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精神永放光芒 ——重温样板戏《龙江颂》有感

       先说龙江精神在当时是否太过超前。我们知道《龙江颂》的创作是有生活原型的，这就是福建漳州九龙江畔的傍山公社1960年和1963年两次堵江淹田、为别人引水抗旱的故事，甚至有文章披露，剧中每场戏的主要情节都可在当地找到对应的“原型”。其实这样的“原型”不仅九龙江畔真实地存在，放眼全国更是不胜枚举。且不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且不说大寨、红旗渠这样的知名典型其先进精神的核心就包含了“顾全大局，舍己为人”，而遍布全国的那些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更是体现了亿万农民的大局观念和牺牲精神。笔者就曾作为农民参加过根治海河的会战。那时每到冬季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会从四面八方汇聚海河工地，他们拉着板车自带铺盖，除咸菜窝头管饱没有其它报酬，而工地上却个个挥汗如雨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正是成千上万农民工的无偿付出使海河水系得到根本改善，至今还在为保障全流域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全大局，舍己为人”是那个年代干部群众引以为荣的社会时尚，是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主流意识，而形成这一崭新风貌的社会基础就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样的制度下，党和政府不用与任何资本讨价还价，不用强拆强占就可得心应手地调配资源，甚至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直接为农民解困难谋福利，因此就有崇高的威望，就能一呼百应说到做到。也正是这样的制度下，原本小生产者的农民也从集体化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始终是为他们谋利益的，而不用担心党的惠民政策会被截留甚至官商勾结坑农害农，因此就更加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更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制度下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甚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不是脱离群众、等级分明、贪腐成风……因此人们就象信任党和政府一样信任党的各级干部，而当社会需要做出牺牲时他们就会通情达理心甘情愿义无反顾。“龙江精神”正是从这样的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因此不是“龙江精神”超前了，而是当时的社会进步了，新型农民的觉悟提高了，而某些质疑者的认知还没有跟上或者根本就不想跟上。

       质疑者质疑《龙江颂》的另一点就是认为江水英这个人物太过高大完美，太理想化了。对此笔者想说，能掐会算的诸葛亮，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大观园里谈情说爱的宝黛钗，以及众多霸占文艺舞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哪一个没有被作者刻意拉高，哪一个没有被赋予某个阶级的理想，为什么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文艺就不能把新型农民——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塑造得“高大完美”一些，“理想”一些呢！当然，江水英形象的高大完美和理想化并非“拔苗助长”式的任意拔高，而是紧紧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通过合乎逻辑的具体情节塑造出来的。我们看到，面对“大旱不旱有望高产”却要“堵江淹田为别人送水抗旱”，江水英不仅坚决执行县委决定，而且胸怀大局始终把后山九万亩放在心上，甚至站在大堤望北京把堵江抗旱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思想斗争、阶级斗争有着敏锐的嗅觉并能从容应对；这样的胸怀、境界和工作水平，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显然是被赋予了理想色彩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江水英身上这些充满理想的品格又都是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的。她胸怀大局念念不忘后山九万亩，是因为她参加了县委的抗旱动员会，亲眼看到了后山河塘干枯九万亩良田遭遇旱荒的情景，作为对土地和农时有着特殊敏感的农村干部，本村又在洪灾时得到过后山的救助，因此而感同身受难以释怀岂不是全在情理之中。她心系后山发扬风格，却始终不忘本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从提出“堤外损失堤内补，农业损失副业补”，到三千亩大田和十几户人家面临被淹危险时及时组织加高护堤、转移群众甚至移栽秧苗——在作出最大牺牲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和挽回损失，这就使她的“高尚风格”很扎实地建立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基础上，而这正是共产党员、支部书记的“本分”所在。还有，她胸怀宽广有较高的境界和水平，是因为她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这方面，虽说“田间地头急用先学”这种形式是文革中才出现的，将其放到剧情发生的1963年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比如通过听形势报告或领导讲话这些在当时已经存在的形式或许更加贴近生活），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抗日战争的地道里到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毛泽东思想始终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许多“泥腿子干部”正是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和工作水平。所以，江水英这一形象在当年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完全真实的，经得起推敲的！

       当然，今天重温这部剧作笔者感觉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值得商讨的地方。比如大坝合拢后让大队长离开一线去打柴草，这样安排主观上是为江水英“让路”，也为其某些场合的“越俎代庖”提供方便，但实际上由于错过了双方正面交锋的机会也未必有助于江水英形象的塑造。特别剧情进入高潮时，由于前面的“缺席”和高潮剧情的紧迫，大队长仓促回位，其本位主义思想未能充分展露，剧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用“误会巧合”激化矛盾推进高潮，甚至用“巴掌山挡住双眼”这种外在的形式演绎两人的思想差距，这就使得作为全剧高潮的“闸上风云”并没有收到风起云涌震撼人心的效果，反而细品起来让人有些“有气无力”的感觉。其实，大队长的底线是三千亩大田，他要靠三千亩补回淹掉三百亩的损失，靠三千亩解决群众的口粮和种子，甚至还指望三千亩继续争得高产红旗------这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况且龙江大队已经落实县委决定为堵江抗旱淹了三百亩高产田损失了一窑砖。大队长作为“当家人”，责权利都让他有相当的理由和能量为保住三千亩据理力争，而支部书记则站在堵江抗旱大局上，为救后山九万亩不得不忍痛再淹三千亩，这样围绕“三千亩”一场尖锐激烈的思想冲突就在所难免。因此，只有充分展开这场冲突，把冲突写深写透，写出大局观念战胜本位主义的必然，江水英的高尚品格才能闪耀出应有的光彩。这其中，真正能够触动大队长心灵促其思想转变的，恐怕主要的还不是“登高望远”的说教，不是江水英连夜组织群众搬迁感人事迹，而是当年龙江村遭遇洪灾时后山人的及时救助。因为这后山的救助所体现的不只是朴实农民的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强大优势；也只有这种具有强大优势的集体力量才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才能战胜重大自然灾害，也才能启发大队长从是非得失的比较中认识到本位主义的危害，看到牺牲三千亩救助九万亩的前景和希望，从而找到正确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有了分田单干经历的我们，恐怕要比当年的剧作者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龙江颂》一反几千年来农民卑微丑陋被踩在脚下的旧传统，第一次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光辉形象搬上舞台，是当之无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重温经典我们为剧中的“三农”形象和高尚的龙江精神欢欣鼓舞拍手称快，遗憾的是，如今龙江精神诞生的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支撑这一精神的社会基础也发生重大改变，龙江精神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回顾这一变化过程人们不禁想起伟人的那段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伟人的教导让人豁然醒悟：原来阶级斗争并不是要不要“讲”的问题，而是“谁斗争谁”的问题，特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更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的进攻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无产阶级的阵地已经被压缩得退无可退了！这，也正是我们呼唤龙江精神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呼唤龙江精神还可以从另一角度看一看：假如九龙江畔又发生了那样的旱灾将会怎样，今天的县委还会不会第一时间召开抗旱动员会，他们动员谁，用什么道理动员？龙江村还会不会象当年那样丢卒保车淹田送水？当然如果后山有钱可以花钱让龙江村照样淹田送水，但如果没钱呢，龙江村还会吗？有人会说，龙江村与后山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契约关系，要不要送水是他们的自由，他们完全可以不理后山的旱情，甚至可以趁机兼并后山的土地让后山为他们打工。显然这样做似乎并无不妥，是完全符合现在的游戏规则的，而这“规则”还是有人精心“设计”的。他们把人的私欲本能作为拉动经济的原动力，一边分田分地卖工厂取消社会福利，把组织起来的工农大众重新打回一盘散沙的原形，一边用那套实用主义理论吹响招财进宝的冲锋号，甚至强调“共产党员也是人”、“领导干部也有七情六欲”------全方位地解禁开放，刺激人们释放本能放纵私欲。当放纵的私欲象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不受控制时，他们又把“依法治国”喊得震天价响，试图用法律收住失控的“野马”。可惜结果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灵验，那“野马”不仅没能收住反而越发疯狂，以至于人民公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些人们崇尚的招牌群体都被无一例外地践踏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恐怕该从更深层次找找原因了。

       今天，我们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制度，那就应该拥有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就应该让代表社会发展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奋勇向前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龙江精神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它包含的大局观念和牺牲精神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独有的思想品格，其中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翻江倒海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巨大威力。当前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应对之策是多方面的，但找回那种曾让举国上下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的精神，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坚信“龙江精神”仍在人民心中，只要动员了群众，找准了方向“龙江精神”就会重回大地，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