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段笑，又名裴保国。出生于1935年，山西省曲沃县人。我的父母早亡，姐姐段秀英仅比我大几岁，我们姐弟相依为命。我十几岁的时候，姐姐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上学。1950年至1952年在距姐姐家不远的东杨村读完了绛县第三高小。毕业当年考上曲沃中学，无钱上学，后来到临汾考师范，只知道考试，不知道还要复试，没有被录取。
1953年春，大舅舅王长运帮我到陕西三原县刘官魏村，在刘学义叔叔婶婶帮助下1954年考入陕西省三原中学即今三原南郊中学初中部，1957年顺利地考上本校高中部。1960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急于工作挣钱为姐姐减轻家庭负担，放弃学业，又考上新疆电影制片厂新闻射影队。
刚进制片厂，厂人事保卫科科长梁本升，是山西阳城人，叫我先在人事保卫科帮忙管理一段档案和黑板报宣传。不久就调到新闻记录摄影队，师从韩刚志老师，韩老师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支边来的，摄影队队长是田枫，是朝鲜板门店停战协议记录者之一。厂里有很多名家，我和新四军军歌作者何士德，因住对门，关系密切，他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受益匪浅。
在厂里除老师队友外，关系最密切的莫过於左佐大姐了。左佐大是上海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支边来到电影制片厂，是我们摄影队的编导，她看到我家贫寒，能刻若学习，进步很快，对我特别关心，特意送给我一本《怎样写作》至今还保存着。
在厂两年，我拍摄过一些新闻简报，多数时间为老师当助理，也经常借调到故事片组当助理，我当过故事片《远方火星》（导演欧凡）,《他们在战斗》（导演陈刚）两部故事片助理。
1962年，时值国家困难，各省电影制片厂撤销，新疆电影制片厂也停办了。我没有了工作，也无立身之地，只好回到山西绛县续鲁村姐姐家中。1964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曲沃县北属寺村当一名农民。1965年县里招工。我被招到霍县化肥厂。
霍县化肥厂在霍县北边，靠近一个小火车站的小山沟里，每天都要到山沟里砸石头，十分辛苦。厂长叫付太元，晋东南人，是个好人，经常和我聊天。第二年春天，厂里选派工人到嘉定化肥厂实习，我有幸参与实习。
在实习期间，我多次去过上海。当年在新疆电影制片厂的拍摄经历，使我十分爱好掇影。我用一个手表在上海南京路拍卖行换了一台小型照相机，休息下就到古迹圈去玩，留下了很多照片，古迹园里照相馆师傅常夸奖我，并问我在哪里学过照相，构图这么好。一位师傅说，不要当工人了，来我这里工作，我对他笑了笑，婉言谢绝。实习结束不久，我被调住襄汾化肥厂。
在襄汾化肥厂，工作之余，我拍了工人们焊接大水包的照片，登在晋南地区工业大学大庆的会刊上，图片很大，很醒目。
1971年襄汾化肥厂投产了。厂里让我照一张化肥装车，背景是堆积如山的一袋一袋化肥。这张照片寄到《山西日报》，很快在报纸的报眼上发表出来，很醒目。这是当年秋天的事。
当年九月的一天，两个人来找我。一位是襄汾县组织部的，另一位是临汾军分区的。（当时党政还在军事管制中）军分区的人说，你就是段笑？我说是。他说厂里说《山西日报》登的襄汾化肥厂出化肥的照片是你照的？我说是。他说你明天到军区政治处报到，其他都不用管了。第二天厂里把我送到了临汾，从此又走上了新闻摄影道路直至退休。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响应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地号召。到了晋南军分区政治处报名后，丁政委说先随牟汉光司令员下一段乡，空余时间到全区各县工厂、农村拍一些照片。从此，我走遍了全区工厂农村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包括很多专题摄影。
那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山西日报》，临汾只有一个《临汾通讯》,为《人民中国》（日文）用了三组图片外大部分照片都用到展览上了。
1971年至1981年，先后在省级和临汾市从事新闻摄影活动。为照顾家庭，在我几次要求下，调回侯马市委宣传部工作。从1981年到1992年是我一生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不受约束的在省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图片，上至《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各地《都市晚报》和对外报刊。《山西日报》最少十天见一次面。我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职业新闻摄影记者。
我采访过我国数学家华罗庚、胡耀邦总書记、彭真委员长。仅1982年一年，在中央、本省及其它各省发表新闻图片400百余幅，受到临汾专区在新闻大会上表扬。我撰写的《农事活动新闻应当改進》评论，发表在《中国摄影》总107期上，受到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其生在武汉全国新闻摄影学会上表扬，受到新华总社的重视。从此全国报刋转变了对农时的报导。
回顾我从一个孤儿成长的经历，我感到，虽经风雨，终见阳光。踏平坎坷成大道，确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