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父亲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穿上正装,佩戴勋章照了这张像。这一年父亲七十三岁。
经过多年的申诉,在中学同班六年的同学余潜的鼎力协助下,父亲在土地革命(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经历终于得到了认可,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党龄得到了恢复,他脱党的污名终于被洗清。
一九三五年父亲在北京汇文中学上高中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占领了北京,党组织被打散,同学们四下奔逃。余潜西去到了延安,父亲南下报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期望通过学习军事抗击日寇。在校期间,他积极联系党组织,努力开展工作,动员一名炮兵科的同学投奔了革命。他自己于一九四零年借休假之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朱总司令本人报到,回到了革命队伍之中。
然而,两年多的历史空白让父亲吃尽了苦头,不被信任,不能在重要的岗位上任职。每次运动,被审查的名单里一定有他。
这个恶名一直到他退休九年之后才最终得以解决。
想想那个年代,脱党是多么大的罪过。更可怕的是,我们可以相信并任用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人,却特别痛恨不管什么原因离开了党又回来的那些曾经的同志。父亲不但脱离了组织,还上了国民党的军校,参加了国民党(入学后自动成为国民党员),还被授予少尉军衔。
幸亏他是在抗战最为艰苦的一九四零年回来的,是回来参加战斗而不是享受胜利果实的。
父亲多年来一直压抑,不敢说话,不敢张扬,不敢抗辩,逆来顺受,即便是自己的父亲被误抓也不敢站出来解救。这让高中时个性张扬被称为演说家的他失魂落魄到了极点。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微笑。
平反之后,父亲的心情大好,欢声笑语比以前多了很多。最终,他无怨无悔,以一百岁的高龄告别了深深爱着的,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
七十三岁的父亲神采奕奕,身姿挺拔,红光满面,满头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