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6丙辰龙年后的12年间，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我有幸从待业青年转为七七级大学生，继而毕业留校任教，在新时期新长征的路途上前行。
进入1988戊辰龙年，我家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此前，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和妻、子三口人挤住在9平米的一间小平房内。放上一张双人床，外加大衣柜、书橱和冰箱，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了。到了冬天，靠近门口的地方还得搁一个蜂窝煤炉子，进出都得侧身绕行。所以，那几年里，我家的情景常常是这样的：平日把缝纫机的机头折转到机斗内，平面的台板就充当了饭桌和写字桌。妻子就在这张临时的桌子上写作业——当时，她正在读北京电大的审计专业。而我，则是搬个小板凳插空坐在床头与煤炉中间的空当处，捧读作品、翻看教案，备课。至于四五岁的儿子，只能窝在床上独自搭积木、看连环画，倒也乖。
这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分给我一套老式两居室——尽管是同事腾退的二手房，仍是高兴得不得了——从9平米到34平米，岂不是鸟枪换炮啦！比我还高兴的是儿子。他从小屋跑到大屋，又从大屋跑到小屋，然后站定了，大声向我们宣布：这个屋归我，我住这屋。对此要求，我答应得很爽快。毕竟，这几年，他在狭小的空间里憋屈得够呛。
哪知，没过几天的一个夜里，他突然跑到大屋，冲着我和妻子嚷道：你们不要我啦！语音中还带着哭腔。原来，开初的新鲜劲儿过去了。他一人住一个屋，半夜醒来，周遭暗黑，顿感害怕。毕竟，从小到大，一直是跟我们挤在一间屋子里的。由此，我们把大床也搬到小屋，仍跟他挤在一间屋子里，而把大屋充作客厅、书房。此后，直到儿子上初中，他才重新闹独立，将小屋据为己有。
这一年，6岁的儿子开始上学，进的是复外一小。因为妻子的工作单位就在北礼士路，离学校近，所以每天一早，都由她带儿子乘坐49路公共汽车去上学。同单位有好几个同事的孩子也在复外一小，因而下午放学后，又一起回到她们单位。那时，单位还是非常宽容的，允许儿子在她的办公室里呆到下班。
也是这一年，儿子还在晚间课余学画，由我负责送他去广外一小的美术班上课。从鸭子桥北里的住家到广外一小，走大道需绕到广外大街，再折入手帕口南街至红居南街，颇费时间。于是，我就让儿子坐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带着他抄近道，从广安门货场（当时尚外拆除）中穿行过去。晚上，货场内一片漆黑。有时，会有迎面而来的自行车，直到擦身而过时才惊觉。如今回想，仍有些后怕。该小学挺人性化，专门给我们这些接送孩子的家长开放了一间大教室，用于休息等候。男家长们往往是三五人聚在一起聊天，女同胞们则是低头织毛衣、做手工，而我是抓紧时间伏在小课桌上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论文。
到了星期天，我们总要抽出半天的时间，带儿子去外面转转。近的，就是下楼往东走两步，沿南护城河遛跶。远点儿的就去陶然亭、天坛等公园游玩。作为春游或秋游，也会带他去一次地处西郊的颐和园或植物园。印象里，水中捞蝌蚪，是那时儿子的最爱。我们不懂幼儿教育，只是希望他在一周的学习之后能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得到身心的放松。
五
2000的庚辰龙年，是世纪交替的千禧之年（据说，“千禧”这个概念源于基督教教义）。那段时间，有关末日审判、千年虫可能对计算机造成重大影响等传言充斥于网络。但所谓的节点一过，传言也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至于我家，顾不上这些传言或笑谈，因为该年7月将迎来儿子的高考。与大部分应届考生的家长一样，整个上半年，很多时候是在为儿子忙活。
学校的家长会开了一次又一次，通报高三年级备考的安排、进程与学生的情况。因为不坐班，所以每次都是我去参加家长会，聆听之余，还要与班主任做些具体的沟通，以便回家后传达与落实。
孩子忙于一模二模三模的演练，我和妻子则是利用星期天去工人体育场参加那里举办的高招现场咨询会，在若干个大学的展台前了解情况。回到家里，将准备报考的几个大学前几年的录取分数线排列出来，作为之后填报志愿时的参考。
那年，首次改为分数出来之后再填报志愿学校。本意是让考生避免盲目报考，但结果还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很多学生不敢高报，致使某著名大学的个别院系出现了报名人数、够分人数，少于录取名额的情况，不得不降分录取。当时，计算机专业最火，录取分数线自然也水涨船高。但儿子执意要学计算机，只能尊重他的意愿。结果，还算不错，考上了该领域声誉颇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原本，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是喜事，但就在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8月中旬，父亲却在早起外出散步时不慎跌倒，髌骨骨折。虽然在北大医院做了手术，但84岁的高龄，恢复很不理想，几乎无法行走，两年后即不幸去世。而且，在抬送父亲转院的时候，我又不慎扭伤了腰，从此每年似乎都要或轻或重地出现些症状。
这一年的11月，我在广东肇庆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当选为副秘书长，由此一干十多年，较为深入地参与到研究会的工作中。
这工作，有些是经常性的，比如通联。显然，新会员的发展、老会员的联系，都是较为繁琐的。但是，会员人数近千的团体，总得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在原有的基础上重制了表格，并充分利用电脑、网络，使通联变得便捷。在这一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学会的发展与变化。翻翻会员的名册，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会员们正陆陆续续地淡出研究会，其中第一任会长、副会长冯牧、秦牧等前辈已故去。无疑，元老们的离去对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来讲，是一大损失；但同时，40—60年代出生的会员已成为中坚，更有“70后”们踊跃加入，则又保证了研究会的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这工作，也有些是阶段性的，譬如办班和筹备年会。上世纪的80年代，是办班的鼎盛时期，一期学员就达二三百人。不过，等我参与进去，協助副会长邾瑢、吴思敬等老师做些组织工作的时候，已属后期。基本上是每年举办一期，为时四五天，每期人数减至数十人。因为90年代以后，各地高校都有了较大发展；加之网络时代的到来，原先作为信息之源、名家汇聚的京畿之地的优势已不明显。因此，这样的研习班正逐渐为各类专题性的会议所替代。相比较，筹备两年一届的年会是重头戏，即在每届年会前都要召开几次常务理事会，以确定年会的地点，研究讨论的议题并评出本届（过去两年间）的优秀研究成果。
毫无疑问，参与这些工作是要占用一些业余时间的。但是，这样的参与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开拓视野、深化学习的极好机会。
六
2012年，是我退休后迎来的第一个龙年——壬辰龙年。
没有了在职时教学与科研任务必须完成的双重压力，生活一下子变得从容与随意。出于惯性，有时还回学校打打工，教上几节课，但这是邀约而非指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及时间安排欣然接受或婉言谢绝。间或，起了兴致来了灵感，也会写上几篇小文章给报刊投投稿。开了博客后，更是逼着自己常上网，守着电脑敲键盘——多少也能延缓老年痴呆的提前出现吧？
此外，就是会友。因为与老伴都曾是知青，所以我们所交的知心朋友，大多是当年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摸爬滚打过的荒友。入夏不久，天已大热。适有牡丹江荒友郭其珉、马静夫妇“南巡”江浙后返程，途径北京，遂应卢富国、鹏玮夫妇之邀，与之同赴京西南旅游胜地十渡的“翠竹桥苑”消暑。
观美景，品香茗，着实惬意。曾经的北大荒战友，几十年的交情，坐在一起，自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话不谈。历尽沧桑，回顾前尘，尤让我们感慨与叹服的是座中的鹏玮女杰。20岁不到即远离京都，去北疆屯垦戍边。年近50岁时又上山创业，开发建设了如今的“翠竹桥苑”风景区。从策划、立项到设计、建设，一切都亲历亲为，让人感动与钦敬：不仅有过人的才情、智慧，更有超人的眼光与毅力。而其夫君，在自有一番事业的同时，亦成为她坚强的后盾。每逢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时，都会从城里赶来，为妻子分担接待工作的繁忙。这就是曾被耽误了的一代知青，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没有自弃；而当命运交还到手上的时候，便竭尽所能。（2023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垮了园区引以为傲的铁索桥，但他们仍在坚持，想方设法恢复经营——补记）
再就是出游——这是我和老伴共同的爱好。只是，在职时，我曾北赴佳木斯、哈尔滨授课；她则南下珠海、厦门出差。除了利用婚假，曾同去承德的避暑山庄外，鲜有一起出游的机会。现在不同了，趁着退休不久，腿脚还算利落的时候，我们携手游览了若干早已心向往之的名山胜地，为的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开阔胸襟。而这一年，我们去的是黄山。早在少年时，我就看过吴印咸任艺术顾问的彩色风光片《黄山》，被千姿百态的奇松与变幻莫测的云雾所吸引。此时，身临其境，自然是兴奋不已。攀莲花峰，爬百步梯，登一线天，上鳌鱼峰，到光明顶……沉醉在仙境般的黄山美景中。自然，也少不了在迎客松前留个影。
不过，去外地乃至外国旅游毕竟不是常态，所以日常的健身就是每周一次的郊游。或赴植物园欣赏春花；或登凤凰岭遥望秋红；即使天寒地冻，也有昆明湖踏雪的兴致；盛夏酷暑，更要去圆明园观荷。其中，最常去的地方是香山。那里，森林的覆盖率达到96%，无疑是最好的天然氧吧。徜徉于山阴道上，听鸟啼虫鸣，观松鼠嬉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勃勃生机，享受自由自在、身心放松的休闲生活。
既然已入老年，不可避免的是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于是相互陪同，去医院就医的情景亦非偶然。记得那一年秋天，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调查节目，向几千名不同行业的人提问：你幸福吗？对此，经历相异的人，给出了各自的回答。其中，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详情可见众多媒体关于2012年网络热词的报道）。而我们的感受是：老来有伴，便是幸福。
如今，已进入了2024年。72年前，我四岁，开启既京又沪的人生轨迹。眼下，孙子也是四岁，尚在幼儿园小班，没有奢求，只望他的人生平安顺畅。这又一个甲辰龙年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不可也无法预测，只能留待将来的某个时候去盘点与追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