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算来，爷爷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倘若他还健在，看到如今社会的巨大变化，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倘若他还健在，看到重孙女都已经成家或者参加工作，重孙子也已经在读大学或者高中，他一定会乐得逢人便夸。
爷爷原本姓唐，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出生在江垭麻山八斗丘。爷爷的舅舅没有孩子，两岁半的时候爷爷就过继给舅舅做儿子。爷爷的过继并不顺利，因为家族里有人反对过继外甥，说是只能过继侄儿。为了这事，还打过官司。官司打赢了，爷爷才风风光光地坐着轿子，过继到三官寺水车坪南溪峪。
用现在的话来说，爷爷就是个全才。凡是当时需要用的工具，他没有一样不会自己制作。凡是当时需要干的农活，他没有一样不精通。就连阉猪他也会，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手艺。一把剃头刀，一块磨刀石，伴随着猪崽仔们几声响彻山谷的尖叫，爷爷早已手起刀落，礼成了。爷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觉得什么事麻烦，什么事不会做、不愿做，你们就把它交给我来做。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得上是文化人了。爷爷年轻时被路过的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在部队里，靠着能识一些字，爷爷的差使相对比较轻松。由于思乡心切，又听说要打仗，爷爷瞅准时机，从军营里溜了出来。凭着庄稼人对山势的判断和行军时有意的记忆，爷爷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老家。
爷爷每每跟我们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有一些遗憾：我们所在的部队并没有打仗，如果当时不回来，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军官。也有一起被抓壮丁没有跑回来的，现在他们的后人每个月还有几百元的抚恤金。逃回老家的路上，听说爷爷是八字槽门的，好心人都给他饭吃，让他借宿，可见当时的八字槽门还是有一些名声的。至于爷爷当时部队的驻地在哪里，回来走了几天时间，当时没问清楚，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了。
爷爷是个苦命人。结婚之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二，爷爷陪奶奶回娘家。十几里之外，爷爷就看到八字槽门方向火光冲天。等到他一路小跑赶回家，整个家族的房屋早已在这场熊熊大火中化为了灰烬。没办法，爷爷这一辈的的十八叔伯兄弟被迫各自择址重建家园。爷爷选择把房子建在南溪峪最里面，单家独户。爷爷房屋旁边有一大片竹园，房屋周围栽了很多果树，枇杷树、桃树、李树、枣树、柚子树、板栗树，应有尽有。
爷爷建的仍然是木房子，后来又险些被烧掉，我记得的就有两次。一次是牛栏起火，爷爷的妈妈（其实是舅妈，我们管她叫婆婆）冒着生命危险，迈着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把牛从牛栏里牵出来，然后大声呼救。火被闻讯赶来的人们扑灭，只烧焦了牛栏。还有一次是弟弟玩火不小心点燃了堆在家里做引火柴的松针，幸好当时伯爷爷住在我家，赶紧提水浇灭了。
婆婆是中国最后一批裹脚女性。我见过她的裹脚布，确实又臭又长。婆婆的勇敢行为，当时还得到了生产队长的表扬。爷爷在兄弟姐妹中最小，排行老八。伯爷爷是爷爷的三哥，是个癫子。但也不是天天癫，时时癫。伯爷爷仿佛总是晚上癫，睡梦中我们经常被他的骂声吵醒。他骂完东家骂西家，没头没脑的。伯爷爷好吃懒做，因为疯癫，爷爷也不跟他计较，来了就好吃好喝招待，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多少好吃的。
爷爷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妈妈。奶奶在我妈妈三岁多的时候就因为脑膜炎去世了，从此爷爷孤身一人，默默地承担起照顾老人、养育女儿的重担。妈妈回忆说，爷爷也曾给她们两姐妹讨过一个后妈，但终究没能长久留下来。
作为家里的老大，妈妈长大后没有嫁到爸爸家做媳妇，而是爸爸嫁到妈妈家做了招郞女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管妈妈的爸爸喊爷爷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姓曹，而我却姓杜的原因。可是问题来了，爸爸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能干人，爷爷和爸爸于是就经常闹矛盾、吵架。倒是妈妈夹在其中，左右为难。吵得最严重的时候，爷爷经常不务正业，趁着赶场给别人算命、抽彩头，赚一些零花钱。爷爷可真是聪明，学什么都无师自通，一学就会。
到慈利一中读高中后，我专门托爸爸交给爷爷一封信，劝他知足，让他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管地猪牛。爷爷确实也应该知足：舅舅没有孩子，自己是过继来的独苗；轮到自己这一代，又没有儿子；但留在家里的大女儿却给他接连生了三个孙子，而且我们兄弟仨都比较争气，尤其是在读书方面，爷爷没少拿我们向别人炫耀；爷爷的小女儿嫁到南溪峪对面唐家，也是接连给他生了三个外孙。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什么事，站在门外扯起喉咙一声喊，对面唐家就会从屋里跑出来回话。
高一那年的暑假，爸爸就开始生病，而且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卧床不起，苦了妈妈几十年。也就是从爸爸生病开始，爷爷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逢场也不再出去给人算命抽彩头，而是成天在家拼命干活，辅佐妈妈送我们三兄弟上学。一个普通农村人家，主要劳动力丧失了劳动能力，既要花钱医治，又要送三个孩子读书，那时候的困难可想而知。亲戚、邻居有的自己也不宽裕，有的有钱也不愿意借给我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
1992年夏摄于八字槽门
爷爷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即使咳嗽，爷爷也没戒掉抽烟的习惯。也许年轻时就失去了妻子，一个人也真够寂寞的。爷爷经常吃的药我还记得，叫做补中益气丸，就放在他的老抽屉里面。
一九九三年秋天，收完稻子后，爷爷就觉得身上痒，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腊月初三，爷爷对妈妈说，明天家里会来人，你就哪里也不要去。到了初四，爷爷身体越发不舒服。妈妈喊的杀年猪的屠夫还没来，爷爷就说想吃肉，妈妈只好又象往常一样站在门外扯起喉咙一声喊，让姑爷（妈妈的妹夫）赶紧去别家借些肉回来。怕肉多了切、炒费时间，妈妈只割下一小块肉就开始在锅里忙活。即使这样，还没等到妈妈把肉炒熟，爷爷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们，这成为妈妈一生的遗憾。妈妈后来才知道：爷爷说的初四家里会来人，应该就是阎王爷派人来接他。
爷爷病重的消息是叔伯堂弟发电报告诉我的。等我到了县城，又顺道去慈利一中带着弟弟赶回家的时候，爷爷已经安详地躺在了棺木中，只是眼睛还没有闭上。我想他肯定是要等到孙子们都到齐了，才会放心地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一年我大四，弟弟高三，爷爷终究没能看到我大学毕业，端上铁饭碗。
妈妈把爷爷安葬在他的老屋场，让他日夜守护着自己曾经一手建立起来的家园。这个屋场爷爷总是眷念，爸爸重新在八字槽门修了新屋之后，爷爷还守着特意留下来的两间房，住了好几年。