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石壕吏》曾是斜刘海，再读《石壕吏》已是地中海，叹岁月苍桑，人生苦短，初读与再读的感受迥然不同。我亦然会站在史学的角度去读，而不再之前用文学的思路去理解。
全诗只是叙述了一件事，没有抒情也不作议论，却通过白描手法，表达了强烈的感情。诗人悲悯人民的苦难深重，憎恶野蛮拉丁(《石壕吏》)，但当时叛军压境，局势危急，兵源匮乏，他也劝慰被征者，“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赞颂守关者“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潼关吏》)。
这种情感的冲突，内心的矛盾，在诗人的如椽大笔之下，激荡出不朽的诗篇。六篇巨作，情感各有侧重，但一以贯之。
《石壕吏》这首诗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谓现实主义，刻画了当时，也表达或影响了后来。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后世能感知到当时，感受到当时，并感受到当今，感受到内心。抓壮丁的事，历朝历代都有，抗战期间也有，而且很严重，虽然现在避讳不太提。而人间的美好与苦难，不管以什么形式，总是存在的。
小时感受不深，长大后愈感世道艰难、人生悲苦，或者正应了那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相应地，诗歌是用来感受（感悟、感慨、感觉）的，而不是用来理解的。好的诗歌，拨动心弦，引发情感共鸣，千古回荡。而理解，是为了更好地感受，也是手段，而非目的。
安史之乱第三年，因为朝堂上错误站队，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年他已经48岁，鬓边白发横生。陕州到洛阳的路上，看到了朝廷因为邺城征讨叛军而在当地进行极限征兵的情况。
这一路的见闻让杜甫创作了不朽的诗篇——三吏三别。
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杜甫从诗中可以看到，唐朝为了平叛已经到了榨干国力的地步。
“新安吏”中政府要征召没到成丁年龄的男子当兵。而“石壕吏”一篇中更是连家中的长者都要被征召了。
杜甫一面同情人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劝勉那些被迫征上前线的人民。当未成年的男子、新婚的丈夫、已献出三个儿子的老妪、子孙已死尽的老翁、无家可归的独身汉等等广大的人民被征调时，为了平乱李唐王朝动员到了极限。
按宋代《梦溪笔谈》的说法，为了供养一个行军的士兵，需要3个民夫运送粮草物资。再加上古代国家生产力有限，必须要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力量。失去了这些基本力量，别说打仗了，整个社会先崩溃了。所以，别看古代战场动不动号称几十万大军，实际上，真正能够拉上前线作战的兵力，占全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这个比例是极限？到底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更大比例的动员呢？农民再怎么拼命生产，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也很难挤出更多的余粮去供养脱产士兵的。
唐军从关中打到河北已经式筋疲力尽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10万级别的会战打了这么多，唐军、叛军在中国北方一直持续的高强度战斗，李唐王朝居然还能挺过来。说明了盛唐留下的家底真的很厚，一般朝代这么大的叛乱肯定改朝换代了或者碎成一地了（某种程度唐朝北方也碎成一地了）。
正因为农业时代社会剩余不多。一个盛世都是靠着前面上百年好几代人的积累。所以，中国古代对征兵的要求，往往是“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二”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户人家的三个男丁，抽取一人当兵；五个男丁，抽取二人当兵。这样给农业生产留下足够的人手，防止出现粮食不足、社会崩溃的情形。
正因为高强度的战争对脆弱的农业经济破坏太大，封建王朝的大规模战争之后都必须休养生息，否则就是秦二和杨广的下场。
安史之乱前期叛军风头正盛，唐军实力雄厚双方硬碰硬战斗非常激烈。不论是嘉山之战、灵宝战役、香积寺战役、新店战役都是10万人数的会战。
但安史之乱后期，唐军邺城惨败以后。李光弼代替郭子仪领导唐军，由于前期消耗巨大，李光弼时期打的战略会战比第一阶段少多了，规模也没有前期的大，因为此时的唐朝已经不支持大规模会战了。到了763年双方都是疲态尽显，这场大伤国力的动乱在这一年结束。
杜甫此时在成都听闻官军收复河北，激动的留下诗篇。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看到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但也为这个国家能脱离战乱而欣喜若狂。他的诗文像是一面镜子，向如今的我们无保留的展示8世纪中叶那个从伟大掉落到衰微的时代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