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的家迁至库车县。一个充满新奇和期待的日子，三叔领着我走进了库车县第四小学。宁静的校园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只有不时传出老师的讲解声和学生们偶尔同声回答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在教务处简短停留后，三叔带我来到操场尽头倒数第二个班，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乙班”。
走进教室，三叔匆匆离开，我被介绍给了全班同学，座位在中间组的倒数第三排，同桌是一位维吾尔族女生迪丽白兰姆。第二节是语文课，老师一进教室就宣布课堂纪律：“都坐好，把手背到身后，不许讲话，不要搞小动作！”，然后，走到我跟前：“你学到第几课了？”
“第八课：《皮球浮上来了》”我一边怯生生说，一边打开书。
老师满意地点点头。不记得那节课讲的什么了，只记得下课时，老师在讲台上说：“今天你们班有一个同学，不交头接耳，自始至终都把手放在背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守纪律的学生！”老师用手一指我：“就是这位新来的学生！”
他也许没想到，我那是初来乍到第一天，谁都不认识吓的。
第二学期我们迎来了新的班主任，一位梳着两条长长辫子从东北来的女老师叫：初淑英。她带着我们完成了小学学业。
1967年，“文革”席卷而来，学校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风潮，我们四乙班，改成了四（2）班。学校还在开水房那边装了一个电铃，从此上下课再不用敲那个挂在操场上的大铁块了。
1969年，我们六（2）班60多个同学与其它五个班一同毕业了，周六全校在大操场召开了毕业典礼，这也是六年级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了。典礼结束后，大家欣喜若狂，在操场上撒欢、雀跃。然而，初老师却召集我们次日到班。许多同学（包括我）对此感到困惑，毕竟第二天是周日。吃晚饭时，我不经意地说：“明天老师让我们去教室，简直太搞笑了谁去呀”。但我哥哥却很严肃地说：“你应该去，最后也许老师会有什么事要说”。我心想去就去，肯定不会有几个同学。
星期天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路上没有一个学生，学校里空空荡荡，校园安静的出奇。当我漫不经心地推开教室的门时，刹那让我大吃一惊。班里的同学竟全都到齐了，安静的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连“报告”都忘了喊，赶紧坐到了我的位置。初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现在开始点名：巴哈、帕旦、马宏毅、刘晓玲、吴莹莹、杨建国、唐再跃、王建中、李国华、魏慈新、朱东朝、孙萍、汤秀英、沈丽敏、陈辉范、王洪、刘永功、王俊峰、纪淑荷、胡有志、陈羽、姚建中、苗建中、毕会、朱军旗… …”。我很奇怪平时都是值日生点名，今天却是老师亲自点名，她带着轻微的东北口音念得很慢，每一个名字都读得非常清晰、真切。仿佛在铭记每一位同学的成长和变化。“同学们，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度过了六年风风雨雨。我看到你们从识字开始，慢慢地长大了，长高了，懂事了。每个同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舍不得你们，你们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爱你们。” 她的话语充满了深情和不舍，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班级里充满了哽咽和泪水，后来老师也哭了，班里面较大的女同学几乎在放声大哭。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老师的话语之重，这不仅仅是一个告别，更是对过去六年共同成长历程的一次缅怀。
最后，初老师说：“同学们，大家再相互看一看吧。希望你们能相互记住，也许你们中的大多数，走出这个教室后，就永远也见不到了。”我始终没有流泪，而是默默地环顾四周，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珍惜。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六（2）班的同学们各奔前程，正如初老师所说，大多数同学再也未能相见。那一天的告别，成为了我们共同记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珍惜每一次相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会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