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外地学校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前来北京参观、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到北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一发出，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大串联就发生了。笔者那时正在托一中高中十五班读书，亲历了这次“大串联”。按照文件规定，托一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分配给我们班6个名额。经过民主推选，白云升、王振义、杨全旺、王培英、焦运、范瑞6名学生当选为赴京代表。全校22个教学班、90名教职工共选出学生赴京代表110名，教职工赴京代表7名。10月21日，托克托县县直中学赴京代表团（代表团由托一中、托二中和托县民办中学三所学校选出的代表组成）一行160多人。在县委办公室秘书胡永福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分乘4辆大卡车向呼市火车站驶去，并于当晚8点40分乘坐由包头开往北京的学生串联专车，经过12小时的奔驰到第二天上午10时许，列车缓缓驶进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先期到达北京的何庆荣、林永坚、刘凤琴等老师与我们在永定门车站接头后，带领我们步行到广安门外体育场“首都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登记后，由公交汽车把我们一行160多人安全地接送到北京市朝阳区东郊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叫北京市房管局中学的地方住了下来。我们住的是间大教室，能容纳40多人，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草垫，大家都席地而卧。吃饭就在房管局中学的大食堂。吃过午饭后，大家兴致很浓，也顾不上休息，同学们都带上接待站发给我们的免费乘车卡，乘坐公交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留影。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城。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激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参观游览的人挤的水泄不通。在广场一个相对人稀的地方，我和王增平、白云升、王振义、王培英、焦运、范瑞7名同学合照了一张小集体相。然后顺着金水桥的桥面从天安门城门走进去。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座大门，门上面写着“端门”，又走了一气，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门，这就是午门。它位于故宫的最南侧，是故宫的南门，也是故宫的参观入口。我们来到故宫的门口，才知道故宫已经关门闭馆，这一关就是十一年。进不了故宫，我们就沿着故宫的东侧，来到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这里过去称之为太庙，曾是明清两代皇室宗庙，是封建王朝皇宗供奉祖宗牌位、年节大典祭祀先人的地方。首都大中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就在这里办公。我们挤到门口，一群学生正在散发传单。领上传单后，我们又返回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瞻仰纪念碑的浮雕。绕纪念碑一圈后，朝前门方向走去。我们小心翼翼地摩肩擦踵走到前门附近，看见一群臂戴首都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正站在前门的城楼上，不停地向下扔华丽的灯笼、吊穗等精美的古代装饰品，继而又把这些东西放火烧掉，我们看后觉得十分可惜。穿过前门，我们继续向南走去，来到大栅栏附近。这里是几股人群汇合的交叉点，大栅栏那边的人想进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人想到外面去，大家都被挤在一块，动弹不得。直到晚上七点时分，人流才渐渐稀去。这时，天安门广场的华灯齐放，天安门城楼灯光辉煌，十分壮观。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南端，望着广场东西两边的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心里无比自豪。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按照代表团领导人的意见，同学们分散参观活动。我和白云升、王振义等同学急忙乘车去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竖起了许多用苇席搭建的大字报专栏墙。大字报专栏前门庭若市，人流熙攘。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在大字报专栏前全神贯注地抄写大字报。我边抄大字报，边浏览大字报的内容。大字报里有大骂走资派镇压学生运动的；有批判工作组包办代替的；还有讽刺挖苦那些不敢造反、不愿造反逍遥自在的。大字报专栏前，有两幅对联醒目地贴在苇席墙的最上方，引来众多的围观群众。其中一幅的上联是：氦氖氩氪氙堕性十足，下联是：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横批是：一群混蛋。另一幅对联的上联是：氟氯溴碘砷活性稍差，下联是：比学赶帮超起来造反；横批是：多数革命。这可真是针尖对上了麦芒啊！正在这时，我发现有人在人群中散发传单，我拿到传单一看，内容和大字报差不多。于是，我们专门串校园收集传单。午后两点多钟，肚子也饿了。我们来到清华大学第八食堂就餐。每人一份，一个馒头、一碗米饭、一小盘炒菜，才花一角伍分钱。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先后又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参观，收集那里学生们散发的传单。几天后，何庆荣老师领着我和王振义同学专门去北京地质学院看望了从托一中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高熙。高熙同学在托一中读书时，是托一中学生会的委员，托一中著名的田径运动员。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和校友时非常高兴，他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了学院的运动，领我们到学院的食堂就餐后又到学院的资料室领取了一些传单。
参观完几所大学后，代表团又组织同学们集体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当我们来到馆区门口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为军事博物馆题写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1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先后参观了红军馆、抗日馆、解放馆、抗美援朝馆、现代馆、兵器馆、民兵馆。在军事博物馆的每个展馆中，历史的烟云仿佛重新汇聚。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从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到火药时代的大炮轰鸣，再到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弥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先烈们在艰苦的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钢铁长城，深入了解军事历史的发展脉络，增强了我们对国家、对军队的荣誉感。11月2日晚上十点钟，驻地学校接待站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说：明天毛主席要接见来京串联的师生，请大家现在就到指定的地方做好安检的准备工作。我们集合完毕后被带到学校的大操场，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检查完毕后又到学校的食堂每人领取了一份干粮：一个馒头、一个鸡蛋、一个苹果。到晚上11点半时，在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队伍来到东长安街的一个地方停下来。东长安街道上佈满了受检阅师生，大家在解放军战士的指挥下，有序地排成一块块方队，缓缓地朝天安门广场方向移动。虽然我们彻夜未眠，但也丝毫没有睡意和倦意。天亮以后，东长安街两侧突然出现了一排排举着“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来北京串联”的横幅标语。他们中有的人手中提着水壶或水桶，热情地为师生们送水，不停地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边走边唱革命歌曲，场面异常活跃。想到即将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大家心花怒放、热血澎湃。下午三点多钟，当我们的队伍行走到距天安门城楼不远的地方，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了周恩来总理喊话的声音：同学们、同志们，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请大家有序撤离现场。听到周总理喊话的声音，大家一脸茫然。等回到驻地后，接待站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天受检阅的师生走到天安门前时都想多呆一会儿，多看几眼城楼上的毛主席。前面的不走，后面的又往上涌，造成学生踩踏受伤，所以暂停检阅。
鉴于第六次步行受阅队伍出现的问题，11月10日，受阅师生的队伍改为乘坐军用大卡车通过天安门城楼的方式进行。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们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就被带到东长安街北侧的一个辟静的地方。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登上军用大卡车。每辆大卡车载有50名学生，车上有解放军战士1人作指挥。当汽车行驶到东长安大街时，我们发现：满街都是草绿色的军用大卡车，车上都满载着受阅的师生。汽车排成五路纵队，缓缓地向天安门广场方向驶去。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一路上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下午一点时分，五路大卡车整齐地排成一块块方队，一辆接一辆地缓缓从天安门金水桥前驶过。我们乘坐的是一路大卡车，紧靠天安门金水桥右侧的一方，清晰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向受阅的师生们频频挥手致意，时间大概持续了三、四分钟的样子，然后汽车就开大油门，快速地驶出天安门广场，把我们放回原地。
从北京串联返校后，我们发现，留在学校里参加运动的师生们已经很少了。多数学生、老师三、五成群结队组成了串联小分队，长征小分队乘车或徒步到北京、延安等地串联去了。我和白云升等同学商议后，决定抓住时机继续到北京以外的地区串联。我们办好了串联的介绍手续，每人到学校总务处领取了100元的串联预支费与白云升、王振义、焦运、范瑞、丁挨元、傅连智等7人赶到呼和浩特市。在呼市接待站、火车站在了两天的时间，都没有乘上开往东南方向的火车，心里非常着急。车站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说：开往东南方向的火车，从兰州、银川、包头过来时都已超员了，车上根本没有空余的空间。你们想出去串联，就往西北方向走吧。果然，前行银川、兰州方向串联的人数少。于是，我们坐上了西驰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驰，来到西北名城——兰州市。我们被兰州市接待站安排在兰州市第一女子中学住了下来。我们住的是间大教室，教室里没有固定的床位，只有用课桌和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大通铺。通铺上，置有崭新的被褥和枕头，被褥顶头缝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兰州市***单位职工”的名字。是市民和工人的私家物品。在兰州，我们先后参观了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甘肃师范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日报社，浏览了兰州黄河大铁桥和兰州市人民公园，品尝了西固城的大梨。几天后，我们在兰州市接待站和火车站办妥了去西安的火车票，准备去西安串联。可就在那天晚上，从广播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暂停串联、返校闹革命”的通知，经过商议，我们放弃了去西安串联的机会，乘车返回呼和浩特市。
大串联已经过去58年了。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事件。这个事件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怎样看，都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意味深远。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历史的车轮都已驶过，载走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