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常在梦中出现的年代，我家随着父亲的脚步，从宁静的拜城县迁到了库车（如今已是库车市了）。那是1963年的冬末，我们在县党校的临时住所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1964年的春天我们搬进了县政府家属院——一个挨着政府办公区，由一扇高大的红漆双扇门守护的大院。那扇门，成为了我们这些“大红门里的人”与外界的界限，也是我们孩提时代记忆的起点。
走进那扇大红门，是一片绿树成荫的世界。有两颗沙枣树长在门旁路边，每到沙枣花开的时节，大红门便弥漫在沙枣花浓郁的芬芳里。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与花香的院子里缓缓展开。
那个院子里，住着县政府机关各科室领导和相关行政人员、后勤服务以及园艺工人的几乎全体家属。县政府门前有两片果园和两个葡萄园，每当果实累累时，我们都能分到应季的水果，那份甜蜜，常常在梦里重现。而每逢节假日，工会或共青团组织总会在礼堂和院子里，举办各种晚会和娱乐节目，那是我们这群小孩子最期待的时刻。有意思的是发工资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大人们出差，没办法在上班时间领取，那就常常会在靠近办公区的地方摆一张小桌子，财务科阿姨（有时候是姚文英阿姨，但奇怪她好像是工会的）拎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由信封分好的工资，一声“发工资了！”的呼喊，听到的家属们便口口相传，纷至沓来。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二年级小学生，领工资时常写错父亲的名字，却也因此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
然而，在心底深处最为珍贵的回忆，无疑是那座被我们亲切称呼为“小黄门”的庭院。走进县政府大红门的家属大院里，还有一个小院，院门漆成了黄色，那里面是一片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我们七八户人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硕大的四合院中。对我们而言，它不仅是我们的避风港，也是童年梦想的乐园。小黄门两边有门卫室，院里是一个花草、绿树和长廊环绕的大水塘，中间的一栋房子突入水塘，水塘的形状就成了一个大写的字母Ω。沿着环形长廊的一侧是绚烂的花卉和清澈的池水，另一侧则是我们小伙伴各自的家。
记忆中，从小黄门右侧开始，是马聚元叔叔和沙金玲阿姨家，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温馨，有六个孩子和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他家里有个玻璃缸，里面养着一个神奇的“海蘑菇”，说喝泡过“海蘑菇”的水能养生，现在想来那“海蘑菇”也许应该叫“太岁”。紧挨着是阿布都县长一家，他家七口人总是和蔼可亲。走过他们家，就是计委孙庆臣主任的家，孙叔叔是河北人，总是一副温文儒雅的样子，家里有个小萝莉叫孙秀琴。走到头是县政府的两个大库房，里面存放着旧时期的遗物，包括老式猎枪和马刀。小黄门左侧，起首是政府的另外两间库房，里面存放着各个时期的杂物，从民国前的文物古董到旧政府的档案。紧邻着的是我的家，再往前是民政科王保仁科长家，他们家的大女儿王丽丽后来成为了新疆女篮的明星，名声大振。旁边是肃科长，南方人只身一人在库车，不久后调回了内地。最末端是马惠清科长家，一家五口和乐融融。
那些年，虽然左邻右舍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在这个小院里，大家和谐相处，共同营造了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园。小院的花草树木和水塘都由专职的花匠和园丁精心照料，而长廊每天都被工人们擦拭得干净整洁。在那些日子里，放学后我们会在长廊上，讲故事、玩抓石子、跳方格；晚饭后，我们又聚在一起玩打仗、玩捉迷藏。那时即使物资匮乏，生活都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情感，让每一个小小的快乐都被无限放大，编织成了我们童年最宝贵、最美好的记忆。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小黄门里变成了走资派院子，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人，拆除了长廊，拔走了花草，填平了水塘，挖开了小院围墙，那个曾经充满生机的小世界，之后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改变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