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年，有各种说道。而我的龙年记忆，纯属个人化的。
一
1952年，壬辰龙年。适值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支援首都建设。在此大背景下，父亲赴京工作，全家随之自沪上北迁。
初来北京的人，都想见识一下紫禁城的状貌。父母也不例外，特意找了个休息日，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逛故宫。当时我仅四岁多，完全不知道旧时皇宫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对其毫无兴趣。只记得，要往返一条条过道，上下一级级石阶，进出一个个大殿，累得我死缠着父母要他们抱抱。如果说能留下什么印象的话，就是那座宁寿宫区皇极门外的九龙壁。黄蓝白紫、姿态各异的飞龙形象，让我联想起了以往听到的有关“龙”的故事。
那时的北京，远不如上海繁华。少有高楼，多为平房。春天风沙大，冬日透心凉。刚开始，想跟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儿玩，却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好在环境使然，很快就在与小伙伴们的玩耍中学会了带儿话音的北方话，包括生活方式的北方化：老槐树下乘阴凉，冰雪路上打出溜，平常日子多面食，逢年过节吃饺子……
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彼时的记忆不可能有太多。但多少年后发现，正是壬辰龙年的举家北迁，决定了我一生既京又沪的特征。
尽管如今的我已在北京呆了70多年，但在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看来，我仍是南方人。因为，从我zh、ch、sh与z、c、s发音的区别中仍能听出不纯正的瑕疵。比如“山”和“三”，“说”和“缩”的区别，在平日口语时，还可含混一下；但若朗读篇文章，往往就暴露了咬音不准的毛病。这一缺陷，使我运用声码在电脑上打字时，常遇到麻烦。而我回到上海，即使不张口说话，其举止、衣着，气质，也都与上海本地人有异，被视为不折不扣的外地人。
毕竟，我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我的同学、我的同事，都在北京。所以在我内心，早已自我定位为北京人了。习惯于这里的气候、习惯于这里的人文环境。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原籍上海的一席之地：黄浦江、苏州河、南京路与南翔镇，偶尔也会进入我的梦乡。即使现在，我已基本上不会说上海话了，但四岁以前的记忆还在。何况，这些年里，没有少回上海，听懂一般的上海话还是不成问题的。前些日子，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繁花》，有普通话版和上海话版，而我特意选择了沪语版。潜意识里，有对家乡话的亲切感，同时也想借此强化我听上海话的能力。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年，随着听力下降、反应渐慢，我听家乡话的能力已在衰减。
二
1964年，甲辰龙年。从国家层面讲，三年困难时期终于过去，国民经济好转；就我家来说，两个姐姐先后参加了工作，也是一切向好。然而：
那年的1月21日，是个星期二，尚属癸卯兔年的尾巴。一早，我照常去上学。而母亲则因连日感冒，咽喉发炎肿胀而自行去了医院。万万没有想到，待我下午放学回到家中时，却被邻居催促：快去医院。然而，还是晚了，竟然未能在母亲生前再见上一面。因为医院的救治失当，致使我的母亲在就诊当天即离开了人世，年仅48岁。
当时，我正上初三，还不到16岁。骤然间，痛失母爱，使我无法接受，加之受凉，患上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在家躺了一周。之后，勉强赶上了学校的期末考试。我已不记得那年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但带着伤恸进入甲辰龙年是必然的。
此前，我已在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篮球班参加训练、比赛两年半了。我们西城体校队（1948年组）在前不久举行的北京市各区体校的联赛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赛后，我和队友陈道宏一起被选入了北京市少年篮球队。但陈道宏（他后来打上了专业，退役后出任国家女篮主教练时，带队获得了1994年第十二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的亚军）去报到了，我却没有去。因为，从进体校那天起，我就只是把打球当作一种锻炼身体的课余活动，毕竟校内的文化学习才是主业。何况，我另有兴趣，课余随北京画院著名画家马晋学画也已两年多了，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兼顾。此时，正好借丧母病痛宣告退出。为此，教练孔庆廉曾到我家做我的思想工作。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孔教练失望地离开时，缓缓远去的背影。显然，从他的角度，能为市队输送队员，是他基层教练的责任，也是西城体校的光荣啊！可是，我却辜负了他的期望。至今念及，仍因有负于教练而感愧疚。
转眼到了暑假，远在包头中学任教的大姐邀我去她那里度假，以便换换环境，调整调整情绪。于是，我在参加完中考后，独自坐火车去了包头。
途中，列车在某一个路段上临时停靠。只见 ：旷野里，原本忙碌的成年人，短暂地直了直腰，漠然地扫视了一眼火车后继续劳作。而十来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却都朝着列车跑来，并在十几米开外停步。牵动我神经的，不是他们的赤膊或破旧的衣裤，而是眼神：有惊诧——惊诧这奔腾的铁龙怎么会停了下来；更有羡慕——是的，没错，是羡慕——羡慕地看着列车的一个个窗口里的南来北往的旅客。有一瞬间，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看我——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人。当然，或许，他们（包括那些成年人）的眼神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年龄与阅历尚无法理解、破译。毕竟，我对全社会的了解，对京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了解，不说是零，也依然是极其肤浅的。所以，那一刻，那一幕，对我的震撼极大。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8月下旬，接到在北京的二姐打来的电报，仅两个字“四中”。那时，打电报按字数收费，所以惜字如金，之前就约定好，考上哪个学校，写上校名就可以了。我当即去买车票，第二天就登上了返京的火车。能在赫赫有名的北京四中读高中，使我信心倍增。一路上，已然开始展望三年后将会报考哪个理想的大学。彼时的我，完全预见不到，仅仅两年后，高考就被“史无前例”所废除，而且长达11年之久。
三
1976年初，总理去世；进入丙辰龙年后，唐山地震、伟人远行、十月惊雷，又接踵而至。由此，注定了这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而我在去北大荒七年之后，终于1月份困退回了北京。当时，已有不少知青返城，无业可就者大有人在。不过，那时不叫失业，而曰待业，我就是这待业大军中的一员。
蜗居家中。年龄已近30岁，无颜靠父母养活。幸好中学期间曾师从马晋先生，掌握了一点儿绘画的技艺，便想以此求取暂时糊口的机会。邻居徐大妈好心，反映给了居委会的屈主任，这才取得许可，通过街道美术组，为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画绢片。具体来说，就是：绢片由该厂统一供应，而图样则由画工自创，颜料也自备。一个图样（多为工笔重彩花鸟）画10张。规格有类似于16开、8开大小的等多种。画毕，由该厂统一落款、钤印，拿到琉璃厂的书画店销售（买者多为外宾）。至于报酬，我们画工到手的是售价（每张三四元至十来元不等）的十分之一。
想当年，“史无前例”还未结束，我这做外活儿的，计件取酬，可算是有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估计是畅销，所以总给我活儿。但没有因为畅销而给我涨报酬，却又似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通常，尺寸小的是苦活儿，因为画幅越小，越需要精细。而尺寸大的算是甜活儿，同样的构图，因为画幅大，就可以略微的粗放些。相比较，花费的时间增加不了多少，但报酬却是成倍的。然而，几乎每次都分给我的是苦活儿——谁让我是新人呢！何况！有活儿给你干就不错了，这还是仰仗“待业知青”的名头才争取到的机会。所以每月干够了30来元，保证了你的基本生活需求，就不给派活儿了。理由是，别抢了其他家庭妇女的饭碗，不符合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想开了，这样也好，有活儿，就画；来了荒友，就聚。时间从容，行动自由，还有空闲读读书或做其他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生活被突发的7.28唐山大地震所打乱。前一天夜里，我从屋角的堆积物中翻出下乡前自制的印相机，待全家都闭灯睡觉后开始洗印荒友们寄来的底片。印至后半夜，才把最后一张经过定影的照片扔进清水盆。随即，开亮电灯，仰天伸了个懒腰。就在这一瞬间，门窗俱响，屋顶的吊灯左右摆动，脚下的地面也开始上下震颤。由于有过上世纪60年代邢台、沧州两次地震的经验，所以我马上意识到：地震了！急急唤醒家人与院内邻居，聚拢到院子的中央。那一刻，应是7月28日凌晨的3时43分。
没有人说话，都紧张地仰头注视着屋顶、檐角的晃动。前后，大约历时数分钟。
当第一波地震过去之后，小院外、胡同里传来了居委会的通知，要求居民们都赶紧远离房屋，走出胡同，到大街上去，到开阔的地方去——我们这一片的居民，就住在南池子大街南头的胡同里，自然是直奔天安门广场。一路上，发现胡同里已有数间老旧的房屋墙倒顶塌。
印象里，地震的那一刹那，曾经停电了几分钟。而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灯火齐明。通明的灯火让惊恐万状的人们暂时地安定了下来。
天亮后，滞留在广场的人们开始返回各自的家。但上午7时20分与下午6时45分左右的两次余震让大家再度紧张。于是，又一次涌向大街、朝广场转移。
入夜，长安街两侧的林荫道上，布满了用塑料布与线绳临时依傍树木搭建起来的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小棚。先是细雨不停，继而大雨倾盆，摧垮了大多数脆弱的小棚。但人们仍然一家人环聚在雨伞下伫立，少有回家避雨的。
如此，坚持到29日的天明。吸取了教训的居民们开始在长安街两侧的树阴下创建、加固甚至美化避震棚了。而我家的地震棚干脆就搭建在天安门前东侧、金水河南岸的灰观礼台上（现在想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直到8月16日才撤除。
记得，那一次洗印的照片，我都没有上光。因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时有余震，白天、黑夜，多是临时地震棚里度过的，所以画绢片的工作也暂停了一段时间。（未完待续）
（说明：部分图片下载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