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马融曰：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身，守清以保其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廉洁奉公已铸成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始终在不同的时代中熠熠生辉。为宣扬廉洁理念，加强干部员工清廉文化建设，本次带来四位现代清廉人物的事迹。
廉洁爱民好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1921年春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浙江人民的衷心爱戴。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这是一间老屋，陈旧、阴暗、潮湿，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但都被他拒绝了。一次，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但明确表示“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不久，周恩来外出视察，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封严漏风的窗户，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之后秘书一算账，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尽量节约”的要求。不料，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秘书连忙检讨：“总理，是我错了……您先进屋休息吧……”周恩来气愤地反问：“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说完扭头就走。见此状，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只听他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并教导秘书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鞠躬尽瘁—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作为父亲，邓稼先非常爱孩子，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选择了“不作为”。女儿邓志典还不到十五岁时，就去内蒙古建设兵团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期间，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女儿。他给女儿带去了几听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看着女儿狼吞虎咽，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以邓稼先的“国宝”身份，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女儿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
邓稼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在生活上却从无要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给他配的专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使用；单位分给他新的住房，他坚持不搬，一直住在老旧的公寓里。他廉洁的作风，直接影响了他的子女。
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
焦裕禄，男，汉族，山东淄博博山区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习主席对其盛赞道：“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他的事迹永远为人们传颂，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焦裕禄一生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只好买来药让他吃，但他却因为药太贵，而拒绝服用。当时焦裕禄面对的老百姓还生活在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他说：“老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我们当干部的，绝不能多沾一点光。”他为了让大爷大娘过年能吃上饺子，通过表决取消了县委委员副食本的“特殊待遇”。焦裕禄有次回家看到桶里有六、七条鲜活的鱼，当他得知是鱼场送的，立即把鱼退了回去。他为一个乡亲的孩子交住院费，自己身上钱不够，便向邻居借了五块钱，让媳妇去还。多年过去，“焦裕禄精神”仍令无数人动容。
两袖清风—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省杭州市。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一方面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但是回国之路充满波折，在遭到审讯、软禁、监视等折磨后，1955年9月，终于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以及共产党人的廉洁作风后，钱学森大为感动。回顾历史，他深深感到，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无论个人有多大本事，都离不开党组织。便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艰难的的创业和无畏的登攀。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学森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用于沙漠治理。在他心中国家最重、个人最轻,事业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曾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伟人，不仅在科学领域给中国和世界留下难以估量的贡献，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廉洁是中华民族赓续千载的重要支柱之一，“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宋代辛弃疾在《水调歌头·客之久不到》中写道：“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心中应时刻高悬廉洁之剑，从先贤的事迹中汲取清廉自守的力量，纵然身处浊世之中，亦不忘本心，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愿阅尽千帆后，我们能像穿越人间的清风，简单清爽；像迎风而立的绿竹，正直挺拔；像傲立枝头的梅花，洁净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