岸石拱桥就是他亲自在他的小房间设计出来并负责施工的。我就亲眼见他在炎炎烈日下汗流浃背指挥工人作业。凡经他监管负责修建的工程质量都十分过硬，绝没有豆腐渣工程出现。父亲在工程上绝不敷衍，在平时任何一个小事上也不马虎。我曾随他去挖冬笋，他挖冬笋的方法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是看准哪有就挖下去，不断更换地点，而父亲是盘根式，只要找到一个，就沿着这条竹鞭一直挖去。这样显然费力不少，但却很有收获，在一个地方就能挖到好几个冬笋。许多村民挖完笋后就走人，不会将翻开的泥土重新扒到竹鞭上去，让马鞭暴露在天地之间，久而久之，马鞭便会死去，并且留下一条深坑，影响走路和毛竹生长。而父亲却总要把泥土扒拉到挖后的坑里去填平。如果遇到道路，他就停止，绝不会去损坏道路的，有些人只要有笋管你道路不道路。
常言道：母爱如水，父爱如山。这话不假，父亲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是沉默中的行动，是冷峻中的关怀，是着眼将来的教诲。
他在徐市工作期间，我们三兄弟都先后到过他那里玩。我和二哥一起去，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是正月。开学了父亲不放心我们路上，还亲自送我们到黄坑。我在读高二的那年，叔叔要我送猴膏到徐市去给父亲，我从邵武辗转三天来到徐市，恰逢徐市开运动会，在公社食堂用餐，伙食很好，餐餐有肉，父亲便不让我回去，买了饭票让我天天和运动员们一起用餐，那一周是我长那么大吃得最好的一周。我说学校要到新历搞农田基本建设，他就跟校长挂电话为我请假，校长本来也就很是喜欢我两兄弟，满口答应。我知道父亲是为了让我改善改善生活，让我满是腌菜、辣椒酱的胃里多装点荤菜营养营养。我回来父亲还派他的手下送我到城里帮我买好车票送我上车。其实那时我完全可以自己回来的，但父亲还是不放心，非要叫手下送我。
一年父亲回家过年，他看到我的双脚被冻得这里红肿一块，那里红肿一块，就把他唯一的一双厚厚的牛皮鞋给我穿，穿着父亲的牛皮鞋，再也不怕踩在雪地里，冰晶上了，双脚总是暖乎乎的，冻疮慢慢也就好了。
在我高中毕业后，茶师王朱德怂恿我给父亲写信，叫他提早退休，让我去接班（当时有接班这个政策），当时不懂事，果真照他唆使的话写了这封信。结果过年回来，我到坳头去接他（当年我们家住下倒水），走到万春家门口，他就停了下来，趁着酒兴讲起了那封信的问题，他讲了很多很多，总的一个意思就是人要靠自己奋斗去改变命运，而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上辈。这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终身不忘。
父亲退休回家后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母亲到别人家去玩了，很晚还没有回来。父亲很是着急，对我和大哥说：“你们两个赶紧去找找你们娘，这么迟都还没有回来！”那一次我很是感动，父亲和母亲虽然吵了一辈子的架，老了心里还是装着母亲的。
父亲一生的耿直厚道、勤勉好学、心灵手巧令我敬佩，也给了我一生很多的影响，但他酗酒成性我却颇有微词，一是他喜欢喝马拉松酒，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从中午喝到晚上，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多，但喝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徐市教书的时候，如果中午有人陪他喝酒，那这个中午我就别想休息了，因为要等他喝结束好收拾餐具，餐具收拾完，还要等他训话，直到他讲困了一头睡下，我才能离开。二是因喝酒过量很容易与人吵架，因为喝酒后容易冲动，很难控制自己的不满情绪，我就亲身经历过两次父亲酒后与人吵架做了仇人的事。更主要是因长期酗酒毁了自己的身体。父亲的身体底子是十分优良的，五脏六腑没有任何疾病，一生当中牙齿没有掉一颗，直到临终头发也没有花白。可是50来岁就患上致命的高血压、脑血栓、脑萎缩、痛风等疾病，而这些病大多与饮酒过量有关。父亲50多岁活动就不灵便，运动只能摆摆手，回家后两次坐别人的摩托车就两次受伤：一次在桐木坐亲戚的摩托车，竟然将脚伸到后轮去，坚硬的轮毂钢丝将他的后跟削去一大块；一次在黄坑喝酒后，陈继明骑摩托送他回来，在李家塘摔倒，导致右手臂脱臼和两根肋骨折断。父亲好酒闻名遐迩，凡认识他的人一提到他就说：“王有生呀，喝酒可厉害罗。”或说“你父亲很爱喝酒”。真应了那句老话，上帝给一个人一生的享受是定量的，你过早没有节制的使用，上帝会提醒你一下，如果你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当你把这些定量用完了，上帝就戛然给你放下闸门，或让你受些磨难，或接你上天堂或送你下地狱，这就看你的造化了。
父亲一生善良，只做好事没干坏事，一定是上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